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這個來廣州不久的外鄉人因訪友第一次去到造幣廠。那年國家剛渡過3年經濟恢複時期，準備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建設人才奇缺，政府號召技術幹部歸隊。我所在的單位裏有老姚、老蔣、小周等幾位同事屬技術幹部之列，幾年前一心想拿槍杆子的手，此時又激動地摩挲著要重操舊業。在他們被集中在造幣廠裏進行學習、審查與等待分配時，我去探望過。我是搭乘機路公共汽車去的。那時，廣州市內隻有幾路公共汽車，7路車是環線，從長庚路北口起，經豐寧路、一德路、泰康路、萬福路、越秀南路、越秀中路、越秀北路，到越秀橋近旁的豪賢路口止。這個馬蹄形的路線，基本上環繞了當時最繁華的街區，可稱為當年的“內環”。我從單位附近的豐寧路上車，到豪賢路下車，幾經詢問，找到了造幣廠。院子很大，有許多老樹和一排排不中不西的二層青瓦樓房，樓牆大都布滿水痕與青苔，斑駁陸離。離大的石栗樹在半空拍打著青光油亮的葉子，我差一點誤認它們為北方秋野中的老白楊。老姚他們住在二樓，此刻即將走上建設崗位的他們，言談中難免流露出任重道遠的豪情；憧憬著如蘇聯電影般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場麵，誰能不熱血沸騰？後來，學水利的老姚，分配去治淮；學生物的小周，分配去作商品檢驗；老蔣卻被退了回來，這無疑對最希望離開原單位的老蔣是個沉重的打擊。40多歲的老蔣，在當時的幹部隊伍中，算是個“老頭”了，那年我19歲，可想而知他在我們眼中有多麼老。我看過他的檔案，他的經曆很曲折。他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獸醫係，回國後，在省內辦起了第一獸醫醫院。抗戰初，他奔赴延安，因精通日語，被調到晉察冀邊區做日俘工作。不幸的是，他在一次轉移中被俘，後到了國民黨的部隊，解放後由延安時的老同事推薦，重新參加革命工作。他一直處於被審查的地位，心情壓抑，本想通過技術幹部歸隊發揮一技之長，不意這個願望卻很快破滅了。回單位後，領導沒有安排他的工作，他整日鋪開整張的圖畫紙，伏案畫牛、馬、豬、羊解剖圖。他畫得很好，肌肉、脈絡、骨骼紋理清晰，比例準確，如印製的一樣。我為他惋惜，曾向領導建議把他調到食品公司獸醫科去，卻被領導狠狠瞪了幾眼。“此時無聲勝有聲”，我這個小小的人事幹事不敢再造次。我勸老蔣去教書，他苦苦一笑說：“誰會讓我去教呢？”此話也是，誰會讓站在人民教師的神聖講台上呢？後來，當我離開那個單位之後，聽說老蔣遣送回鄉了。以後的幾十年再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世事難料，如果他一直在辦他的獸醫醫院，他這一生又將若何？
想不到我與造幣廠的情緣末了，後來竟在它附近居住了近20年之久。
1961年我以戴罪之身，輾轉從海南、番禺、從化等地的農場回到單位，經過朋友們的一番努力，單位終於安排我在一幢小樓的天台上住下。天台樓梯口有一間5平方小屋，足可供我容身。能有這樣的居住條件，真令我喜出望外了。這幢小樓在大東門至越秀橋的那段越秀北路上。越秀北路橫跨德宣東路與造幣左路連接處，成弓形延伸到小北花圈。越秀橋往北那一段，多為一幢幢式樣別致的別墅，二層或三層，露台寬闊，鋼窗落地，一派歐陸風格；樓與樓不相連，中間尚有農家菜畦，不乏鄉風野趣，是一些領導住院的地方。越秀橋往南這一段，比較市井化，但也有一些被廣州人稱作“石屎樓”的小樓穿插其間。這些小樓多為石米批蕩或紅磚砌牆的西式建築，似北段餘韻未了，延續至此。我住的小樓就是其中一幢。小樓裏除我之外，還有老李、老鄺和一個老同誌。那個年代有那個年代的住房特點，也就有那個年代特有的鄰裏關係，於是一場寸土必爭的持久戰，就以老同誌為主導在小樓內展開了。老同誌姓古，平日人稱古老，因其資格老，有時候人們當麵又尊稱他為老同誌老古，這稱呼不順口，但老同誌順耳；因其常以居高臨下的心態對待小樓的居民，大家背後常稱他阿爺或古爺；雖係調侃，卻頗能說明他在小樓裏眾居民心中的地位。古爺身材瘦小，麵皮青白，濃眉淡目，薄唇緊閉，是個陰沉人。原本住在小樓裏的是一位廳長，後來廳長調走，負責辦公室的古爺，近水樓台先得月，當仁不讓地搬了進來。咱的資格比廳長還老，他住得我為什麼住不得？當時沒有人同古爺理論。不意未過多久，開展“小三反”運動，就有人對古爺提意見了。他是在1952年那次“大三反”中吃過虧的，接受教訓，光棍不吃眼前虧，迅速主動作出反應，高姿態地主動讓房。於是安排進來的老李、老鄺，之後不有我。我住天台，老李、老鄺各在二樓住一個房間，古爺住二樓一部分和整個一樓。我與老李、老鄺兩家關係親密，對古爺隻能是敬而遠之。老資格的古爺不斷犯些生活問題“小節”錯誤，不斷受批評，一時也顧不上我們這幾家，小樓內倒也平安無事。直至文化大革命一起，騰地一把火就在小樓內呼喇喇燒將起來。老同誌老古覺悟高，堅決緊跟毛主席鬧革命，串連十幾個老人成立了一個司令部，打出了革命造反的旗號。說幹就幹，他們拿出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精神，接連采取了三個革命行動：一、造市委的反，強烈要求市委支持革命老將的革命行動，給經費給辦公地點；二、支持“小將”封《紅衛報》（即《羊城晚報》）；三、在小樓門口正式掛上“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牌子。我們的古爺成了1號服務員，一時為小樓爭光不少。
據說，“1號”率領眾老將攻勢淩厲，主持市委工作的領導同誌招架不住，條件一一照收，並付諸實行。“1號”從清理陣地開始，連“勒令”都懶得寫，命令我、老鄺、老李立即搬家。區別就是政策，注意掌握政策的“1號”，對待我們三家也是有區別的：我由天台搬樓下，老鄺由二樓搬汽車房，對他最痕恨的老李一家，則堅決予以驅逐出境。老李是個有戰功的硬漢子，不搬，市委要單位和居委會給老李說，兩個月前“小將”串聯時，古爺就鼓動外地“小將”抄他的家，說是他愛人有港澳關係，被居委會做接待工作的人勸止了。如今老古成了“1號”，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還是搬吧。扁頭媽雖說沒有什麼文化，十幾年居委會工作練就的一把嘴，竟把老李說服了。古爺給予我免除驅逐出境的優待，是有原因的。我幫他寫過一首《長征》詩。
與破“四舊”同時，全國掀起了一個“紅海洋”運動。各界人士包括居民為了自保也為了緊跟運動步伐，紛紛用紅油漆大刷標語、大刷門麵。我是這場“紅海洋”運動的參加者，並由於我所在的單位本身經營紅油漆，要把全國都塗成紅色，油漆廠沒有那麼大的生產能力，紅油漆成了奇貨。記得有兩個人坐在我們單位三天不走，說是縣委書記交待的，不帶回一小桶紅油漆不能回去；說是“小將”們已圍住縣委大門，沒有這一小桶紅油漆將縣委大門油紅，縣委大院屬延安還是屬西安就成了大問題，縣委書記就要被揪！可見形勢之嚴峻，紅油漆之重要，紅油漆簡直成了製造革命標簽的魔術師！一天，古爺看到我提著紅油漆桶回到家裏，幾分神秘地招呼我出去，說是商量個事。原來是央我在正對大門的一幅樓牆上，書寫毛主席的《長征》詩。革命行動，何需商量，兩人立即行動起來。原來，白天他已將那幅牆用石灰粉刷過，於是拉來電燈，搬來桌椅，我爬將上去用紅油漆規規整整地書寫了全詩。我的仿寧體寫得不錯，寫好後，古爺遠看近看，大加讚賞。之後有朋友來訪，他總將朋友帶到牆下複誦一番，古爺那時可能尚未想到出山，也許已在觀測風向，運籌帷幄，豈料想風雲際會，僅過兩月，竟呼喇喇拉出一支隊伍來。
