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與倒影
沙麵的小艇
在飛速發展、繁榮興旺的現代社會，到處是工地和汽車，人們麵對喧囂繁盛的物質生活，忽然感到一種失落，因為他們想起了那失去了的極為珍貴的寧靜。
此時，我想起沙麵的小艇。
１９５２年秋，我與姚德興等幾位剛從武漢調來尚未安排工作的同事，慕名到沙麵遊，我們在小學曆史課本裏都讀到過關於沙基慘案的記述，所以對沙基留有很深的印象。我們這幾個剛剛到廣州的外地人對廣州的地理不熟悉，加之年輕氣盛，性喜指點江山，到了沙麵卻因找不到沙基而頗忿忿。經過一番激烈爭論，大家認定沙麵即沙基也，若不然此地何來沙基慘案呢？其實沙基是現今的六二路，與沙麵隔河相對。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３日，省港罷工工人、農民、學生、軍隊等十餘萬人，在東較場興行聲授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的群眾大會之後，按工農商學兵的次序出發遊行。武裝的軍人是按粵軍、警衛軍、湘軍講武學校、黃埔入伍生、黨軍（黃埔學生軍）一、二團順序走在遊行隊伍最後。群眾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遊行到沙基，當經過沙麵東橋橋頭時，英法帝國主義分子事先埋伏在沙麵洋樓裏的機槍，開始向學生及軍隊掃射，停泊在白鵝潭的英法軍艦也同時向人群開炮，致造成死五十餘人、重傷一百七十餘人、輕傷無數的沙基慘案。我父親的一位同事是黃埔一期學生，曾任孫中山無生衛士，沙基慘案發生那天，他正帶著一連黃埔學生從沙麵東橋前邊通過。他是沙基慘案的親曆者，後來他告訴我許多發生在這一天的事情，使我對沙基慘案有了比較多的了解。硬是把沙麵指認為沙基了。
當年，我們第一次踏上沙麵，很幾分豪氣。已經是“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走了”，沙麵到處是人民政府的機關和人民商業機構，省商業廳、省外貿局、華南財委、華南墾殖局、省油脂公司、省鹽業公司、省土產畜產進出口公司以及南方日報社等等，都在這裏辦公，一個個白黑字的豎長木牌，標誌著人民的勝利。我們這幾個人對沙麵那些歐陸建築沒有多大的興趣，因為我們在武漢的勝利街、鄱陽路及西商跑馬場周圍的怡和村等處，早已見過這樣的建築了，給我們新鮮感的則是岸邊那些生著許多“胡須”的老榕樹和停泊在江邊上船娘不斷向路上招呼“過海、遊河”的小艇。
喜歡“較真”的姚德興口手並用、比比畫畫地與船娘交談起來。他問船娘何謂過海？何謂遊河？船娘告訴他，渡到對麵是過海，在江裏遊玩是遊河。姚德興不忘抓住這一抨擊廣州人的機會，回過頭來笑著對我們說：
“你們看前麵是條不江不是？明明叫珠江嘛！”廣州人卻一會說它是海，一會又說它是河；過渡成了海，遊它卻變成了河，太沒道理！
“真是太沒道理！”大家一麵附和，一麵跟著姚德興的手勢上了小艇。
船娘問我們去哪裏，我們也不知道要去哪裏，反問船娘：
“你說去哪裏？”
船娘一笑，雙手劃起了槳。
那時候的珠江江麵真美。
流經廣州的江段，原本是很寬的，漢代時有一千六百多米，北岸臨近現今的中山路一帶，所以有“小海”之稱。後來江麵不斷變窄，如今隻剩下一百八十多米寬。粵人不改海的意識，稱過江仍為過海。但沙麵麵臨白鵝潭，前麵的江麵依然寬闊，那氣象倒有點像一個海灣。
小艇出發了。船槳點破水麵，撩起一串串閃射著陽光的水花。晨霧慢慢消散，像被水波吸了進去，縹縹緲緲地忽兒不見了。小艇兩邊的景色清晰起來，遠處的海輪和弓形的海珠橋，漸漸露出了它們那鋼鐵鑄成的身軀輪廓。近處幾隻漁船正在撒網，隻見漁人小心地拉著網，鱗翅閃亮的魚兒在收緊網裏蹦跳著被拉進船艙。有兩條小船不撒網，卻把一條拴了許多小竹簍的攻繩慢慢往江裏放。我們不知道這是做什麼，後來聽船娘說明，才知道那是在捉蝦。捕魚捉蝦，那清清的江麵上，正忙碌著人的營生。
“你把我們帶到哪裏？”姚德興問。
“對麵。”船娘答。
“對麵是什麼地方？”
“芳村。芳村有個花。”
我們誰也不再詢問什麼，都默默地望著水波，靜靜地聽著船下的水聲。
白鵝潭是流溪河與連接北江、西江的官窯水道彙合之處，水麵開闊，小艇劃了很久還未到對岸。回頭看，沙麵像一座嵐氣浮動的綠山，景色已有些朦朧了。
從此我喜歡上沙麵的小艇與寧靜。
其實沙麵的寧靜，隻能就自然界而言。在人類社會，這裏正崇尚“與人鬥，反樂無窮”的鬥爭哲學，並無一日安寧。
後來，我被分配到省商業廳屬下的一個單位工作，所以經常進出省商業廳的辦公大樓。沙麵的許多大樓都是有來曆的，如勝利賓館原是彙豐銀行，省商業廳辦公的地方原是新沙遜銀行。新沙遜銀行與上海的沙遜洋行本是一家，當年很有些資本。上海沙遜大廈即今上海龍柏飯店一號樓。省商業廳在新沙遜銀行那座赭紅色帶寬闊回廊的五層大樓辦公時，由於樓體堅固，樓頂成了防空陣地，幾挺高射機槍日夜指空。後來這座大樓幾度易主。１９５７年，省商業廳與省供銷社合並，遷到東山辦公，這座樓被移交了省外貿易。６０年代，這座樓又被移交給中南局的一個單位，以後又變成了內部招待所。改革開放之後，這裏是夜明珠酒店。前幾年，它的首層曾經是名噪一時的新荔枝灣酒家……幾十年來它的外部了色調雖然幾經變換，但比起內部的人事變化來說，則平淡得多了。
