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便要照相，我當時犯了疑：這麼個鬼地方還有夜間照相設備？因為那時候照相機是很稀罕的東西，更不要說帶閃光燈的。不一會見大夥房那邊有人提了一盞馬燈過來，到小褚身邊就停住了，小褚一伸手把馬燈接了過來，再一換手便將馬燈提到差不多齊臉的高度，於是有人叫：“再舉高一點！舉高一點！”這時候我才看清了小褚的臉，也同時明白了照相的全部含義。
隊長接著說：“還有人抬一趟棉秸歇了三四肩，說是什麼大學生，這不是消極怠工嗎？今天暫時不點他的名。人要臉樹要皮嗎！”不用想就知道是“三進宮”彙報的，而且他把他自己要歇的肩全算到我賬上了。後來聽人說“三進宮”是個勞改精。勞改精是罵人的話，意思是勞改到了成“精”的地步。大的方麵，勞改精們知道怎樣打別人的小報告，怎樣討好幹部，以便撈個看工棚、搓麻繩之類的輕活幹；小的方麵，他們會想辦法拖到最後去打晚飯，晚飯是胡蘿卜玉米稀飯，因為硬飯團子都沉入桶底，所以大家喝稀飯，他們卻能吃到半幹半稀的飯。
訓完話隊長又講：“今後鋪頭上不準亂放東西，所有的箱子和行李都要交給管儲藏室的姚××保管，也許有人不放心，怕他貪你的汙，我擔保你的汙他是不敢貪的。”貪汙這個詞還能這樣拆開來用，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幾天過後我被調去修理監房。在那裏遇到先我而來的蔣虹丁和沈照枬等人，他們原是省級機關的幹部。據說他們是先打成右派，後來又以曆史反革命的罪名押送來的。這些年長一些的右派由於在國民黨政府做過事，因此便成了右派兼曆史反革命的“兼職右派”。
修理監房全靠就地取材，因此主要的建材便是泥巴、麥草和蘆葦。修房子的首要的工作是脫土坯。我們得從很遠的地方運泥土和麥草進來，然後挑圍河的水來和泥。圍河已經結了薄冰，我們赤著腳往泥水裏踩，腳掌凍得通紅。大家都說這是改造自己的大好機會，我當然不可能有異議。
勞動我還能勉強撐得住，生活久而久之也習慣了。我身邊睡的是個髒得要命的叫花子，我還記得他名字叫趙玉榜，但睡久了便久而不覺其髒了。偉大領袖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當時最令我苦惱的其實也就是精神上的，於是很想看點書。我行囊裏有一部《克魯泡特金自傳》，巴金譯的，是我被捕時湊巧裹在行李中的。為避嫌，我將封麵撕了。可看不了幾次還是給幹部沒收了。我估計準是有人打了我的小報告，因為這裏的幹部絕大多數是複員軍人出身，文化水平很低，哪會知道克魯泡特金是個什麼人？
有一晚特別冷，睡到天亮被窩裏都沒半點熱氣。夜裏好像做了一個夢，夢裏又回到了久違的校園，校園裏集合了許多人，四下裏都在吆喝：“南京大學的到這裏集合！”“南京工學院的到這邊來！”“航空學院的統統過來！”
一早聽到鐵板響，我一骨碌從床上爬下來，睜開眼，迷迷糊糊看到監房裏都是人，過道裏擠得水泄不通。有的身穿厚厚的棉衣，脖子上還係著圍巾；有的裹著大衣，領子豎得高高的。我剛要去拿洗臉盆，一隻戴手套的手拍在我肩上：“你怎麼也在這裏？南京那邊傳說你發配到新疆去了！”他是南京工學院的薛仲麟，動力係熱能專業的學生。薛仲麟告訴我，自我被捕之後南京的高校都停課了，右派全被送到××水庫勞動去了，接著又宣判他們這些人勞動教養。據說這首批包括高校和省級機關在內一共判了一百零八個人。他們是昨晚乘船來的，由於寒流來襲，氣溫陡降，這一百零八將站在寒風裏凍得手腳都麻木了。這一趟勞改之旅不啻是他們發配蘇北利亞，開啟勞改生涯的第一課。
我拿了臉盆趕緊去圍河邊洗臉，河水結了冰，我找了塊磚頭在冰麵上砸開了一個大窟窿，舀了半盆水洗臉，水裏有數不清的浮遊生物。我猛一抬頭，遭遇到岸上兩個人的目光。其中一位是南京大學力學係教師董爭平，據說他是南大學生“雷戡二十條”的幕後推手；另一位是江蘇省文聯探求者集團的青年作家陳椿年。他們都在一九六二年初短暫的寬鬆時期遣返回去了，可惜不久又以企圖逃港為名遭到逮捕，直到“文革”後的七九年，才從青海的監獄裏放出來。
隨著右派和其他勞教分子的陸續到來，勞改中隊重新編組，有好幾個“曆反”和右派以及兼職右派都編到與我同組，這一來晚上的學習便熱鬧起來了。有些人每晚都要把自己痛罵一頓，說自己如何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黨，直到把眼淚鼻涕全都罵了出來，還怕罵得不夠深刻。更有人非常動情地說，共產黨打右派就像母親打孩子，全是為孩子好啊！一個年紀大的甚至說共產黨反右就像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是忍痛斬的呀！大家講的都情真意切，令我不能不信。不過我還是有點疑惑：我當時正好二十歲，而這些人的年紀都比我大得多，怎能自稱孩子？還有馬謖挨斬是因為丟了街亭，可我們丟了什麼？再說馬謖死了，諸葛亮答應照顧他的妻兒老小，而我們的父母妻小非但沒人照顧，而且誰都不敢和他們接近。
這種熱鬧場麵不久便偃旗息鼓了，因為冬季水利工程已經開鑼，具體說就是開挖三排河。那時候中國的水庫、排河、鬥渠、農渠等等都是靠肩挑手挖挖出來的。在中國數千年的農耕社會裏，冬季一向是農閑時節，農民們辛苦一年之後，借以休養生息。曾幾何時，農閑已經被農田水利的繁重勞動完全取代了。這許多遍布全國的大小水利工程，其實多數是所謂長官意誌的產物，與有無水利效果並無多大關係。在勞改隊我們常常在做挖了又填、填了又挖的工作。有一年冬季，幹部叫我們挖了幾條排水渠，次年又要我們填掉，換個地方再挖。如果是現在，我可能猜想是出於風水上的考慮，不過當時的幹部還不懂風水，因為風水屬於“四舊”。這種不斷挖土填土的勞動又好像是在效法東晉的陶侃搬磚，然而陶侃搬磚多少有強身健體、居安思危的考量，挖土填土則不知是考量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