聚集在古爺旗下的，也隻十數個老人，不能算一支大的隊伍，但名號嚇人。十多個老者一夜間脫下呢服換上了灰軍裝。至於這些灰粗布軍裝是怎樣來的，一直是個謎。灰軍裝配上紅帽徽、紅領章，自然閃現出幾分當年的神采。我發現那五角星紅帽徽和長條紅領章都是用紅紙剪的，有幾分不雅，便問古爺為什麼不像當年紅軍那樣用紅布剪製而成，古爺非常嚴肅地回答：這是政策，政策就是區別，就是界限。他說他們的造反司令部畢竟不是當年的紅軍，所以在著裝上要注意有所不同，以避冒充紅軍之嫌。所言極是，令我不能不佩服。自從當了“1號”之後，古爺言必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古爺是很講政策的，他說他成立造反司令部，主要目的就是向“小將”們宣傳黨的政策，在造反派內部影響造反派。紅衛兵封《紅衛報》（原《羊城晚報》）的時候，他跑去講話，剛好我下班路過那裏，便停下來站在圍觀的人群中看熱鬧。他登上路邊一個貼標語用的殘破長登，在一陣混亂的掌聲和歡呼聲中揮舞著手臂，表示堅決支持“小將”們的革命行動，引用最高指示，再次提醒“小將”們注意政策與策略，把《紅衛報》的走資派和廣大工人群眾區分開來，講得有聲有色。看著他意氣風發、揮斥方遒的神態，與作為鄰居的那位老同誌老古真是判若兩人，對於他多年前曾經“英明”過的傳說，始信矣。不過，對他所說的區別，又有點生疑。何謂走資派，如何鑒別？好像他發現聽眾中有人對他的話有懷疑似的，緊接著就針鋒相對地大加批判革命動搖性與混在革命隊伍中的同路人。他厲聲說，我們不能受革命投機分子和不堅定分子的影響，我們要堅決把走資派揪出來，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把他們篡奪的黨政財文大權奪過來，牢牢掌握在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裏，確保紅色江山萬世永固！“小將”們發出一片歡呼，紛紛上前把毛主席像章掛在他的胸前。寒風中，他不斷轉動身子，舉著軍帽向台下揮手致意，擺出一種氣概來。夜幕降臨，嘈雜的人聲中，似乎仍回響著他那惡狠狠的“忠告”。透過路燈的光亮，我看著他那瑟瑟抖動的白發和脫落了一角而瑟瑟抖動的紙領章，看著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同一幫狂熱的紅衛兵“小將”唱和的熱烈場麵，感到有幾分可笑，幾分悲哀。
第二年3月的一個上午，廣州灰雲沉沉的上空，突然出現了兩架大家不熟悉的飛機。這兩架飛機飛得很低，轉了幾個圈，像兩隻奇異的風箏，吸引了許多目光。有些路人停下了腳步，有些幹部推開了辦公室的窗口，飛機飛得很慢，嗡嗡的馬達聲卻刺激著人們緊張的神經。人們猜想有什麼事情即將發生，果然飛機像發情的魚，吐出了一串串魚卵一樣的濃煙。濃煙乳化著，飄散著，變成了飄飄搖搖的各色紙片：傳單！到這時候，一直佇望天空的人們才醒悟過來。多少年沒有見過飛機撒傳單這等新鮮事，不少人好奇心大發，紛紛湧上去搶些飄落著的或白或綠的紙片。
傳單宣告：是日起廣東全省實行軍管；軍管會宣布十幾個造反組織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
這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的造反組織中，就有老同誌老古率領的造反司令部。
老同誌老古一下子蔫了。當天吩咐十幾個成員離開我們住的小樓，摘下小樓大門旁邊那塊威風一時的木牌，脫下灰布軍裝，用水把糨糊貼的帽徽、領章洗幹淨。他不斷走上走下，進進出出，真個是坐立不安，焦躁地等待著世界末日來臨。過去了白天，過不了夜晚。夜半，一陣急促的打門聲過後，一群人擁進來走上樓梯。我在樓下房間聽到樓上有人宣讀什麼，接著就傳來金屬碰擊聲。一會兒，雜遝的腳步聲從樓梯一直延續到大門口，響起發動機聲，汽車遠去了。聽，嚶嚶的哭聲傳來，鄰居們相繼起了身，好言相慰古爺年輕的妻子。古爺的妻子被嚇壞了，不斷喃喃著：“他是被銬走的呀！他是被銬走的呀！”好像這一銬非同小可，一定是定了性的。不是有人說，政權是鎮壓之權嗎？這冰冷堅硬的手銬，就是“鎮壓”二字的化身，難怪那年輕女人那麼在意這副手銬。
大家猜想銬去的古爺不會很快回到小樓，他卻不到一個月就回來了。形勢變幻莫測，這讓誰也算不準。外麵的宣傳車播音的調門變了，這幾天整日高喊：“反擊三月黑風！”“揪出鎮壓造反派的一小攝！”想來阿爺的灰軍裝又將亮相，出乎意料，他卻整天將自己關在房內，除了上大東菜市場走走，哪裏也不去。不久，局勢又變，古爺就病了，他病得奇怪，外邊風聲一緊，他就痛得吆喝。說不清痛在何處，隻是已不能行走，連上廚房、廁所都是蹲坐地上，靠兩手扶地向前移動。一晚傳說又有人被捕，他突然病情加劇，呼痛聲響徹小樓並傳往街上。他的兒女不在身邊，妻子被單位傳回去辦學習班，一個孤苦老人確實可憐。我上樓看望，隻見他穿一件肮髒的對襟白褂子，一條皺皺巴巴的有幾個破洞的綢褲，雙手套住破鞋，支往身子坐在花階磚地麵上，其狀甚慘。我問他要不要到醫院看看，他卻壓低聲音問我外麵的情況。我隨便說情況不錯，他才點了點頭。我叫來了三輪車，下樓時他卻一步不能走，我隻好將他背起。出了大門，看到居委會扁頭媽和一個阿婆坐在榕樹下搖扇納涼，他猛然高叫了兩聲，他那３個月沒有刮胡子紮住了我的脖子，我當樹上什麼東西掉了下來，嚇了一跳。
到了７０年代，一批批早先被打成走資派的老幹部，陸續落實政策，重新回到工作崗位。此時古爺也欲振作，躍躍欲試，想借一借老幹部重新被重用的東風。隻可惜他是“文化大革命”前下台的幹部，要振作隻能在小樓內有所作為。時過境遷，古爺全不念我曾幫他寫過《長征》詩，背他看過“病”，曾是一個戰壕的戰友，反而對我大加擠壓，先從廚房開始蠶食，步步進逼，一意侵吞我那塊僅可立錐之地盤。我無處可退，無處可搬，隻能收縮固守；衝突不斷，備受欺淩。我的隻有四五歲的在院中玩耍的女兒，有幾次突然跑進屋內，用小手指著頭頂，欲哭不語，原來頭頂上有一口灰白的濃痰。我氣憤地跑到院中，古爺在陽台上一閃，縮回去得意的笑臉。老鄺全家也在古爺的擠壓政策下，苦苦掙紮。
老鄺常讓我懷念，老鄺比我大兩歲，抗美援朝時，參加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駐守了３年。他會拉小提琴，回國後本想學音樂，卻被分配到行政科管理房子。他為人質樸厚道，不愛過問政治，因此領導留下個“政治不開展”的印象。他“不開展”得真可以，１９５７年我受批評時，所有人都恨不得原本就不認識我，同我明明白白地劃清界限，當時同我並不熟悉的他，卻常常跑來坐在我床上同我閑談，什麼帝國大廈呀，什麼金門大橋呀，他談起來津津有味，全不顧有人旁聽，打小報告。後來他得罪了領導，被下放到縣裏，又由縣下放到公社供銷社當業務員。以後他奮鬥了十餘年，想調回廣州同妻兒團聚而不得。每逢年節，他都會從鄉下帶一兩隻雞給我，或帶一些油， 兩家在一起炸油角。那年代油是很珍貴的，按戶口一人一月半斤；油角也是上佳的食品，在孩子們的眼裏，不亞於如今的丹曲奇；孩子們盼一年盼到了炸油角，已經是非常滿足的了；僅是那炸油角的一番熱鬧，已令孩子們心動不已。１９６８年我住院開刀，廣州人深信吃生魚對刀口複合有益，老鄺便從幾百裏外的鄉下給我買了十多斤生魚回來。生魚要用水養著，又是盆又是籃的，上下花尾渡，真夠他一番折騰。老鄺長得四四整整，身體裝實，樂於助人，經得住摔打。換了別人，就吃不了這份辛苦。他有一支竹扁擔，每逢休假回來，往往都是芝麻綠豆、生雞雞蛋一肩挑，進門滿身汗，在鄰居的歡呼聲中，默默一笑，走進衝涼房去。