我到省商業廳不久，多次到新沙遜銀行大樓去參加批判廳長的大會。因為剛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的陶鑄同誌發動了一場“反國民黨作風”運動，廳長成了典型。
在以後的日子裏，原來滴灌人的新沙遜銀行成了戰場，口號聲不絕於耳，反胡風、內部肅反、反右、反地方主義，等等，運動的浪潮一波一波地衝刷著人們的靈魂……
但沙麵那種旁若無人的寧靜，仍吸引著我。我的許多回憶與它分不開。記得有一次我同友人朱可在此乘小艇去到花地，上岸後迷了路，但我們堅持不回路，並互相鼓勵說，堅持向前走，即使繞地球一周也可回到這裏。我們走著唱著，走到太陽西墜，忽然走到小艇停泊的碼頭。……那種豪氣、傻氣，那種單純與真誠，幾十年後我們還為之激動，為之暢懷大笑。１９５７年夏，就在反右的陰雲步步壓過來的時候，就在我們已看到內部文件《事情正在發生變化》，心裏塞滿鬱悶的時候，我和幾個年輕人又來到這裏泛舟。我們不說話，隻唱歌，少年不識愁滋味啊。……
如今，沙麵多了白天鵝賓館，多了夜明珠酒店上麵的變幼多彩的霓虹燈，多了許多現代化設施。應該說，沙麵經曆了幾址的驚壽駭浪之後，其主要部分保持了原貌，這是很不容易的。有一位朋友的在８０年代初反對填海建白天鵝賓館，反對劈山建中國大酒店，他這反對“填海劈山”的意見未被人們接受，如今反過來想想，他的意見是否是正確的呢？
有些固有的美，是現代化所無法替代的。在繁榮和發展中，有些固有的事物是不該丟失的，譬如沙麵的寧靜我沙麵的小艇。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５日
當年在此捉蟛蜞
有友人遷新居，往賀喬遷之喜。新居在梅花村，是一座高層建築。乘電梯上去，迎風立於陽台向四周觀望，“尋尋覓覓”，卻不見核梅花村何處去了。
老一輩的廣州人中間流行一句俗語：西關小姐，東山少爺；西關大屋，東山洋房。這句話大體上道出了廣州西關與東山的景觀及人文特色。西關、東山均為富人聚居之處，西關多富商豪伸，東山多官僚新貴。東山地區的馬棚崗、農林上路、新河浦、梅花村等處，建築多為西式洋房。改革開放之前，人們很少出國，進入東山，往往暗忖大約外國就是這個樣子了。人們驚異於這些建築的豪華與異國情調。若論富麗，在這些西式洋房群落裏，尤以梅花村為甚，梅花村一幢幢造型別致美觀附有花圃草坪的小洋樓，才是上海人稱羨不已的那種真正的“花園洋房”。
東山的洋房大多是二三十年代建造的。二三十年代基廣州活動的要人大都住在東山一帶。大革命時期，蔣介石雖然常在黃埔軍校辦公，但他的“公館”卻在東山。那時，廖仲愷與何香凝住東山口的雙清樓，汪精衛住蔡園，也都住在東山的範圍。３０年代初期，兩廣與南京分庭抗禮，在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及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一批軍人政客雲集廣州，其中不少人擇東山而居。李宗仁就長期住在馬棚崗，主粵的陳濟棠則大力經營梅花村。陳濟棠與一幫親信、幕僚在梅花村居住，並在那裏謀劃策動了許多“事件”。１９３６年的兩廣事變，就是陳濟棠與白崇禧等人在梅花村謀商發動的。曾幾何時，在這花壇環抱、綠樹掩映的文藝複興式的小樓牆壁上掛滿軍用地圖，運籌著一場場血雨腥風的戰事。……
解放初直到５０年代前期，梅花村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與廣東省委的機關重地，許多領導同誌也住在這裏。那時候，梅花村周圍尚有濃厚的鄉野風味，說它是“村”還真能給人一點“村”的感覺，它與斜對麵的楊箕村隻是房舍不同，而四周的景觀則是一樣的。那時，梅花村給我的感覺，是幽靜而且美麗的。從東山口來過裏的道路兩側，建築物零零落落，能引起人們注意的隻有一片兩層的黑瓦黃牆的鐵路職工宿舍和一個幼兒園，路對麵的廣州鐵路局大樓，孤立於田間，看起來分外宏大巍峨。梅花村東邊緊靠鐵路，水麵清清的沙河湧貼著路基向南緩緩流去。橋基長滿蒼苔的拱形石橋，像是一個被歲月壓彎了腰的老人，拱身伏在沙河湧上。石橋那邊是廣闊的郊野，上麵的水田和菜畦一直延伸到遠處。
