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來看到十字相交的兩條泥巴路以及周圍破敗不堪的茅房頂上積滿了厚厚的一層霜，後來我知道這個地方叫大有舍，是瀕臨黃海灘塗的一個蘇北小鎮。公安找來幾輛自行車，本地人叫它二輪車，是當地載人運貨的唯一工具。我們分坐在二輪車的行李架上，經過大約兩小時的顛簸，到達了一排青磚平房的所在。公安進去不久，門口出現了一個士兵。一個公安把我叫到一旁：“我們要走了，你好好照顧自己吧！我想一年半載就會回去的。”他顯然是在安慰我。兩個公安至此算是交差了，接下來便由這個士兵押我去下麵的勞改隊。士兵和我相互對視了一下，我注意到他身上背著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槍。
因為是押送，我得走在前麵，聽他的命令向左轉、向右轉。我前方的視野無比開闊，腳下是泛著鹽霜、長滿蒿草的鹽堿地。我們默默前行，看起來像是在上刑場。實際上，我此時的心情特別平靜，甚至有一種到家的感覺。連續幾個月的批鬥，輪番的疲勞轟炸，已使我筋疲力盡，到現在至少已是塵埃落定，不管前麵是刀山還是火海。
記得從前在小學上圖畫課時，老師對我們幾個頑皮的學生，施行一種“上鍘刀”的體罰，所謂鍘刀不過是一扇缺少鎖止彈簧的百葉窗。老師將窗高高提起，把我們的頸脖子按在窗台上。老師一鬆手，百葉窗便重重地砸在我們的脖子上，砸得其實並不很重，難熬的倒是等待落鍘的那段時間。
現在鍘刀已然落下，眼前的這番景象給了我這樣的幻覺：無邊的荒野，荒野上長滿了刺刀，我在刺刀叢中踽踽獨行。
“你是什麼案由？”士兵終於打破沉默。我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案由”二字，一時反應不過來。
“你是犯什麼罪來的？”士兵換了一個說法。
“右派！”士兵不語了，也許他在琢磨著什麼，可惜我看不到他的臉。
“向左轉！你多大啦？”
“剛剛二十，上星期才過的生日。”我立馬覺得講生日是多餘的，我們那個年代通常不過什麼生日，何況在反右運動的當口。
“咱一般大，我比你還大兩個月。”士兵的口氣明顯地柔和起來，兩個人的界線似乎因為同齡而消失了。
“你才這麼大，怎當上右派呢？”
“我是在學校劃的右派。”
“你是大學生吧？”
“是。”士兵又沉默了。四周靜悄悄，在這渺無人跡的曠野，唯一能聽到的是兩個人的跫音。
“向左轉！”走過很長一段時間，士兵又發令了。“我想告訴你，到了勞改隊以後，不要亂說話，要靠攏政府幹部。你讀過這麼多書，國家還是需要你的。我想一年半載會回去的。”這是他唯一能夠提供給我的忠言了。
“一年半載”，連我自己當時也是這麼想的。對於我們這些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來說，誰能想得到以後的政治鬥爭愈來愈嚴酷，而且一個接一個地永無休止呢！
我眼前隱約出現房舍了。在一排青磚平房的對麵是一個土圍子，高高的圍牆擋住了我的視線，完全看不到裏麵的情形。士兵不再言語了，向右拐過一個彎以後就到了青磚瓦房的前麵。從裏麵走出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士兵遞給他一個信封，便倏地轉過身給了我一個微笑，這微笑像是帶了休止符，在他略顯稚氣的臉上一閃而過。
後來我就在這塊地方度過了二十二年的勞改歲月。這二十二年，我是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熬過來的。偉大領袖說過：“共產黨的政策是給出路的政策。”我想隻要堅持活下去總會有出路的。曆史真會嘲弄人，領袖生前並未兌現他的承諾，反倒是他的離世給了我一條活路。
一九七九年秋季的一天，我裹著勞改隊的黑色破襖回到了南京。南京的景物依舊，紫金山巔仍是雲霧繚繞，玄武湖容顏未老，路旁的梧桐還是落葉滿地。夜晚我走在南京城寬闊的馬路上，想起昔日的苦難，想起在苦難中死去的許多難友，一種莫名的悲哀油然而生。
右派改正後的一天，我在上海找到了當年在醫學院讀書的女同學，此時她已是一個母親了。在她那裏，我第一次看到我當年在瘦西湖的留影，不無感慨地問她：“當初突然收到這樣一張照片時作何感想？”她說：“起先確是大惑不解，因為你被捕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怎麼可能去遊瘦西湖呢？後來我仔細揣摩畫麵，便一切了然於胸了。你看，那籠罩你全身的圓形拱門不正象征著牢籠，而那後方的白塔不就是鎮守牢籠的崗樓嗎？”
像“達·芬奇密碼”般，這張照片竟也隱含著這許多信息，而她的準確無誤的解讀，至今仍令我感動和歎服。我進了勞改圍子我進了勞改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