那年月供應十分困難，什麼都憑票，票證多而細，糧票小到兩，油票小到錢，計劃經濟計劃著老百姓每日的菜鍋和飯碗；真得感謝政府幫助千家萬戶掐著手指頭過日子。縫過年，憑戶口簿每戶供應生雞一隻，雞蛋若幹，瓜子冬果若幹，真是想得周到。戶口簿和那些五花八門的票證就是老百姓的命，誰少領或丟了幾張糧票，等於卡著自己的脖子少吃幾頓飯。我從幹校回城那一年，糧油轉移證明已開出，又留我辦理庫存物資交接，耽擱了十幾天，回到廣州已跨月。按規定，我到東山一個叫做什麼站的機構去轉糧油關係，機關不大，神靈不小，靠街邊的牆壁開了一個小窗口，窗口內一個高顴骨、凹眼睛、厚嘴唇、麵皮烏青的婦女居高臨下地坐在台後，眼露凶光地睨視著俯在窗口上的臉。好像這些略帶乞求神色的臉都是向她乞討的，她有權力鄙視他們或隨便打發他們。我將糧油關係轉移證明遞進去，她看一眼說，上個月的不能領了，從這個月發給你。我說，我上月的糧票油票還沒有領呀！她說，你上個月吃飯沒有？我說我是借人家的糧票呀！她說，我不管你借不借，反正上個月已經過了。她拉拉圍在黑脖子上的一條淡紅色的當下最時髦的尼龍圍巾，又問要不要？不要就算！接著把我的證拋了出來。我心裏明白，她是看我從幹校這麼晚才回城，心想我一定不是好人，才如此對待我。在這位相貌醜陋、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緊緊的女士麵前我別無他法，隻好任由她尅扣了我一個月的糧油。後來是老鄺用他的善良與力氣幫助了我。老鄺不僅幫助我，也幫助過不少鄰人街坊。
但古爺最不待見老鄺，由於具有時代特征的廚房戰爭，他一直把老鄺視為敵人，老鄺鍋裏多了點油香，他就皺眉頭，不舒服。７０年代，老同誌老古看出那股把他刮得心驚肉跳的風暴已過，決心“煥發革命青春”。他想在街道工作上有所表現，但街道辦事處的態度似乎不十分熱情；他為了向街道組織靠攏，具體行動就是大寫揭發信。隔壁小林的妻子沒有戶口，他寫信到辦事處揭發小林違反城市戶口政策，強烈要求整頓黑人黑戶；我有一個放在後院牆腳的瓦盆，他要我借給他種花，我未聽明白，未置可否，他就寫檢舉信到居委會，檢舉我對抗政府防疫衛生政策，用瓦盆養蚊子，妄圖散布傳染病。對老鄺的揭發檢舉尤其多。老鄺幫鄰居帶副食品，他懷疑老鄺的妻子在城市吃閑飯，是應予驅趕的“寄生蟲”；甚而有一次要將老鄺打成現行反革命。毛主席號召“備戰備荒為人民”，全國大挖防空洞，古爺覺悟高，立即行動，在大門側的一小片空地上挖了一個近２尺寬、４尺長、４尺深的窄洞，上麵覆蓋了一些樹枝之類的東西。這個堅強的防空洞得到居委會的肯定，組織了許多人參觀，打算以點帶麵，推廣開去，實現全民戰備，誓與蘇修、美帝們打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戰爭。古爺成了典型，喜不自禁。恰巧這時我從幹校回來，老鄺從鄉下回來休假，得以欣賞這一偉大工程。古爺在防空洞口對我和老鄺進行了一次人民戰爭的戰備教育，話說到最後，是要我與老鄺為戰勝蘇修、美帝作出貢獻，各家拿出床板一塊。我點頭稱諾，急忙從床上拆下一塊床板搬出來蓋在防空洞上，老鄺則沒有行動。古爺追問老鄺，老鄺一笑，竟說出這等話來：“這算什麼防空洞？我看它不但不能防原子彈，連一個手榴彈也防不了。淨幹勞民傷財的事！”說這話還得了，古爺稍稍一上綱，就把攻擊毛主席，破壞備戰的帽子戴在了老鄺頭上。你不是現行反革命還能是誰？事情弄大了，鄰居們都為老鄺捏把汗。幸好居委會派扁頭他媽來調查，這位守菜攤兼顧居委會工作的大嫂，為人極好，她又是老鄺小兒子的幹媽，來到後嚴厲批評了老鄺幾句，就回彙報了，以後一直沒有下文。古爺擦亮眼睛，一封信將扁頭媽檢舉成包庇壞人，鑽進居委會的階級異己分子。這扁頭媽４０多歲，因生個兒子是個扁頭，故全街的人都叫她扁頭媽。別看地她是個賣菜的，卻因出身於三代工人的家庭，苦大仇深的搬運工人的女兒，真正的根正苗紅，深得街道辦事處信任。辦事處不把古爺的揭發當一回事，古爺隻好暗歎奈何。
７０年代末，我和老鄺先後搬出了苦守多年的小樓，我分到了新房，老鄺帶領全家出國。老鄺幼年喪母，出生後幾十年來未見過父親。他父親是美國華僑，直到１９７６年初，才回國相認他這個年過不惑的兒子。老鄺幾經周折，才與在舊金山飛機場作機械師的父親聯係上，就一路觀光，經東京、台北、漢城、北京等繁華地帶，逍逍遙遙地降落到廣州來看兒子抱孫子了。老頭是個樂天派，本不想身邊有所牽掛，但看到自己未費吹之力而得到的兒子與孫子孫女，不禁有些慚愧，當胡須比自己還多的兒子提出出國要求，他就答應了。答應歸答應，那時候辦理出國手續可是一件大難事。老頭吃喝玩樂慣了，在兒子處住了半個月就要回美國。老人很幽默，鄰居挽留他，問他祖國好不好，他必答好；問他最好是什麼，他必笑而不答；一次被問得多了，衝口就回答，祖國的雞最好。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吃過用飼料催肥的大種雞。不知老頭何雲，不信他說的是真話。臨走時，鄰人送他紀念品，他一概不要，卻偏偏看中了我家的一個石蒜碓。大家都說那東西又重又難看，勸他不要帶，他卻將東西像寶物一樣地放進旅行箱。大家都以為天真的老頭早已入鄉隨俗，不把家庭當回事，一回美國，可能隻想起祖國的雞而把兒子的祈求忘掉，豈料老頭竟奮鬥了３年，真把老鄺家辦了出去。
多年後，我在舊金山見到了老鄺，老鄺是《僑報》、《星島日報》的舊金山總代理。每天淩晨３時開著小貨車到飛機場接報紙，分送各零售點，下午１時分送完畢，一年３６５天，天天如是。生活在異國，老鄺感慨很多。他是因為長期同妻兒分離，生活困難，無奈才漂洋過海的，有誰知他心中的辛酸？他是為保衛國家出過力的人，他是在艱難歲月中盡力幫助過別人的人，反過來，人們對老鄺又如何呢？談到造幣左附近的那個街區，雖然有許多不堪回憶，但老鄺仍有所留戀。
我在那街區雖住了近２０年，卻極少同街上的人來往，認識的人很少。我和老鄺、古爺家住的那座小樓，南鄰一個大機關的家屬宿舍；一座粉刷成鉻黃色的４層洋樓房，據說原是陳濟棠辦的醫院。北鄰則是一幢小樓；短牆，平頂西式大門，進門一個小院，經過汽車房一側走進小樓；小樓兩層，有天台，鋼窗，石米批牆，同我們住的小樓無論是格局還是樣式，一模一樣。不知這兩幢樓的原樓主係何人，隻聽說是兄弟。小林夫婦住在隔壁小樓天台上，二樓靠我們這邊的一個房間，住著一對奇特的男女，聽口音是北方人。男的生得黑壯、魁梧，鄰人叫他黑子；女的姓白，人稱白姨，生得身材高挑，麵容白淨，粗眉大眼裏含幾分野氣。兩人剛來時，年齡都在三十七八歲左右。聽小林說，那女的當過科長，原是局長夫人，愛上了局長以前的警衛員，就拋夫棄子與那個警衛員私奔了。那黑子自然就是那個膽敢搶走領導老婆的警衛員了。兩人私奔，奔不出戶籍製度嚴密的新中國，不出半月兩人就從黑子的鄉下被抓了回來。如此目無綱紀，肯定嚴懲不貸。黑子被送去勞教，白姨因寬宏大度的丈夫不予追究，釋放了事。白姨在此落腳，保姆帶著她的孩子上門哭勸，她狠狠心不肯回到性無能的局長那裏。局長無法，隻好同意離婚。黑子兩年勞教期滿，來找白姨，久別勝新婚，兩人精力旺盛，如膠似漆，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鄰裏反應，總赤身露體地弄出許多聲響來；要不然就跑到天台搭起一張板床，把一張蒙頭蓋腳的白被單翻騰得波浪起伏。住在天台上的小林還沒說什麼，住在隔壁而又多次犯過“小節”錯誤的古爺，卻無忍受這我敗俗的行徑了。二樓廁所正對隔壁白姨房間，古爺透過廁所氣窗上的兩塊反光玻璃進行“監視”，激憤時還投一點泥巴什麼的以示警告。一次小林從對麵天台投了一小團灰泥下來，把沉醉中的古爺驚醒，引發了一場爭吵。白姨與黑子，隻是扒著窗欄笑了笑。後來那黑子出外謀生，當了修路的包工頭，包工頭是個名聲不好的職業，“文化大革命”初期連同白姨一起被抓走了。男的被定為壞分子，成了牛鬼蛇神，他們被抓走的第二天，小林夫婦已理所當然地搬進二樓他們的房間。白姨獨自回來，隻能住進天台小屋，扁頭媽幫他在街東頭緊挨郵電所的煤店裏，找了一個臨時送煤的差事，自此以後，街上多了一個腰束圍裙，臂戴袖套，滿臉滿手煤灰，推著一車蜂窩煤來來往往的女人。
