我一點不怪母親。因為那個年代，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好像沒有運動中國人便不知道該怎樣活下去。我就算躲過了初一，不一定躲得過十五。至於當年沒能上大學，也無須遺憾，因為半個世紀之後，我的小女兒在美國以十三歲的年齡考上了大學的少年班，算是告慰了她老人家的在天之靈。
那時我最煩的是母親老是當我小孩子，管得很多，好像我永遠長不大，所以我便執意不考上海的大學，好離她遠一點。母親要我考理工科係，還說學文科容易牽扯到政治，今後弄不好會出事；學理工至少有一技之長，將來足以安身立命。我覺得母親的思想太落後，因為她不知道學習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我之所以選擇理工，完全是因為數理化是我的強項。直到多少年以後，我才體會到母親的話是對的。隻是她那時絕對沒有料到，雖然沒學文科，我還是出了事，並且在勞改隊斷送了二十二年的寶貴年華。
五九年底左右,幹部說由於“自然災害”的影響，加上蘇修逼債，現在國家有困難，勞改隊也要實行“低標準，瓜菜代”，糧食定量要減少。勞改分子一聽說要減糧，便憂心忡忡，因為目前的定量就遠不夠吃。勞改分子一肚怨氣無處發泄，隻能去罵蘇修，政府是萬萬罵不得的。實際上，所謂的自然災害在勞改農場從來沒發生過，這是我親眼看到的。至於在全國大多數地方有沒有災害，我當時不可能知道，等到我知道那事實上不是天災的時候，中國人“非正常死亡”人數已多達三千多萬。
勞改農場不但沒遇到天災，而且糧食棉花連年豐收，連幹部都是這樣說的。為什麼老天對勞改農場特別眷顧呢？那是因為勞改農場沒有可能去辦人民公社，也沒有可能去大煉鋼鐵。大概就憑這兩點，老天爺便手下留情，沒把那自然災害降臨在勞改隊頭上了！
勞改農場的豐收並沒給勞改犯帶來什麼實惠，因為糧食都上交了。母親可能根據社會上缺吃少喝的情況，害怕我會餓死在勞改隊，便千裏迢迢背著許多食品來探望我，臨行前她寄了一封信給我，我接到信想阻止也來不及了。
勞改分子寫家信是有規定的，要麼用明信片，如用信紙則斷不能超過兩百字。這還不要緊，要緊的是書信檢查。如果每封信都要經過幹部檢查，你還能寫什麼真話呢？所以我一直在考慮用什麼方法與母親建立真正的聯係。後來想起在什麼書上看到過一個俄國十二月黨人發明的一種密信。這種信基本上可以胡編亂造，但若將每一個句子的第幾個字挑出來組成新的句子，這句子便代表真正的含義了。我把寫密信的方法詳細地寫在一張紙上，再把紙卷成像一根香煙那樣的大小，藏在無人知曉的地方。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當然是非常秘密的，就像在敵後做特工一樣。
母親來到的時候，我照例被叫到了辦公室。我擔心母親見到我會難過得不得了，因為我瘦得隻剩八十多斤了。然而還好，母親望了望我沒說什麼，也沒露出淒淒慘慘的樣子，這不禁讓我有點奇怪甚至於有點失望了。多少年之後母親追憶起這次探監時說，當時你瘦是瘦，可比起社會上的老百姓來說，還不算太差。那時候城裏人誰都瘦得像餓死鬼，鄉下更是慘不忍睹啊！
母親帶來的食品攤了一地，我真不知她一個人是怎麼搬過來的。幹事說不能帶這麼多，隻可留一部分，其餘的要帶回去。母親說不能留就隨你們處理吧！後來我隻領到一小部分，其餘的都給幹部“處理”掉了。當時我雖然對食品的需要非常強烈，但更令我忐忑不安的是如何將那寫著密信的紙卷遞給母親，母親大概從我心不在焉的眼神裏看出了問題，所以當我趁幹事不留意的刹那，把紙卷塞到她手心時，她便毫不猶豫地收進了口袋。
密信很快便生效了。母親回去後的第一封信就是用這種方式寫的，我解密後得到的信息是：“寄給你的棉鞋裏有五塊錢，藏在鞋底的蒙布下麵。”
我覺得不能再讓母親寄錢來了，也不能讓她老擔心我了，於是想出了一個辦法：每隔一年便寄幾塊錢給她。因為勞改分子每月也有幾塊買草紙和牙膏的零用錢，放在每個人的賬上。寄這點錢的作用是造成一個假象，讓她覺得我過得還不錯。這辦法還算有效，以後母親就沒有再來了。我那保存至今的勞改日記殘卷裏恰巧有這樣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