那時我常去梅花村，因為同學朱可在省委工作，遇假日我常找他。我同他喜歡坐在橋欄上，觀望四野的風光。東邊，過楊箕村還有兩個煙藹籠罩的村莊，一條公路通黃埔，路兩旁新植的木麻黃樹，漸遠漸淡，融入稻田和菜地的綠野之中。稍往北，是天河機場，朱可因為工作關係，對廣州的曆史比較了解。他說天河機場與白雲機場是陳濟棠主粵時期修建的，陳濟棠很重視建立空軍，還辦了一個燕塘航校。大革命時期，機場在大沙頭，孫中山先生第一次看馮如的飛行表演，就在大沙頭機場。如今，天河機場上建起了天河體育中心，白雲機場幾經擴建仍難免將被一個更大更現代化的新機場所替代，成為曆史的陳跡。南望，一直可以望到珠江邊，孤零零地矗立在江邊的珠江賓館主樓，是我們的坐標，望到座暗灰色的大樓，我們就知道沙河湧在那裏入江了，我們投在沙河湧水麵上的樹葉與野花，像小船一樣就是在那裏轉入珠江向大海飄去。稍近處，望著達道路的幾座有許多陽台的樓房，朱可說，這叫火柴盒式建築，是解放前的銀行職員宿舍。那時我們感到那幾座樓建很不錯。向北，可望到背依山岡的沙河鎮與石牌村後邊蜿蜒起伏、朦朧縹緲的大學校舍。沙河湧是城市的邊緣，石橋是城鄉的界碑。梅花村在這個界碑旁邊，離開鬧市之喧囂，卻獲都市之便利，城市與鄉村的好處兼而有之，可見它過去的主人在這座城市裏的權勢與尊榮。解放後，這裏雖然成了機關重地，但它的基本格局未變，仍保持著一般市民不易接觸的那種神秘的清幽。毛主席乘火車來廣州視察，曾在這裏下車，可見幾十年來此地是個風雲際會之處啊！不過當年對我來說，梅花村隻是一個訪友與交遊的好去處而已。
我與朱可喜歡在田埂上散步。在稻子快熟時，摘一個稻穗在嘴裏慢慢咀嚼，稻粒中清香的液漿，令我回味起少年時代生活的北國。一次我們在廣州鐵路局旁邊的稻田裏看到幾隻小螃蟹，一下子來了精神，小螃蟹很機靈，一聽到水聲就趕快逃走。我們忙了半天，終於抓了五六隻，興奮不已。我說：“這螃蟹太了。可怎麼個吃法，油炸呢？清蒸呢？”朱可說：“無論油炸還是清蒸，你都不會，何況這種東西不能吃。”我問：“為何不能吃？”他答：“因為它不是螃蟹。”
“不是螃蟹是什麼？”我反問道。
“是蟛蜞。廣東同誌說的，這種小螃蟹叫蟛蜞。”
“小螃蟹也是螃蟹，是螃蟹就能吃。螃蟹變蟛蜞，廣東人名堂多！”
“好好，我們把它養大再吃好嗎？”朱可不願同我爭論，笑著說。
朱可真的回梅花村拿了個寬口玻璃瓶，把小螃蟹裝進玻璃瓶裏，交我帶回去養著。他還到我的單位來看過小螃蟹養大沒有。我們誰也不會真的吃那幾隻叫蟛蜞的小螃蟹，隻是把一種情趣養在心裏。
後為，朱可要求調動工作，我幫他當“參謀”，兩個人坐在石橋上討論來討論去，最後選定了剛剛在興建的三門峽水電站。朱可不留戀梅花村的洋房，甘願去鑽建築工地的工棚，說起此事後代人不理解，但這是我們那一代年輕人必然的選擇啊！
如今，原來的梅花村早已成為記憶，站在友人的陽台上俯瞰，很難找到原來梅花村的小樓；環顧四周，也找不到一絲田園景色。這些年我千居過幾個地方，每居一處，初時均感四周開闊空蕩，站在陽台上能看到很遠很遠的地主，但漸漸四周的景物變了，近了，高樓像潮水一樣從四周淹過來，自己所居的樓房似乎越來越矮，陷入潮浪的漩渦。……原來的梅花村，不可避免地被新建的高樓淹沒了，也許再過幾年，它就隻剩下一個地圖上的地名了。
事物的發展按著否定這否定的規律在進行著。從２０年代一直輝煌到７０年代的梅花村，漸漸隱去了。但無數比梅花村更富麗更幽靜的現代新村，卻在廣州四鄉建造起來。
原來的梅花村已成為曆史，但當年捉蟛蜞的記憶，在我心裏依然清晰。……
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
紅花黃花之間那條路
１９６３年１月，羊城新八景投票定景活動結束，紅陵旭日、越秀遠眺、白雲鬆濤、鵝潭夜月、雙橋煙雨、東湖春晚、羅崗香雪等被評為評為羊城新八景。這些景點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廣州市政建設的發展變化，評定活動則反映出人們對５０年代那段相對穩定的生活的留戀，和對“大躍進”以來困苦生活的一種消解。如今，幾十年過去了，人們對這一切已經淡忘；如今，市區飛速擴展，現代化的建築比肩而立，人們的觀賞習慣與觀賞範圍發生了質的變化，但羊城新八景因其深蘊的文化價值與觀賞價值，仍為人們所喜愛，如紅陵旭日等。
紅陵旭日指的是廣州起義烈士陵園。初建時它名為廣州公園烈士陵園，於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奠基，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６日廣州起義３０周年前夕建成。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聶榮臻、陳鬱、周文雍等，領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和廣州工人赤衛隊，乘粵桂軍閥混戰，粵軍主力離開廣州之機，在廣州舉行起義。起義以建立“公社”為號召，浴血奮戰，先後占領了許多要害部門和大部分市區，並成立廣州共蘇維埃政府。後由於敵人的瘋狂反撲，起義部隊沒有及時向農村轉移，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起義不幸失敗，張太雷及許多起義的工人、士兵壯烈犧牲。為紀念這一起義，建廣州起義烈士陵園。陵園內，廣州起義烈士衣冠塚，像一輪剛剛露出地麵的朝陽，故有紅陵旭日之說。