北麵離小樓較遠處，還有幾幢別墅式的洋樓，其中一幢住了一位領導幹部，一幢住了一個人稱張先生的老者和他的妻子。張先生六十多歲，妻子四十上下，聽說是吃“定息”的。每天早上，人們都會看到他們衣著整齊，攜手到德昌茶樓飲茶，日子似乎過得悠閑自在。
“文化大革命”初的一天，我提個空瓶到越秀橋旁邊的煙酒店打醬油，路過那個領導幹部家門口，突然聽到一陣陣口號聲，接著看到一群人推著一個頭戴紙糊的高帽，脖掛木牌，雙手被墨汁塗黑的人衝衝撞撞地出了門口。在那頂巍峨的高冠下，受難者看起來是那麼瘦小，幾個人不費力氣就將他拋上了汽車。看著開動的汽車，我尚未還過神來，身旁忽傳來“有人跳樓啦”的高喊。我以為樓內又發生了事情，隻見許多人向另一邊跑去，才明白事情出在另一個地方。跳樓的是張先生那個喜歡穿抽紗襯衫的妻子，滿地是血，她那燙成大波的烏發浸在血水裏。張先生站在妻子身邊，微微發抖，不知所措。圍觀者沉默著，無人言語，也無人行動，直到扁頭媽跑來，才著手搶救。突然，有人在人群中高喊：“她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扁頭媽站起身向叫喊的那邊掃視了一眼，慢悠悠說：“最高指示，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她吩咐守公共電話的婆給醫院打電話，待急救車開到，人已斷氣。家毀人亡，張先生這條“老寄生蟲”被紅衛兵趕到一幢紅磚小樓的地下室住下。地下室臨街，頂部齊人行道處有兩個長方形的小窗，從裏邊剛好可以看到行人的腳。每次我從那裏經過，都看到窗後有兩隻憂鬱得近乎絕望的眼睛；這兩隻眼睛是那麼呆滯，透著死亡的氣息。不知道它在看什麼，一雙雙膠底軍鞋或塑料涼鞋從上麵踩過，來來去去的隻能是單調、麻木與痛苦。妻子死了，兒女在國外或在省外，孤苦的老人蝸居地下過著半囚禁的生活，沒人探問，沒人說話，如果沒有那雙偶爾轉動的眼睛，他與僵屍無異。有一天，兩個方洞裏傳出話聲，我停下來往裏邊看著，原來是送藥的扁頭媽在說話。張先生的眼裏有了火花，像一堆行將熄滅的灰燼又緩緩泛起了紅光。
這條街還出過一些“奇人奇事”。有兩年街上出現了一對中年男女，像是一對夫妻。男的似乎比女的年齡要小些，女的短發攏腮，發腳往嘴邊微曲，一身高檔的女幹部衣著，眉宇間透出一種典雅不俗的氣質；男排顯得比較稚嫩，常穿一條灰色凡尼丁褲子，其褲腳撲撲閃閃的，帶出一種刻意的瀟灑與飄逸。街坊們都不知道他們從哪裏來，也不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隻見他們早上出門，傍晚歸來，手提黑公文包，上班下班很神秘的樣子。直到“文化大革命”，北京來的紅衛兵貼出大字報，人們才知道他們也是一對違反戒律、追求愛情自由的落難者。當“小將”們做好“大破鞋”、“大流氓”的高帽和胸牌時，他們卻已逃離了廣州。後來聽說，是扁頭媽那天晚上通知他們逃跑的。
關於扁頭媽同情牛鬼蛇審的流言，在街上不脛而走。但人家扁頭媽不在乎，她常說的一句話是：“為人別做虧心事。”
扁頭媽這位淳樸的沒有文化的街道婦女，卻知道時時守住一顆善良的心。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揮下，“文化大革命”步步深入，兩派鬥爭白熱化，全國全麵內戰爆發，亂了敵人，形勢大好，“文攻武衛”一時成了最響亮的革命口號。１９６７年夏，炎熱的廣州槍聲四起，到處充滿火藥味，造幣左周圍當然不能平靜，黃華路中段有座八一中學，本是極富戰鬥精神的“主義兵”的大本營，街口造幣廠原址裏駐進了一座中等職業學校，兩派“小將”日夜劍拔弩張。每聽到兩派都在宣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語錄，小樓居民就知道那邊即將開戰，緊接著就傳過一片喊打喊殺之聲。正當廣州兩派拉開陣勢決一死戰的時候，忽然紛傳勞改犯進城的消息，於是市民行動起來，街街聯防，一夜間許多街道築起了街壘，槍聲伴臉盆鐵桶齊鳴，同仇敵愾，四處喊打，越秀北路南北兩頭用舊桌椅、床板、板車、碎磚、沙包之類的東西，修了兩道防線，南扼大東門，北扼越秀橋，禁止車輛通行，行人必須接受檢查。作為街民，我被抽派去街北口值了兩個夜班，兩次當班都遇到扁頭媽代表居委會前來檢查，她再三交待這些自帶鋼管、匕首或木棍的聯防隊員們，有外來人走近，問清楚就可以了，切不可亂打亂殺。聽到扁頭媽這樣說，我確受感動。頭一天下班回來，一路景象慘不忍睹。長堤路旁大榕樹上，幾乎棵棵掛有死屍；永漢電影院前的交通崗亭四周，屍體橫陳；大德路省中醫院斜對麵的一根鐵電線杆上，竟然掛了一個血跡斑斑的警察。據說這個警察喝醉了酒，到女友家裏胡鬧，被群眾專政的鐵拳頭打死了，真是天下奇聞！天下奇觀！炮聲隆隆，用環衛工人的垃圾車改裝成的裝甲車奔來馳去，一個嗜血的熱潮沸騰著，居然有扁頭媽這樣的人出來規勸她的聯防隊員戒打戒殺，實屬難得。望著月光下扁頭媽的背影，我忍不住對身邊一個茶樓點心師傅說：“這是個好心人。”點心師傅打個哈欠笑道：“這年月，好心不值錢啊！”為了驅散瞌睡，點心師傅執意敲開旁邊煙酒小店的門，拿出四角錢打了一斤米酒。這是我常叫女兒拿個玻璃瓶來打兩角錢酒的地方，由於熟識，守店阿婆看到我才怒氣漸消，還說了句俏皮話：“我當是打砸搶的人來了！”我同點師傅一麵喝酒，一麵欣賞麵前的月色，全忘了是在放哨。從德坭路到造幣左路的景物都浸在灰白的月光裏，周圍的一切好像突然掉進水裏一樣，出奇的寂靜。造幣廠與衛生材料廠的夾角地帶，是一片翻修過的簡陋村舍，層層疊疊的窗口，黑黓黓的，沒有一點燈光，像是一個個槍眼，說不定就要從那裏噴出火來，怪嚇人的。點心師傅正喝出興致，不肯讓我停杯。“喝，良辰美景啊，這景致你這一生一世也隻能看這一回了。”他把拿酒杯的手掄了個半圓，剛把酒杯送到嘴邊，對麵村舍的雞胡亂啼叫起來；這一叫驚動了四麵八方。不知是誰去敲響了臉盆，接著各種敲擊聲像波浪一樣，一圈一圈地向遠處滾動。聯防隊長大聲喚醒大家，嚴陣以待。斜對麵德坭路北側有一個三輪車服務公司的修配廠（如今建設銀行大廈、東建大廈一帶），低矮的廠房像一條巨大的鯰魚，驟然從魚口中吐出一大群舞槍弄棒的人來。
動亂中，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扁頭媽仍然天天守著菜攤，遇到菜場來了鹹水魚、剝皮牛什麼的，還不忘給老鄺的妻子及其他鄰裏們通個氣。
