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勞改隊二十二年，母親來看過我兩次。“探監”這個角色在那“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革命年代，隻能由母親也唯有母親會去擔當。由於探監總是和“喪失立場”聯係在一起，即便是母親，也會有風險的。我的朋友錢亮的媽媽僅僅探過他一兩次，回來之後便被取消了候補黨員資格；我母親屬普通群眾，影響當然小得多。
由於省高級法院刑廳對我的判決和緊接著押送勞改農場都是那樣迅雷不及掩耳，我完全沒有可能去告知我的母親。當然即便有可能我也不會去告訴她，因為她若是知道了一定會心急如焚。不過我明白瞞是瞞不住的，母親遲早總會知道而且一定會來找我的。
十一月底，寒流早已橫掃了黃海灘塗上的蘇北利亞，我在東直勞改農場四大隊三中隊已有兩個星期了。一天我在外麵挑水脫土坯，負責管教的陳幹事派人叫我到辦公室去。還沒跨進大門，就看見了母親，因為她正從敞開的大門朝外張望。我發現她的眼眶紅了，或許是我的模樣兒嚇著了她？這也難怪，僅僅兩個禮拜的工夫，我便徹底完成了從大學生到勞改犯的脫胎換骨。實際上我並不知道自己當時是什麼模樣，因為在勞改隊，上窮碧落下黃泉都找不到一麵鏡子。我唯一能知道的是臉上的青春痘沒了，這是摸得到的。因此若幹年以後，我告訴一些年輕人，治療青春痘的秘方就是去勞改。
母親是識時務的。當著管教幹事的麵，她叫我好好聽幹部的話，努力改造自己，爭取早日回去。一會隔壁的電話鈴響了，幹事去接電話，母親立刻用家鄉方言問我勞改隊的生活和勞動情況，其實她不問也能猜到八九分。我問她怎麼找到這裏的？母親說：接到法院的判決書嚇壞了，連夜就乘火車奔南京去。你們大學的一個幹部說你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彌天大罪，我說他還是個孩子呢，能犯這麼大的罪嗎？他便把你那篇演說給了我，說這就是罪證。
演說是五七年五月底在文昌橋廣場上的民主論壇上發表的，那時我不過十九歲。演說時隻有提綱，演說稿是我應校黨委的要求整理出來的，黨委說不要有顧慮，他們絕不會抓辮子、打棍子的。可是以後他們卻印了單行本作為反右的批判材料。且不說我的演說還談不上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就算反對了也不能據以治罪呀！自八十年代我到了美國之後，從沒聽說有誰由於反對民主黨或者共和黨而被關起來，更沒聽說過由於反對什麼主義而被判刑的。
陳幹事從隔壁房間走了出來，意思是探監的時間過了。母親連忙問我需要什麼東西，我說什麼都不要，最好能寄幾本書來。
母親後來給我寄來了幾件舊衣服和一些食品，書一本都沒有。母親認為我是給書害了的，她的想法和“讀書愈多愈反動”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母親以前不是這樣的。記得我小時候她對子女的學習是督促得很嚴的。抗戰時期，父親在重慶忙於抗日救亡，除擔任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編審室主任外，還兼任《掃蕩報》主筆，同時又和鹿地亙、池田幸子等主持對敵宣傳，工作非常之忙。母親便帶著我們兄弟姐妹在老家逃難。在不能上學的日子裏，母親便找了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來教我們古文，還要我們整篇整篇地背出來。母親是大學文科畢業的。她本是從農村出來的，十九歲才來到城市，全靠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她拿到大學畢業文憑的時候已經二十九歲了。
也許因為她自己的學習之路是如此艱辛，母親便希望我能早日完成學業。解放後父親在華東軍政委員會工作，我們便有機會來到上海讀書。十四歲的時候，我剛讀完高一，就試著以同等學力去報考大學。當我自己辦完了一應手續包括體檢、準考證等即將赴考的時候，母親認為考場太遠，我年齡又太小，決意要陪我去考場。我不讓她跟我去，因為我自以為長大了，比母親能幹了。再說這又不是考小學，還要母親帶著去，給人家看見有多難為情！母親就說考場華東師大是她的母校，她是去訪問母校的。那時候我隻有一米五的個子，還沒有發育。體檢時，一個女醫生說我發育不良，另一個則讓我把嘴巴張開，像看牲口的牙口一樣看我的年齡。邊看邊說：他頂多十四五歲。
在考場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前麵是一個比我年長得多的女學生。母親對那女生說我年齡小，請她幫忙照顧一下。那女生朝我笑了笑，頓時讓我羞愧得無地自容。高考發榜的時候，我已在上高二了，因為母親不大相信我能考上大學。我剛在《解放日報》上查到我被錄取在浙江大學建築係本科，第二天浙大的人就找到我家來了，母親不假思索地告訴他們我在中學上課，這一來事情便全給曝光了。學校的教務主任杜××不僅不讓我去浙大報到，還要我寫檢查。母親以後提到這事的時候，還深為自責，說如果那年我上了大學的話，應該十八歲就畢業了，到五七年整風反右時早已走上工作崗位，不可能再在大學裏發表什麼演說，說不定就躲過了這頂右派帽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