原來先烈路的起點在如今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正門，正對東較場。路口東側是辛亥革命前後因刺殺清政府將軍孚琦、水師提督李準、軍閥龍濟光而壯烈犧牲的溫生才、林冠慈、陳敬嶽、鍾明光等四烈士之墓，此處又名紅花崗。由此直到十九路軍墳場，路兩側有史堅如墓、興中會墓園、鄧蔭南墓、鄧仲元墓、張民達墓、朱執信墓等等。１９５３年初我第一次從這條路走過時，路兩側是很荒涼的，眼前景物除了墓園，就是農田與起伏的山丘，山丘多為架設探照燈與高射炮的防空陣地；建築物很少，隻能見到光華護士學校教學樓、傳染病院、省幹部療養院（今腫瘤醫院後樓）、執信女中及站在傳染病院就可以看到後來成為空軍文工團駐地的那座帶水泥圓頂的樓房。當時此樓刷成白色，我們戲稱它為白宮，因為它坐落山岡上，看起來很高，後來成了我們的前往沙河的路標。由傳染病院向越秀橋回望，就隻有造幣廠（如今是省黨校所在地）的一九建築和幾座紅磚洋樓。路的另一邊，田野中有一座孤孤的頗有氣勢的宮殿式樓宇。聽說這是解放前某警察局長的別墅，我們不能不感歎這位警察局長搜刮民脂民膏之狠之烈，還感歎他手中權勢的厲害，否則誰敢住在這裏來享受荒郊野外的“田園樂趣”呢。此樓中西合璧，建得很堅固，如今還立在華燕賓館之內。
那時先烈路雖然很荒涼，卻有一種蒼涼美。路兩側的墓園因為遠離塵世的喧囂，令人油然而生出一種莊嚴感。這些陵園都有些規模，其中以黃花崗為最。
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會黃興等人在廣州組織了一次大規模起義。原定挑選海內外８００名同盟會會員作為“選鋒”（敢死隊員），於４月１３日分１０路進攻兩廣總督署等要地，後因人員及軍械未能及時到達，決定延至２７日起事，並改１０路進攻為４路進攻。當日下午，黃興與方聲洞等人率隊攻入兩廣總督署，後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在這次戰役中，不幸有一百多位革命黨人壯烈犧牲。烈士們橫屍街頭與東較場等處，清政府不準收屍。事後三日，以記者身份在廣州活動的革命黨人潘達微，找到與他家有世交之誼的廣仁堂善董，請善董出麵收屍埋葬。廣仁堂遂在東門外三望崗旁邊，找了一塊原叫臭崗的地方，掩埋了潘達徽帶人連人連夜收集到的七十二具烈士遺骸。辛亥革命之後，此地更名為黃花崗，１９１２年５月，孫中山先生來墓前致祭，並提議建造墓園，１９２１年前後，墓園建成。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墓的墓塚內圓外方，墓塚後是一座五六米高的山形石坊，石坊頂端站立著一尊高舉火炬的自由女神像。１９６６年那個瘋狂的夏天，這尊自由女神像遭了大劫。好像廣州的“文化大革命”是從革這尊自由女神像的命開始的。大學生們砸碎了自由女神像，搬倒黃花崗內許多石碑，“意氣風發”地湧到街上遊行、刷標語。我記得省政府門前的馬路上刷的“絞死自由女神”的大標語遮蓋了整條馬路。第二天，這條大標語竟成了《頭晚晚報》等報紙的頭版通欄大標題，真是一個“狂歡的節日”啊！不知道為什麼，“革命”會對自由那麼仇視？幾年後說要修複黃花崗墓園，在石坊上羞羞答答地安了個大火炬，自由女神仍然沒有歸來，直到改革開放之後，黃花崗墓園才得到全麵的修整，恢複了原貌。
１９５７年我常到黃花崗去。那時反右已進入“緊羅密鼓”階段，我已是砧之俎，在待炮製的冷凍期間，有些閑暇，因此有時帶一本《約翰?克利斯朵夫》，躺在黃花崗的荒草裏，一讀半日。任外麵如何批判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個人主義”，竟然毫不與聞。幾十年後，我又搬到黃花崗附近居住過，所以我同黃花崗是有些緣分的。
談起緣分，我與紅花崗——廣州起義烈士陵園的緣份可能更深些。在修建它時，我同許多青年團員一樣，跟著鮮紅的團旗，到它的工地上挖過湖，挑過泥。以後，從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８０年我一直在它的附近居住，園內的墓台和中蘇血誼亭，以及根據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崔庸健１９６３年在我國訪問期間提出的建議，於１９６５年６月建成的中朝血誼亭，是我常去憑吊與散步的地方。我還與家人一起在湖裏劃過船，觀賞過每年在這裏舉辦的春節羊城花會。廣州起義烈士陵園建得很美，更像是個供遊人觀賞與休憩的園林，據說當年討論建造方案時是有爭論的。有人不讚成這種布局，認為這種布局會衝淡陵園的莊嚴感，更不讚成墓塚與紀念碑分開。想不到這種正常的工作爭論，１９５７年竟然從中找出出了右派分子來。
不久前的一個早晨，我進入廣州起義烈士陵園。未想到幾年不來，這裏已經是熱鬧非凡的了。滿園都是健身者、練功者，唱歌的、跳舞的，習練各種功法的，到處可見。我是行外人，不懂那些功，看姿態種種功法總有一百種以上，看得我眼花繚亂。人們生活得從未有過的安適，這正是烈士們浴血奮戰追求的夢想，我想烈士們不至於因受到音樂、舞步的驚憂而歎息吧。