後來，古爺死了，張先生搬走了，老鄺全家搬走了，黑子沒有再回來，推煤的白姨在一次台風中為救兩個小學生倒下的半邊榕樹砸死了。我們全家也離開了那裏。
再後來，廣州市地圖上沒有了造幣左的路名，我原先居住的那條街雖然保有了原名，但德昌茶樓沒有了，煤店沒有了，越秀橋邊的煙酒店沒有了，連越秀橋也被掩蓋在巨大的高架橋下，成了一種遺存。它們都隨著一個時代的消失而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建設和超市之類的新的商店。
我想，在那條街上如今我還認識的人，可能隻有扁頭媽了。但那天我回到街上，卻沒有找到她。
該淡出的都要淡出的，隻有街東口那個老郵電所仍然堅守著。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８日
一座大的傳奇
這座大廈是有靈性的，它有它的苦難與興旺，沉痛與歡樂。
１９５４年之前，廣州還沒有一座名謂“南方”的大廈，那時在西堤二馬路有一座經曆過火劫的水泥架子。我從單位所在地詩書新街，往位於沙麵新沙遜銀行舊址的商業廳開會，就要經過四堤二馬路。
馬路靠江一麵趕赴立著的這座焚燒過的焦黑的水泥框架，很高大，據說，它代表了當時廣州建設物的第二高度（第一高度為愛群大廈）。它殘破陰森，在它雜亂的幾乎沒有通道可行的空間裏，蟄居著一引動乞丐與無業遊民，這更加重了人們對它的恐怖感。傍晚之後，婦女們都害怕經過它的旁邊。
這座像骸骨一樣的大廈殘架，原本是中山籍洲華僑蔡昌、蔡興兄弟於１９１８年投資興建的城外大新公司，當時城牆尚未拆除；而先建的城內大新公司，則位於今中山五路新大新公司處，城外大新公司高１１層，融商場、酒店、遊樂於一體，極一時之盛，在１９３７年愛群大廈落成之前，傲然俯瞰廣州近２０年。１９３８年，日軍向廣州發動進攻時，它不幸焚於戰火之中。
解放後，人民政府大力恢複生產，整頓市容，療治曆年留下的戰爭創傷，與城外大新公司同時遭火劫的對麵街區進行平整施工，於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４日，成為舉辦華南土特產展覽交流大會會址，並且在交流大會簡易建築的基礎上，建成了供遊樂與博物展覽的嶺南文物宮，即後來的廣州文化公園。
而靠江的大廈殘架，卻依然滿目瘡痍地孤懸於珠江之濱。
省市領導曾議論過修複大廈的事，一則資金難籌，二則親領其事的人選難定，議而不議，因此，這樣“標誌性恢複工作”難以進展。正在這時，一個戲劇性的情節發生了。
當年解放軍向南進軍，每收複一個城市，必成立糧食公司、土產公司、貿易公司、物資公司等等、多者有八大公司之稱，加上新華書店，構成新區物資供應係統、廣州亦如此。
省貿易公司經理姓王，是個知識分子幹部，團政委轉業，有文化有魄力，是商業係統的一員猛將。１９５２年，省貿易公司改組為省食品公司，他仍出任經理。
這個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務，一是抓生豬收購收供應，二是抓香蕉、菠蘿、潮州柑等水果的收購、供應與對蘇聯出口，對蘇聯出口的任務壓倒一切。據說，斯大林曾在一次宴會上一麵吃著潮州柑，一麵誇潮州柑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
有關領導多次傳達斯大林同誌“這一親切而偉大的指示”，食品公司全體員工振奮之至。但是，把香蕉、菠蘿、潮州柑這些動輒黴爛變質的鮮商品，不遠萬裏地送到蘇聯老大哥手上，雖屬光榮任務，卻完成不易。火車由廣州開往滿洲裏，不搖晃個十天半月是到達不了的。就是在１９５２年６月開通中蘇聯運直達列車之後，也要７天時間。當年號稱我國鐵路史上創舉的這條“綠色通道”，絕不似如今行駛的空調車，它為了降溫與保暖，夏日冰塊冬日煤爐，得由押運大隊的押運員們在車廂內精心侍候著，稍一不慎，水果不是凍傷就是腐爛。車到滿洲裏後，蘇聯那邊的檢驗員驗收嚴格，稍不稱意就退貨。當然，故意刁難者有之，本不足為奇。
領袖一聲號令，全國人民“向蘇聯學習”、“一邊倒”，甜膩膩地喚“老大哥”。這老大歌叫多了，也會叫出一種毛病來。當時坐鎮滿洲裏的蘇聯大老哥，可能已經染上了這種毛病。這些被中國人尊為專家的檢驗員、驗收員們，脾氣大，派頭足，一不高興，就要把曆經千辛萬苦、萬裏迢迢運過去的水果打回來，令人心痛。被打回來的水果，有些質量確有微疵，有些則屬誤檢。
來過廣東的蘇聯專家有個長久不解疑問：為什麼在你們這裏吃菠蘿那麼好吃，而運到莫斯科的菠蘿則不好吃呢？為什麼你們吃熟香蕉，而把青香蕉往莫斯科運？他們不明白菠蘿是在樹上長熟才好吃，而長途運輸隻能摘青菠蘿；而在樹上長熟的香蕉好吃，必須是青香蕉經過加工烘熟才好吃。果農同專家說不明白，食品公司的技術人員的解釋，他們未必盡信，因而誤會難消。專門人們疑慮重重，後果就是退貨連連，省食品公司損失嚴重。
經理老王急火攻心，竟對專家少了必須的客氣與虛心。有一次，專家抓住一點小毛病，扣住幾車水果不能按時發運，眼看水果可能積壓變質，他與老大哥發生了爭論，並千不該萬不該還在稍後發牢騷說：“他不是我爹，也不是我娘，我為啥要那麼孝敬他？！”
專家將老王的“不合作態度”反映到領事館，領事館又將情況層層反映到省委，加上一紙義正辭嚴的檢舉揭發信，也及時到了省委某部門，於是，不願甘當小弟弟的老王就被撤了職。
省委組織部長在幹部大會上，批判老王時講的一段話十分精彩，幾十年後還能讓人記起。他指著老王厲聲道：“你說他不是你爹你娘，你可知道你運去一噸香蕉、菠蘿，就能換回一噸鋼材或一台拖拉機嗎？這難道不比親爹親娘還親？”
大家都認為，一噸鋼材或一台拖拉機要比一噸香蕉、菠蘿珍貴得多；中國人吃什麼香蕉、菠蘿，沒有鋼鐵怎能建成社會主義大廈？你老王活該挨批受處分！
沒有人替老王說話，都是“一邊倒”。
那幾年，《喀秋莎》、《山楂樹》、《燈光》、《共青團員之歌》、《我的祖國》等蘇聯歌曲，唱遍機關學校，有誰不是唱得動心動情？1952年底，蘇聯芭蕾舞團與蘇聯紅旗歌舞團來到廣州，中蘇友誼之聲響遏行雲，烏蘭諾娃和紅旗歌舞團來到廣州，中蘇友誼之聲響遏行雲，烏蘭諾娃和紅旗歌舞團在越秀山體育場和中山紀念館的演出，成了廣州人的節日。紅旗歌舞團的一場表演，除了5萬現場觀眾之外，尚組織30萬人通過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收聽實況廣播，其盛況可能是世界演出史上少見的。
老王和大家一樣高唱《莫斯科——北京》，卻忽然犯了“反蘇”的大錯誤，冤哉乎也，但卻無人出來為他說話。
應該肯定，在我國進行工業建設初期，蘇聯援建的165個重點項目，意義重大，但也不必要求中國人民對蘇聯敬重到神經質的程度。
一位蘇聯派來的女檢驗員是位寡婦，常同我們食品公司的一位俄語翻譯到各地檢驗出口水果，兩人接觸比較密切，而我們的男翻譯則是單身漢。領導接受老王的教訓，按照傳統的思路，急忙將國翻譯調開，據說是擔心影響國際關係，可見當日的所謂“國際關係”，是何等地脆弱而神聖。
到了1953年下半年，聽說焚毀的大新公司要修複了，帶領修建隊進入那座水泥框架裏去的，正是老王。老王成了這一修建工程的負責人。一年之後，用去修建費100多萬元，大廈煥然一新，出脫得像一隻浴火後騰飛的鳳凰。據說，除大廈東側一條通往遊藝場的斜形車道，改建成為連接主樓的樓體之外，其他部分基本恢複了原貌。
