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方工程是重勞動，照毛主席的“忙時吃幹，閑時吃稀”的教導，當然應該吃幹。然而勞改隊在日後的挖土勞動中給我們吃的依舊是早晚稀飯，隻有中午一頓幹飯。有些人便有牢騷怪話，幹部除了對這些人進行批鬥而外，還振振有詞地說：毛主席說“忙時吃幹”，並沒說一天吃幾頓幹！
一天兩稀一幹，加上又沒葷腥油水，當然支撐不住一天十小時的重勞動，於是大家對食物感到非常之緊張。中午大多數是在工地上開飯，打完了飯的空桶裏多少還剩了些飯米屑。夥房的人為洗飯桶方便，便說：誰願刮飯桶就趕快來刮！結果一下子擁上十來個人，其中兩個搶先將頭伸進了飯桶，由於飯桶很深，兩個人的屁股撅得高高的像兩隻鴕鳥。又由於兩個人在桶裏搶著刮，互不相讓，結果木桶便頂在他們頭上騰空了起來。於是出現了一個怪物：大木桶下麵長著四條腿，在工地上胡亂遊走。
右派分子和“曆反”到底是文人，一般是搶不到刮飯桶的機會的，因為體力和靈敏度都不如人，但也有些文人無行地走了別的邪門。一個南京來的副教授大概是餓得實在受不了，便趁值星替小組打菜的機會，偷偷把胡蘿卜幹往自己口袋裏塞。胡蘿卜幹少了這許多，當然會被發現，幾個小流氓便動手搜身。碰巧那兩天下雨，過道上沾滿了雨鞋帶進來的泥水，副教授被打倒在地，滾了一身泥水，活脫脫成了一個泥人。
副教授畢竟是被人打倒的，以後我還見到一個人是自己倒在泥水裏打滾的。這個穿中山裝的人一邊在泥濘的過道上爬，一邊撿拾過道上的泥巴往嘴巴裏填，我想這人肯定是瘋了。瘋了是並不奇怪的一樁事。索仁尼辛說：“這種無情的打擊，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得住的，所以難怪有許多人精神崩潰。”然而勞改幹部並不認為他瘋，說他是裝瘋賣傻，還叫人把他抬到工地上去。這個人後來不見了，有人說他死了，也有說他走了，不管是死是走，反正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徹底消失了。
瘋了的顯然是弱者，強者采取了鋌而走險的辦法——逃跑。逃跑的後來都一一被抓回來了，個別沒抓回來的，恐怕也不可能活在國境線之內。這就是幹部們常常說的：逃不過如來佛的手心。在大夥房右側的空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個或幾個五花大綁的人跪在那裏，臉上還淌著血，這些都是被抓回來的人。
有一個幹體育的老吳，在我麵前吹過大牛，如果他要逃跑肯定不會被抓到。他的話我不相信，因為那時的戶口製度非常之嚴，加上城市裏有居委會，農村裏有人民公社的準軍事化組織，一個外來人根本無法立足；即使父母和親人也不敢留你，有些人就是被父母和兄弟姐妹送到派出所的。報紙上宣傳他們覺悟高、大義滅親，這不大可能是真的。真正的原因是恐懼，因為就憑窩藏逃犯這一條，便可以送去勞改。
老吳後來真的跑了，據說是在晚上收工時脫逃的，可第二天打晚飯時我便看見他耷拉著腦袋，跪在夥房前麵的旗杆下麵，身上的繩子橫七豎八像捆粽子一樣。但凡逃跑抓回來的一定會關小號、寫交代，時間或長或短，逃跑當中作了案的肯定要加刑。因此我再見到老吳的時候已是一個多月以後的事了，見他比以前蒼白多了，人也瘦掉一圈。蹲過小號的人都知道，小號的空間僅能容膝，早晚兩餐是連麻雀也不夠吃的牢飯。裏麵的人關不了幾天就會像竹筒倒豆子，全照幹部的要求交代了，有的還會捕風捉影地去檢舉別人。這個延安時期康生發明的辦法，直到如今還是很管用。
大概是因為牛皮吹破了有點不好意思，老吳見到我便主動走過來解釋：那天晚上，我一個勁往大有舍方向猛跑，一路上還躲躲藏藏，怕人家發現。跑累了便鑽進一處紫穗槐叢裏喘口氣，誰知後來睡著了，到得大有舍已是早上八九點了，隻覺得肚子餓得慌，便去一家供應站買點東西吃。貨櫃上什麼吃的都沒有，就買了兩瓶麥精魚肝油靠著櫃台喝起來。那女售貨員盯著我看了一會，說你到外麵喝吧！待我出去走了沒幾步，迎麵來了兩個人把我攔住，於是我就進了派出所。幾個小時以後，農場來了一個幹部和一個解放軍，先用麻繩把我綁得死死的，又用皮帶狠抽了我一頓。
老吳講到這裏我才明白為什麼抓回來的人頭上臉上都是血。老吳說他後悔買那兩瓶麥精魚肝油，如果不買魚肝油就不會被他們逮到。但我相信老吳即便不買那兩瓶魚肝油，也會被抓住的。你逃得出勞改的小圍子，難道逃得出外麵的大圍子？
老吳逃跑是走陸路的，也有自認水性好，直接泅渡東南麵的中山河，這樣更省了擺渡的麻煩。不過走水路的也鮮有成功的機會。一天中午看見夥房旁邊躺著一個死人，此人雙手握拳，肚皮腫脹，死狀甚為恐怖。聽夥房的人說，他就是替大家理發的那個人稱“小剃頭”的勞教，在逃跑時淹死在中山河裏，剛剛才打撈上來。
我從沒想過逃跑，首先是我沒有這本事，其次我不相信能逃得掉。我的優勢是年紀輕，要耗歲月還能耗得起。慈母探監慈母探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