先烈路如今已成鬧市，與我１９５３年第一次看到的沿途景象完全不同。那時誰能想象在路側的青龍崗一帶會矗立起遠洋賓館與花園酒店這樣的高樓大廈呢？現在整條先烈路都被現代化的建築物覆蓋了，烈士們的墓園雖經政府多方保護，存留了下來，但其實已經淹沒在新起的樓房之中了。隻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和紅花崗廣州起義烈士陵園，依然以它們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在彰示著先烈路的輝煌。……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８日
第一次食粥
厚曰＊，衡曰粥，吃那種稀糊的東西，如今的中原人喜用一個“喝”字，叫做“喝稀飯”。廣州人則不說“喝稀飯”，而說“食粥”，這就區別出同中原人的不同來。中原人不僅麵對稀飯要說喝，麵對湯麵也說喝，叫做“喝麵條兒”。一個“喝”字，生動固然生動，但難免帶出一點不雅的讒相。廣州人避開這種不雅，雖說他們的祖先了來自中原，而大多數還遭受過充軍流徙之苦，但這些“流人”卻堅持說古語，一代一代相傳，故而至今仍把稀飯叫做粥，把吃叫做食。《禮記?檀弓上》有雲：“＊粥之食”，可見這個“粥”字是有不短曆史的。至於“食”字則更有來曆，《孟子?告子上》的“食色性也”句，早成經典。一個“食”字，充分表達了廣州人在追求日新月異的美食的同時，堅持保有的古風。
我對廣州人“食粥”用語的雅而高古，是深為敬佩的。但想當年初來乍到，對“食粥”包含的內容，卻驚訝不已。不知是否也是古已有之，廣州人的粥，內容十分豐富，與中原人的稀飯，已不可同日而語。
上世紀５０年代的惠如樓，是我第一次品嚐粥滋味的地方。從北方剛剛到廣州，領隊老姚帶大家到一間門麵古色古香的茶樓吃早餐，並特意告誡說，要稀飯的別說什麼稀飯，要說粥，以免人家笑我們侉。大家入座，噤聲不語，似乎那粥是個非常莊嚴的東西，怠慢不得。曾經來一次廣州因而自詡為老廣州的老姚，一時間似乎也被什麼“星期美點”、“鮮明油器”之類北方人不甚了了的物什弄得眼花繚亂，看來看去，硬著頭皮給每人了一碗稀飯，兩根油條。當然，他在與服務員交談時，莊嚴地把稀飯說民白粥。白粥上來，老姚抖擻精神，指著台麵上的一個白色瓷缸連聲說：“加糖，加糖。”北方缺糖，大家對糖有一種天生的向往，自然大加其糖，把一碗白粥弄得苦澀難咽，原來白瓷缸裏非糖乃鹽。我們對稀飯加鹽十分不解，幾乎認為這是開化的表現，大加抨擊，對粥幾成見，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問津，直到後來機關旁邊開設了一個賣早點的檔口，供應豬腸粉和皮蛋瘦肉粥，在同事們的攛掇下，我才初嚐粥的滋味。五分錢或一角錢的皮蛋瘦肉粥，引領我逐漸進入廣州粥的世界。
廣州粥是個大家族，要真正熟識這個花團錦簇的世界，不是一天兩天甚至不是一年兩年所能做到的。
先說說艇仔粥吧。食艇仔粥最好在艇仔上，那才叫地道。上世紀５０年代荔枝灣還有一條水道通珠江，灣裏有許多帶流蘇的花艇和扁長的舟，往珠江海角紅樓和西郊遊泳場遊泳，大都在寶華路尾搭乘這種小艇舟。這種艇仔不賣粥，賣粥的艇是在珠江緩緩弋的有點近似魯迅先生在小說中描寫的烏逢船那種。它比灣裏的艇仔略大，一般是有一個穿黑香雲紗衣褲背後拖條發辮的中年婦女站在舟尾劃雙槳，往往還有一兩個腰掛浮木的小孩或一個年輕姑娘在她腳前玩耍或做事。艇上分明是一戶水上人家。艇的後半是這家人的居處，鍋灶、席被具有，艇的前半供遊河客人坐臥，艙麵呈古銅色，擦拭的光可鑒人。遊泳的人往往在稍歇的時候，把江麵上的小艇喚過來，要碗艇仔粥或一碟腸粉充饑。但我第一次吃艇仔粥卻是在一個仲秋之夜，與一位同伴叫了隻艇仔賞月，不意卻讓明月抖下來的縷縷清暉，將我們織進了鄉愁。艙內沒有燈火，浮在江流上的月影，卻映得滿艙透明，那清幽自不必說了。先是聽見斷續的槳聲，後來連槳聲也漸漸遠去了，原來艇娘早已停槳，任小艇在月光籠罩的江麵漂遊。我倚在艙板上，頭伸出艙外，遙望碧空，一直沒有找到故鄉小院頂上的那幾顆星星。江風帶來些涼意，我打了個冷戰。同伴靠著棚壁靜坐，在想自己的心事。雲影蕩來漾去，艇尾有些模糊，忽然，從那邊傳出一聲問訊：
“吃碗粥叫吧？”
風箱聲。火光。從艇尾飄來一股淡淡的柴煙味，未幾，兩碗香氣逼人的粥由艇尾遞了過來。在暗淡的光線裏雖看不清碗內的佐料，我卻吃出了海蜇、浮皮、花生及碎油條的種種味道，那味道渾然一體，味美無比。仲秋之夜，一碗地道的艇仔粥，像一碗濃濃的醇酒，令我陶醉於溶溶的月色江色中。
一年後，表姐趁著暑假從北京來探望我，是少年爭過梨吃的友伴，說起廣州美食，不意她竟提出要吃狀元及第粥。
表姐說，大學裏同宿舍有一個從誌原軍轉業下來的廣東女孩，特意告訴她廣州的狀元及第粥和叉燒包最好吃，一定不要錯過。我尚未吃過這種名號有點霸氣的粥，同表姐一起品嚐之後，覺得這種內有肉丸及粉腸的粥品，確實不俗，難怪敢以狀元自詡，可見廣州粥品也藏龍臥虎啊。