自此後，廣州便有了一座名謂“南方大廈”的大廈。這座銀白色的大廈婀娜多姿，麵對滔滔珠江，左攬十裏長堤，右挽郵政大樓和海關大樓，將珠江岸邊的高樓連接成一隊風中的舞者，舞出了廣州最美的一道風景。它成了這座城市的一顆明珠，一個驕傲。
民間一般將南方大廈看作一間百貨商店，其實在開始啟用時，5至8層為機關辦公所用，9至11屋則是酒店，天台為屋頂花園。我曾三度在這裏辦公，因此，每當我乘花尾渡從外地出差歸來，在江麵上一看到它頂部鍾樓上不停旋轉的霓虹燈光，就有一種“回來了”的感覺。
南方大廈百貨商店開張時，正名是“廣州國營西堤百貨公司”。當時在廣州乃至於整個中南地區，它都是最大的百貨商店。
1954年10月3日開張那天，廣州市民們蜂擁而至，人山人海。生性好新奇好熱鬧的廣州人懷著興奮的心情，本想領略一下修複的大廈和新開“國營”商店的風采，不意悲劇卻倏然發生了。當晚，由於顧客過多，疏導不暢，竟擠死數人，擠傷若幹人。我也是前往湊熱鬧的一個，但我到達時已在清場。呼嘯的救護車飛奔來去，給節日添加了一種怪異的不的不諧調音。
事後我想：如果不是著意在西堤百貨公司前麵加上“國營”二字，如果報紙不對這“國營”二字大加渲染，也許那晚西堤百貨公司的開張典禮，就不會吸引那麼多人去觀看。那幾年，人們生活在浪漫的甚至有一種虛幻的感覺之中，對“國營”、“集體”、“計劃”之類的字眼都特別傾心與鍾情。新鮮事物目不暇接，充分調動起人們對未來的幻想，而且幻想往往趕不上現實。大家正呼喊著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而奮鬥，連表年群眾的先進組織——青年團，也名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卻忽然有一天，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宣布過渡時期總線時宣稱：“自1949年10月1日建國那一天起，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人們已在社會主義社會幸福地生活了幾年，可自己還不知道，這又能怎能不驚訝，不興奮，不幸福得找不到北呢？說到“國營”，就等於是說社會主義因素，就等於是說“風景這邊獨好”，誰不想去先睹為快，去光顧一下！
人們對剛開張的南方大廈百貨商店如此，對其他社會主義性質的商店亦如此。
中山五路與維新路（今廣州起路）的交叉路口，冒出了一間供銷社飯店（今越秀飯店處），且不說菜式如何，單聽聽供銷社這響亮的名字就得去光顧一下，何況店裏還推出廣州從未有過的北京烤鴨，而且烤鴨師傅還是來自北京，原汁原味哩。
報紙一張揚，我和幾個年輕朋友打平夥去吃了一隻烤鴨。師傅問幾吃，我們不知所以，但心裏高興，隻有社會主義才有如此好的服務態度，一隻鴨還問你幾吃呢？這第一間由供銷社辦的飯店很興旺，一些高級幹部大約出於同我們一樣相信集體所有製優於私人所有製的心理，也來光顧。
有一次，我看到許多廳級幹部在這裏歡送一位姓朱的廳長往北京赴任，維新路邊停放的小汽車，排了長長一行，那年月汽車不多，這種場麵難得一見。這位朱廳長不是榮升，而是被免職後調任的，所以，熱鬧中不免隱隱透出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涼。
此事發生在陶鑄同誌剛來廣東主持工作之時，正如毛主席稱讚的那樣，陶鑄是一把火，走到哪裏燒到哪裏。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同誌一到廣東，廣東就騰地燒了起來。不少人都隻知道陶鑄到廣東先抓土改複查，大軍掛帥，給“和平土改”糾偏，之後又抓反地方主義，卻不知道在這兩抓之間，另有一場不大不小的運動，叫做反國民黨作風。我們那位朱廳長，就是在反國民黨作風當中下的馬。
我參加了幾場批判大會，聽發言，對朱廳長的所謂“打擊報複”等國民黨作風，聽不出個究竟。這種運動雖然目的不明確，卻很有殺傷力，能夠迅速建立領導者的威嚴。朱廳長灰灰地上調北京而去，眾同仁表心意，選擇了這間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飯店，想必也是頗費苦心的。
除了“國營”、“集體”、之外，“計劃”一詞，在那年月也是使用頻率最高和最有吸引力的。身外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熱潮中的們，哪能對“計劃”二字不向往之，膜拜之？
蘇聯援建的165個重點工程項目紛紛動工，捷報頻傳，凱歌震天，地處沿海的廣州雖然沒有那麼多“重點”，卻也喜報連連：第一部自行車、第一架鋼琴、第一台手搖式電話機、第一台煤氣萬能拖拉機，甚至第一批“水楊酰苯胺”的治癬新藥水，都像呱呱墜地的新生兒，給廣州人臉上添了不少光彩。
計劃經濟的威力不斷展示，人們相信按計劃大跨步前進，就可以提前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那時候人們還沒有教訓，不知道計劃經濟也有其雙重性；計劃經濟不是絕對好，也不是絕對不好。計劃經濟對經濟的宏觀調調控和資源的統籌配置是有效的，但它驅除市場經濟的競爭，以少數人的頭腦代替大多數人的頭腦，必然壓抑人的主動性與創造精神，犯主觀主義與命令主義的錯誤，其對經濟的消極影響甚至於是破壞性的。
就在國營西堤百貨公司開張前後，生活在廣州市的市民們，也逐漸感到“計劃”一詞所包含的溫暖與冷峻了。人們的一切被政府計劃著，在政府為保障人們基本生活所需要的善意努力下，人們距憧憬中的社會主義富裕生活似乎越來越遠了。
且看下麵的計劃實施進程——
1953年12月15日，市政府根據國家的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政策，開始在全市實行糧食統購統銷。
1954年1月8日起，全市實行食油計劃供應，每人每月1市斤，憑讓購買。
1954年1月１８日，全市開始實行大豆統購統銷。
１９５４年８月２１日，全市開始實行食糖定量供應。
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起，實行棉布計劃供應，憑購布證購買。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９日起，全市實行燃煤憑證限量供應。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７日起，規定稻穀、大米、麥、麵粉、大豆等均屬國家統一經營的統購統銷糧種，除國家委托代銷外，一律不準私自經營。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５日起，實行豬肉、牛肉、塘魚憑證供應辦法，對全市居民實行憑證、定點、定時限量供應豬肉、牛肉。
１９５７年８月１７日，市人委再次發出通知，規定凡屬國家計劃收購和統一收購的商品，一律不開放自由市場，不準在自由市場交易。
呼糧用糧票，穿衣用布票，許多物品定量供應，而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 這個定量不是上升而是呈下降趨勢。每種物品實行統購之前，十分注意保密，往往在執行前夕才進行動員，以防搶購，但也有個別私心重的人漏夜去敲商店門的。我們係統有兩個人，就因在棉布統銷前夜去購棉布而受了處分。
