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美國搬過好幾次家，扔過許多東西，但有一塊巴掌大的玻璃板，我始終舍不得丟棄。其實它並不是一塊普通的玻璃,而是貨真價實的照相底片。五十年代的中國，照相膠卷奇缺，玻璃板便成代用品了。我問過許多家照相館，都說這底片早失效了，無法印出照片來。但我心有不甘，指望有朝一日會有奇跡出現。
如果真能印出相片來，這相片裏的人應該是剛滿二十歲的我，而背景則是一個圓形拱門和遠處的一座白塔。我本來確曾保有過這樣一張照片，並帶著它遠涉重洋，可惜後來日久受潮，變成了白紙一方。
照片是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拍的，我之所以記得如此清楚，是因為前一天正好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節，而我就是這天下午在東南大學（南京工學院）大禮堂開大會時被當場逮捕的。此前我雖有過一些思想準備，但對這突如其來的逮捕還是有點愕然。一是當時在全國範圍內還沒聽說有哪個右派被捕，二是政法部門連一次都沒找過我，三是開大會前沒透露任何風聲，幾千名同學一直枯坐到省高級法院刑事庭的人上台宣判才如夢初醒。
“宣判”成了逮捕我的唯一法律手續。罪名就是給所有右派早就定好了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同樣的罪名竟然適用於上百萬的中國人，這不能不創吉尼斯紀錄。索爾仁尼琴說：“逮捕，這迅如閃電般的當頭一棒，不消說，意味著你生命瀕臨破碎的致命關頭。”是的，我的生命就在宣布逮捕的這一刻破碎，破碎在剛滿二十歲的年齡。
當我跟著一大群同學走進大禮堂時，一開始沒有感覺有什麼異樣。記得我是在禮堂的樓下後排就坐的。這禮堂有三層座位，為前中央大學所建，一直是校園裏最雄偉的建築，尤其是它那半球形的銅頂，以鶴立雞群之姿傲視周圍的所有房舍。
與往常不同的是講台上空無一人，等了差不多十分鍾以後才有一個女的上台說：“會議的主人還沒到，請大家耐心等一等。現在讓我們先唱一隻歌——《鎮壓反革命》吧！”這歌名頓時觸動了我的神經，“莫不是要對我動手了！”我立刻產生了這樣一個念頭。坐滿了三層樓的同學們顯然還沒有覺察到這個危險的信號，不但沒有人唱，而且上上下下一片哄鬧起來。那女的便說：“那就唱《我是一個兵》吧！”
正在此時，一個手持文件夾的人出現在講台上，主持人立即宣布：“現在請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李玉光同誌宣判！”我不知道我是怎樣記住李玉光這個名字的，其實我並不計較這個人，如同我不計較那些押送過和監管過我的人，因為他們隻是履行公事而已。
不知是什麼神奇的力量一刹那間便讓整個禮堂靜默下來。李叫了我的名字，我便站起來。這時候偌大一個禮堂靜得有點可怕，似乎裏麵的幾千號人一下子沒有了生氣。我沒有想到怕，因為我壓根兒來不及想這些。我下意識地沿著過道向前台走去，禮堂裏唯一聽得到的是我的鞋子拍打水泥地麵的聲音。
宣判的人照本宣科，聲音很平靜，一點沒有疾言厲色的樣子。他肯定感覺到了站在他麵前的不過是個二十歲的文弱書生，一點不像判決書裏所寫的“反對共產黨，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罪魁禍首。宣判前，我還是電力工程係四年級學生，誰也想不到一個人的命運會在頃刻之間拐彎。
當我被押出禮堂，剛剛還是陽光燦爛的天空開始下起蒙蒙細雨，我不敢說老天在為我哭泣，因為我沒有那些手握生殺予奪之權的人那麼偉大。同學們默默地聚集在禮堂周圍，從他們的眼神裏，我知道大家在為我送別。幾個打手一邊呼口號，一邊在我後麵推推搡搡。我聽到圍觀的人群裏有人喊：不要推他！
半夜裏，一輛囚車押著我駛出了南京城，在細雨中透過昏暗的街燈，我對著熟悉的大禮堂圓頂和路旁落葉滿地的梧桐樹，投去最後的一瞥。此刻我遠沒有想到這一去就是二十二年。囚車把我送上一列北上的火車，兩個公安將我夾在中間。我不知道他們要將我押往何方，雖然去哪裏對我都並沒有什麼兩樣。
火車到達一個大站時，我們下了車，我認出來是鎮江，等擺渡到對岸的揚州時，天才拂曉。聽兩個公安說，長途汽車脫班，隻有下午的票，現在無處可去，不如到附近的瘦西湖去耗時間。這兩個公安對我並不凶，如果一個去辦事，隻剩另一個單獨看守我，就更和善了，照當年的政治術語來說便是“喪失立場”。
那天早晨天氣格外陰冷，瘦西湖冷冷清清，看不到一個遊人。我陡然看見在一個圓拱門處擺著一個照相攤，立時靈機一動：何不在此攝影留念？正好一個公安找洗手間去了，另一個則在打盹。我快步走到拱門前招呼照相的過來拍照，那公安則裝做沒看見。拍完照還得留下地址，因為在那個年代，照片是隨後寄去的。然而此時此刻我連去哪裏都不知曉，這地址如何填寫?我突然想起在醫學院讀書的一個女同學，何不將這照片寄給她呢？也算是個無言的告別吧！
長途汽車在塵土飛揚中向北行駛，向北是我感覺出來的，因為氣溫愈來愈低。到晚上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汽車才停在一條河邊。一艘小船把我們擺渡到對岸，聽艄公的口音像是蘇北地方的。當晚投宿在一家茅草旅舍裏，一床又窄又短的蘆花被讓我凍得直打哆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