１９８２年春，作家楊沫、諶容、張潔、戴厚英、遇羅錦、蔣維嘉、葉蔚林等來到廣州，分住在迎賓館和礦泉客舍。諶容和戴厚英說了幾次，要我找一家典型的廣州茶樓，大家一起去飲一次早茶。我把地點定在惠如茶樓，約好第二天早晨住在礦泉客舍的先到迎賓館集中，然後一起步行前往。那天大家興致很高，連已經七十多歲的楊沫大姐也堅持要去（記不清張潔是否去了）。看到服務員盤托上那些花樣繁多的點心，已令這些見多識廣的大作家們驚詫不已，當我極力向他們推薦粥品時，並以老廣州的口吻報出艇仔粥，及第粥、豬肝粥、田雞粥、皮蛋瘦肉粥、花蚧粥、粉腸粥、雞粥、魚片粥、生魚粥、柴魚花生粥、菜幹粥、豬紅粥等等，他們簡直是驚愕了，怎麼一個“粥”字會被廣州人弄出這麼多名堂？為驗證我的推介，各人分別要了一碗與別人不同的粥，味道各異，但讚聲一致。大家邊吃邊交流感覺，說得興奮時，善於說話的戴厚英、諶容和同台（那時可以拚台）的其他茶客熱烈地交談起來。同台有一個香港的消防隊隊長，聽著這幾位北方作家對粥的讚美，得意之餘，還對我剛才的介紹作了補充：“廣州人食粥，食法少說也有幾十種吧。且不說肉粥，白粥就有墜火白粥、白果白粥、牛奶白粥等，不要以為牛奶白粥是加牛奶煮成的，不是，那牛奶是米粒裏煲出來的。”作家對粥有了體味，又聽了消防隊長一席話， 不能不頻頻頷首，對廣州美食家們表示無比飲佩。
如今有了以賣粥為旗號的粥城，粥城裏到底有多少種粥，除了生滾、墜火、粥煲、粥窩等等之外，還會有多少種吃法，我已不清楚了。
母親在世時，我回到家鄉母親還特意用瓦煲給我煲，放進肉片或魚片，說是做廣州粥給我吃。她說如今當地人也喜歡吃這種粥了，當地有廣州酒家，當地人學會了這種粥的做法。
這已是幾年前的事了。
２００２年６月４日
榕蔭下的革命廣場
這些冠蔭巨大、渾身根根須須的細葉榕，已經是很古老的了。那幾年，我同一位朋友常坐在它的綠陰下的那棵樹，據１９９５年的測定，已經有１３９年的樹齡，今年應該是１４６歲了吧。另有一棵樹齡更長，再守４年就是２００歲了，依此類推，它應該是清代嘉慶十一年（１８０６年）栽種的。不知道這些榕樹是誰種的和為什麼要種在這裏。四十幾年前，我們和她在月夜裏踏著它的碎蔭散步時，它似乎就已經很古老了。
月色也很古老。淌在廣場上的青白色目光，像一爐始瀉而迅速冷疑的熔漿，閃出熠熠的幽光，令人想起青銅時代。青銅時代的月光也如此清如此幽嗎？但在青銅時代，這裏卻沒有一個鋪滿月光的廣場。
無論是古老的榕樹，還是古老的月光，都像從廣場北邊的博物館裏溢出的陳列，同虎門要塞的大炮一起，沉重而不無輝煌地記述著曆史。
四十多年前，當我同她一起坐在廣場邊的石凳上，看麵前斑斑駁駁的樹影，看如水的月光，看遠處學騎自行車的學生，並不知道這個寬闊的廣場還有一個名字，一個非常響亮的名字——革命廣場。它是一場受挫的革命留下的一個令人憑吊的遺址，但當時卻沒有人憑吊它。它似乎被一場新的革命冷淡了。否定了。
我同她談的話題，不外是當時人們傾情談論著的革命與理想，但我們不知道，在我們的腳邊，曾經飄蕩過無數的紅旗，曾經回響過雷鳴般的呐喊，曾經爆發過血與火的鬥爭。在離我們不遠處，那個用石條砌成的被朦朧月光覆蓋的石壇，曾經做過無數次主席台，號令三軍，奮起１０萬工農；“打倒軍閥！打倒列強！”的雄壯歌聲從石壇前飛過，感染著無數群眾……
東到越秀中路，西至龍虎牆，北臨中山和，南接文明路，原是中山大學校園。校園的南部臨文明路處，是一個大操場。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期間，這個操場成了群眾集會的場所，許多有曆史意義的大會都曾在這裏舉行。革命的或假革命的人都跑到此處亮相，因此，它被染上一層濃烈的革命色彩，也才有了“革命廣場”這個名號。
我同她來到廣場的時候，廣場十分平靜，甚至可以說是十分寂寞。群眾大會多在越秀山體育場或東較場舉行，這裏早已回歸到它原有的功能，隻有一些愛活動的中學生在上麵跑來跑去。中山大學遷走之後，留下的附中學生在靠中山四路那邊上課，把清幽留給了這邊。那時，廣場北側既沒有廣東省博物館，也沒有廣東省中山圖書館，隻有大鍾樓和兩三幢據說是鄒魯與戴季陶住過的小樓。
在如今中山圖書館的後麵，有幾座灰瓦黃牆的公寓樓，她父親是大學教授，全家住在其中一幢公寓樓裏。我和她是同事，晚上常陪她回家，在她走進那座淡黃色的宿舍之前，我們常常在廣場邊逗留。
有一次，我望著月光下的大鍾樓，問她：“誰住在那裏？”
“空的。”她說。
幾年後，我看到這座中西合璧的清末建築門旁，掛上了“魯迅紀念館”的牌子。
１９２７年１月至４月，魯迅先生任中山大學中文係主任兼教務主任時，曾住在大鍾樓。“四一二”事變後，他辭去教職，遷往位於今白雲路７號的白雲樓二樓，直到９月底離開廣州。
但在鍾樓內發生的更為重大的一件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卻在多年後才被確認。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至３０日，在孫中山主持下，國民黨在這裏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１９８人，其中有共產黨員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譚平山、張國燾、林祖涵、李立三等２３名。大會一開始，根據謬仲愷關於組織主席團的提議，孫中山指定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特、李大釗為主席團成員。