定量與票證，成了人們生活的主要憑依。
除棉布外，計劃供應似乎與國營西堤百貨公司關係不大。在以後的歲月裏，這種情況就改變了。
１９５７年，毛主席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我認為當時的人民內部矛盾，有計劃經濟的敝端的某些反映，當然，毛主席他老人家絕不這樣看問題。１９５７年的“反右運動”和之前的“內部肅反運動”，以及“反胡風運動”，我都是在南方大廈度過的，大廈裏麵的政治鬥爭與政治生活，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側影。
１９５４年７月，耿直的胡風，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受到毛主席格外的重視，親自撰寫編者按語，親自組織批判，真個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投槍、匕首和集束手榴彈一股腦兒擲還給了胡風。接著，拉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擊“胡風反革命集團”鬥爭。
本耿不少人以為，胡風即使有天大的本領，也不可能把“分子”撒遍全國，但是出乎意料，好像到處都有，到處響起一片打倒聲。
好時，我是廳派到大廈５樓一個單位的監察幹部，本是去建立監察工作試點的，也得就地學習，參加運動。一個企業單位要同胡風沾上邊，不容易。
正是愁雲慘霧之時，一位姓劉的工會幹事開始了聯係實際的自我批判。他原在武漢大學讀書，曾向《大剛報》投過兩次稿。有人立即警覺起來：這《大鋼報》不是“胡風分子”曾卓在編嗎？一路追問下去：你同曾卓是什麼關係？你的稿子是怎樣投去的？你為什麼要郵寄而不直接送去？啊，有一次是送去的，那送給了誰？為什麼送給了門口的收發老頭，卻不去見曾卓？反複追問，結論是不老實，必須徹底交待你參加“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切活動！總之是“不老實”，把個蒼白瘦弱、斯斯文文的老劉，弄得張破紙一樣，抖抖索索地讓人們隨意塗畫。
全市在這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取得了揪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３人，一般分子９人的“戰果”。南方大廈５樓的老劉，雖未能計入戰果，未被劃成分子，卻被下放到了山區。
由於挖出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加上騙子李萬銘的《欽差大臣》式的表演，解剖麻省，以此類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形形色色的騙子，想必不少。於是，一場內部肅反運動緊接著反胡風的尾聲，密鑼緊鼓地開了場。
大廈裏麵的口號聲，與長堤一帶高樓裏的口號聲連成一片，和著珠江的澎湃濤聲，日夜奔湧。一些原來一起工作的同事，忽然被揪出來圍在人群中間低頭交待。中間的人腿站腫了，腰擦彎了；四周的人聲喊啞了，心變硬了，違心去鬥爭別人因而心靈扭曲了。我對這場運動“很不理解”，就被派到大廈外麵，主持一個監察幹部培訓班去了。
１９５７年春天，從商業廳分出了一個服務廳，我作為服務廳監察室幹部，又搬進了南方大廈。
１９５７年的夏天令人難忘，１９５７年的春天同樣令人難忘。一直到現在，我仍然不相信“陽謀”之說。
１９５６年，是共和國發展的一個高峰，人民的生活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在迎接一個新的春天時，人們的情緒空前歡快與活躍。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連連發表講話，同黨內黨外人士有說有笑，一派和衷共濟、家和萬事興的升平景象。接著，各級黨委組織黨員和群眾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開展整風運動，要求所有黨政幹部重新武裝思想，高度發揚民主，徹底肅清官僚主義，學會運用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到了５月——一個如俗話所說的火紅的５月，全市的報紙、廣播是一片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聲音，黨委領導出麵，以賢若渴、求諫若渴的態度，與三顧茅房的精神，禮賢下士地誠請各民主黨派人士、各界人士舉行座談、談心，征詢他們對開展整風運動的意見，和聽取他們的批評。逐漸，偏激的意見有了，尖銳的批評有了，有些批評聽起來還挺傷感情的！有人開始警覺了：怎麼會這樣？不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之比嗎？不是天天在唱《東方紅》嗎？好吧，要他們說，天塌不了！
以我猜測，如果說“反右”是“陽謀”的話，是到這時候才決定施“陽謀”的；起初號召整風確有誠意。
誠也罷，不誠也罷，其玄機在於一個“變”字。
當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馬寅初被毛主席讚譽為計劃生育專家，兩人執的言笑，何等親切。誰料想時過一年，馬寅初的人口論受到全國批判，連農村婦女也知道這個姓馬的與那個姓馬（馬爾薩斯）都是不讓女人娃的壞東西。打倒馬寅初，解放生產力；人多議論多，熱情高，幹勁大，呼啦啦多生了幾個億！從整風到“反右”，也是這樣一個“變”的過程。
６月，從黨內文件上看到那篇《大鯊魚要浮出來了》的著名文章，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說實在的，我並不讚成有些人對黨所提的意見，甚至反感，但我也不認為拋誘餌引人上鉤是可取的，何況那時提了一些激烈意見的人不一定就是吃人的鯊魚。直覺告訴我，一件關乎國家、民族、個人命運的大事就要發生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國語?召公諫厲王止謗》中的這句名言，反複在我腦海中閃現。我變得非常沉默，沉默被視作一種消極、對立的態度。於是，我被孤立，被隔離。
在我聽批判的日子裏，我常常獨自靠在南方大廈５樓臨江的窗口下，捧讀戈爾的《沉船》。我預感風暴來了，我這一葉小舟就要沉沒出。望望珠江江麵上遠去的航船，聽著那一聲聲汽笛，有時我合上書頁，思忖著：我這一葉小舟是那麼小，沒有錨，沒有風帆，當然也不會有呼救的汽笛……
正當全市緊跟全國形勢，厲兵秣馬，決予右派分子以迎頭痛擊之時，台灣國民黨一架軍用飛機從低空竄入廣州，投下傳單、衣服、玩具，從南方大廈旁邊掠過，貼著珠江逃遁了。這出小鬧劇成了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小插曲，為某些人一心求證右派分子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說法，添加了一個可笑的口實。
７月４日，４０００餘人在中山紀念堂舉行“反擊右派分子大會”，全市的“反右”運動進入了高潮。發自南方大廈裏幾個單位的聲討聲、批判聲此起彼伏，相互呼應，煞是熱鬧。