這是國民黨有史以來的盛會，是國民黨改組的盛會，是國共合用的盛會。一個新的革命高潮由此而來，它對中國曆史發展的影響，應該說，遠遠超過魯迅先生在此居住數月而產生的影響。
大會期間與大會前後，鍾樓內外充滿鬥爭，甚至於充滿濃烈的火藥味。
孫中山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張，同意“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建立了兩黨合作的基礎。
在大會第四日（２３日），通過由共產黨人瞿秋白等起草的大會宣言時，國共兩黨的與會代表對民生議的解釋發生了嚴重的分歧。
２８日，在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時，爭論更為激烈。方瑞麟、江偉藩、黃季陸等人，以“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為名，反對黨員跨黨，也就是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本屆大會將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瞿秋白、張國燾等選入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
在一屆一中全會上，譚平山同廖仲愷、戴季陶一起被推舉為常務委員，並根據廖仲愷的提議，讓譚平山擔任組織部長，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楊匏安、馮南坡、彭湃分別擔任組織部、工人部、農民部秘書（相當於第二把手）。毛澤東等也身居要職。
大會以後，以林森、謝特、張繼等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同以廖仲凱為首的國民黨左派之間，就新三民主義的三大政策與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擔當職務問題，展開了長期尖銳的鬥爭。
共產黨內部也不平靜。１９２３年６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共產黨員能不能加入國民黨問題，爭論激烈。陳獨秀在國際代表馬林的支持下，主張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采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現國共合作。張國燾、毛澤東、蔡和森反對。後來，毛澤東、蔡和森願意服從多數人的意見，而張國燾仍然堅持反對意見。
關於合作的方針與政策，在之後的兩三年中，依然爭論不斷，愈演愈烈，終於形成了黨內的第一次路線鬥爭。
蘇聯特使鮑羅廷，於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來到廣州，被孫中山聘為國民黨組織誤導員，成了孫中山的首席政治顧問。在鮑羅挺的勸告下，孫中山力排阻力，決心吸收新鮮血液，接納共產黨員，改組國民黨，以使國民黨成為國民革命的領導者。
陳獨秀在國際代表馬林的壓力下，同意當時隻有４２０名黨員，並且被馬林說成是“一群熱情而好心腸的馬克思主義學生”組織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實質原因也是為了發展共產黨的力量。他在答複身在日本的黨員周佛海的信中，對加入國民黨的目的說得最明白：
“第一步，利用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的實力；第二步，就是使國民黨共產化。”
此又不足，在兩黨合作之後，毛澤東等一些共產黨人，堅持要為取得革命領導權而鬥爭。這樣，雖在實現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上，兩黨有全作的政治基礎，但各自都為了通過合作壯大自己，必然會帶來許多猜忌、摩擦，直到流血衝突。
從大鍾樓開始的國共兩黨的鬥爭，到後來演變成１０年的內戰。我沒有遇到過一個大鍾樓大會的參加者，也沒聆聽過當年這些叱吒風雲人物的真實心聲。
我認識一位住在越秀南路一條小巷裏的女士，她是我表姐的同窗好友，姓謝，我喚他謝姐，聽表姐說，謝姐的祖父是大革命時期國民黨要人，參加過“一大”。
謝姐從藝術學院畢業，分配到新疆教鋼琴，後辭職回到廣州。她住的那條小巷有幾幢紅磚小洋樓，她家住在其中一幢。一個鐵柵大門，大門內是一個小院，院內有個殘破的多年不加修茸的花壇；緊靠右麵院牆，一道磚樓梯通向二樓陽台。說是洋樓，但樓內為雕花木隔扇隔成的房間，一如中式住房。二樓前廳擺放著一架鋼琴，每次我一進巷口，就聽到從那裏傳來的鋼琴聲。謝姐常要她的學生或兒子給我彈琴，或練習曲或《東方紅》，卻從未彈過鋼琴名曲；謝姐也從未給我彈過琴。有一次，我請她彈《月光奏鳴曲》，她彈了兩小節，忽然停住。“不好。”她說。不知是什麼不好，是她彈得不好還是曲子不好，抑或是有什麼其他地方不好。