不準我參加會議，也不對我進行批判，這是激戰前的沉寂啊！南方大廈的四壁，宛如一圈冷漠的逐漸縮小的鐵柵，向我逼來……
秋天的一個早晨，我剛走進辦公室，一位同事示意我到走廊去看大字報。“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我眼前白蒙蒙一片，但不是雪花，更不是梨花，而是大字報。大字報從走廊上、樓梯口， 一直伸展到飯堂和會議室裏，有檄文，有聲討；有揭發，有批判；有漫畫，有打油詩，甚至還有一則要我和別人猜謎語，林林總總，應有盡有，隻有文采讓人不敢恭維。我明白，拉出這個陣仗是正告我，我已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後來聽說，這些機關槍、排炮，是我那些可愛可敬的同事們，懷著或興奮或不安的心情，通宵苦戰的成果。
實事求是地說，“反右運動”在形式上是比較“文明”的，甚至可說是在我所經曆的各次運動中“最為文明”的，基本上做到隻動口舌，不動手腳，這不能不說是“運動文化”的一大進步。會上隻進行批判與辯論，允許你右派分子發言，革命群眾掌握著無往而不勝的批判武器，不信不能把你右派分子批倒批臭；真理與事實都掌握在革命群眾手裏，不怕你右派分子狡辯抵賴。
我經曆了一場場有聲有色的大辯論。我態度“惡劣”，不承認錯誤，對那些誣蔑不實之詞必予駁回，直到有一天，我的“囂張氣焰”才被打了下去。這一天是辯論我攻擊某領導侵占職工福利金的問題。我擔任過主任監察員，１９５６年根據群眾對某領導一人占用全單位年度福利金總額的三分之一的反映，向某領導提了意見，並報告上級，事實俱在，某領導勉強接受了上級的批評。事過一年，這件事卻成了我惡毒攻擊黨的領導、敗壞領導威信的嚴重罪行。我當然不服，不是說事情愈辯愈明嘛，我就攤出事實與證據，懷著一種“要為真理鬥爭”的傻氣，決心爭辯到底。
最想不到的是，這一天安排出場的是單位的兩個最困難戶，是應該享受福利補助的人，也是我平日十分同情的人。這兩位一出場表現得特別怒氣衝衝，直奔主題，一開口就指出，我是以替他們說話之名，行攻擊黨的領導之實。有段話說得特別簡明而精彩：“×局長對革命貢獻那麼大，不要說×局長隻用了全局福利的三分之一，就是全部給×局長使用，我們也沒有半點意見，我們這些困難戶不用，也要讓他用，我們是心甘情願的呀！誰要你為我們說話了？你裝扮成為民請命的樣子，居心卻是攻擊黨的領導，今天我們一定要剝掉你的畫皮！”說者幾乎是聲淚俱下，感情激動，一下將我說啞了。麵對這幕滑稽而又有幾分悲壯色彩的表演，我愣怔了好大一會兒，木然地坐著，不再說話，我承認我被批倒了，讓批判者去慶祝勝利嗎！
哀莫大於心死。一連３天，我不開口，會下不說話，會上也不說話。“不說話就是對抗！”我仍不說話，在真理與謬誤之間， 我已經無話可說。
運動是一麵百棱鏡，可以在瞬間映照出許多不同的麵孔。
在南方大廈這方小天地裏，我認識了一些十分精彩的麵孔。不少人出於單純的義憤，或迫於一種無形的壓力而投入運動，但也有人是被功利所驅使，甚至極少數品質惡劣者是為了打擊別人，鑽營往上爬。負責整我的一個“專職幹部”，就是這樣一個品質惡劣者。“反右”後，他榮升某單位黨支部書記之後不久，在處理一樁婚外戀情找當事人談話時，竟將女方誘奸了。其品質可想而知，但這樣的人在運動中卻最能呼風喚雨。
不有一個會像川劇那樣猝然變臉的女士，給我留下的印象也十分深刻。“反右”開始，她不相信我會被打成右派分子，曾多次主動向我表示同情；待運動深入發展，她麵孔突變，一次在電梯口相遇，我習慣地同她打個招呼，她竟鄙夷地看著我，冷笑地說：“你是什麼人？右派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知道嗎？”如此無恥，令我冷到背脊。
當我再次到南方大廈辦公，已經是從農場回到廣州的１９６２年了。
離開的幾年，廣州隨同全國也經曆了一番翻天覆地的大躍進洗禮。原來沒有的珠江大橋，有了；原來沒有的五羊石雕，有了；原來沒有的城市人民公社和郊區人民公社，也有了；不少新事物或建設新成就出現了。有這麼一說，右派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打倒了右派，生產力當然應該出現一個新的躍進。實際情況似亦如此，自從右派分子被掃進農場，掃進監獄，掃進曆史的垃圾堆之後，一聲號召，人民群眾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地大幹快上，從“十五年超英趕美”到“一年等於二十年”，眼看著偌大的一窮二白的中國就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
廣州一日出動５０萬人煉鋼，全市機關團體和企事業單位的幹部，大部分停止辦公，把辦公室和宿舍的鐵門、鐵閘、鐵窗、鐵欄拆卸下來，當作“挖掘”的廢舊鋼鐵填進土高爐，即使放不出一個大大的鋼鐵衛星，也要放一個燦爛的“煉鋼衛星日”。
有的領導為豐收的糧食沒有地方存放而發愁，黨報用頭版頭條刊登通欄大標題，號召人們放開肚皮吃飯。
鋼帥糧帥升了帳，橫掃千軍如卷席，怕你狗屁帝修反！那真是長自己誌氣，滅敵人威風的好日子啊！
可惜科學不饒人，土高爐煉出來的是燒結鐵，密植深翻的田裏大減產，就算老天爺願意承擔責任，但人們的肚皮問題它卻解決不了。一度放開的糧食供應，又收了回去，還要求個人減少原先的糧食定量。情況急轉直下，供應狀況愈來愈為緊張。再且看——
１９５９年４月７日起，在飲食店吃飯要收取糧票。４月１１日起，實行市民憑票購買豬、牛、羊肉和魚，供應量按貨源定。無奈，從７月１２日起，在三元裏、楊箕村等１３個城鄉連接處，開放農貿市場。
1959年12月８日，停止向各單位供應豬肉，實行自養自給；中旬，市委號召“全黨動員，全民動員，立即掀起以養豬為中心的副食品生產運動高潮”。一時間，處處豬圈與辦公室毗鄰為伍。
1960年10月14日，市委發出《關於進一步做好壓低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
1960年11月９日，市委推廣小球藻等糧食代用品領導小組在廣州畜牧場召開小球藻、人造肉精、葉蛋白現場會議。12月14日，市委為貫徹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號召全市廣大群眾，開展一個大規模的采集、製造代食品運動，以適應口糧低標準下人民生活的需要。
1961年2月27日起，毛巾、被子、汗衫、背心等10種針織品實行憑票供應。接著，許多日用品如火柴、香煙、白酒等，均實行憑票定量供應。
1961年7月1日起，全市商品憑“三證”（糧油證、副食品供應證、日用品購貨證）供應。
1961年7月16日起，全市實行食鹽憑證供應。
1961年9月，居民食油定量由2市兩增加為2.5市兩。
到此時，在南方大廈能夠不憑證可以買到的東西，已經寥寥無幾。1961年底，市麵上出現不收糧票但每斤價格高達4元的高級餅，南方大廈門前從早到晚排起了“長龍”。雖然動員黨員和幹部不要去排隊，同事周大姐還是冒著受批評的風險排隊買了一斤，把剛從農場回來的我請到家裏款待一番。不過是幾塊餅而已，但這幾塊餅卻包含著那個饑饉年代的無盡情意。漂母賜食，莫敢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