謝姐生活得很悒鬱，像一隻失群的膽戰心驚的燕子。因為心照不宣的原因，我從來沒有過問她的家世，她也從來不向我提起，所以這座小樓裏的往事，對我一直是個謎；但前廳牆壁上，那曾因掛過鏡框而被經久的歲月濡染了的印痕，往往會引起我不著邊際的冥想。
我的那位同事，那位隻知道大鍾樓當時空空無物，而不知道由大鍾樓引發出來的一幕幕詭譎多變而又英勇壯烈曆史的女孩，可能由於父親的原因，卻常常向我提起中山大學。
“這裏原先是中山大學。”她說，但她沒有見過原先的那個中山大學。她在中山大學讀過書，讀了兩年就參加革命，走上了工作崗位。
她那教法學的父親當過省參議員，我聽她的一個親戚說過，那時她父親走官場多過上講台，所以，解放後幾乎被戴上“反動教授”的帽子，遇到當肅反之類的運動，就要坐在黃牆灰瓦的公寓樓裏寫交待。
我想，當年我同她在廣場的月光下散步的時候，可能正是她父親在家伏案寫交待的時候，所以她不願早早回家。
“中山大學是什麼時候在這裏的？”我問。她答不出來。
以後從資料上，我才知道中山大學的前身是國立廣東大學。國民黨改組前後，孫中山總結過去國民黨一盤散沙、形不成力量的教訓，接受鮑羅廷的建議，決心按照蘇俄黨領導一切的模式，改造國民黨和廣州政府，把軍隊變為黨軍，把教育變成黨化教育，把學校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在這種情勢下，１９２４年７月，孫中山下令合並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廣東法科大不和廣東農業專門學校，組成綜合性的廣東大學。
廣東大學校址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原校址。這裏原是建於清代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的廣東貢院。在這個緊鄰城牆，位於大東門小南門夾角地建起的一排排蜂窩樣的考棚，原本是不子們來到廣州考取功名的地方。１９０６年拆貢院，建新校舍。以後廢科舉，１９０８年改為兩廣速成講習所、兩廣優級師範學堂；１９１２年改變廣東高等優級師範學堂。
孫中山要在這裏建立為國民黨培養政治和文化人才的最高學府，遂有國立廣東大學。１９２６年７月，為紀念孫中山，才正式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
就像當時廣東上空的政治風雲一樣，廣東大學內的鬥爭也風起雲湧。
孫中山在世時，他是無可爭議的領袖，加上蘇聯顧問魚鮑羅廷發揮參謀作用，尚能控製局麵。孫中山去世，兩派鬥爭即刻明朗化、劇烈化。善於表現“革命”的汪精衛，與政治顧問鮑羅廷共同掌握了國民政府的最高權力，左派占了上風。
教育界的群眾運動蔚為壯觀，１９２５年春，廣州市的市立學校停課鬧革命五十多天，隻不知是何時“複課鬧革命”的。
廣東大學內的左派，決心趕走右派校長鄒魯。１０月，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開列“該校所用教員、多不明黨義”等罪名，宣布由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甘乃光等組成調查委員會，對廣東大學進行調查。
校園內口朱誅筆伐，報紙揮巨戈參戰，指責廣東大學是沒有黨化的“不革命”的學校，鄒魯是“不革命的領袖”。廣東大學的教授們咽不下這口氣，召開教授聯席會議，要求教授治校，撤換甘乃光。汪精衛在聯席會議的報告上批了“不理”二字，下令撤銷鄒魯的校長職務，任命陳公博為代理校長。
１９２６年２月，校長一職由褚民誼接任。以“新學生社”為代表的左派學生和團結在孫文主義學會周圍被稱為“士的黨”的右派學生，為選舉學聯代表及爭奪各種陣地，在大鍾樓和革命廣場不斷發生衝突，大打出手。那些被稱為“士的黨”的右派學生，手拿棍子，一遇爭執就揮棍打人，女生與男生同樣勇猛，一個頭目還在他們辦的《醒獅》上高呼：“高舉士的，從廣州打遍廣東，打遍全國！”
由此可見，當時校園內的“革命”氣氛是何等“高漲”與混亂！
正在這時，來了幾位名人——郭沫若、鬱達夫和王獨清。由於他們的到來，使我們研究革命廣場多得到了一些史料。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３日，也就是在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３天之後，郭沫若、鬱達夫和王獨清由上海乖輪船來到廣州。
輪船一進珠江，望著兩岸景色，抑鬱的鬱達夫猝然興奮地感覺到：“南方的風物，煞是離奇，煞是可愛！”
充滿激情的詩人郭沫若，自然不會無動於衷，他幾乎是朗誦般地喊道：“美啊！宵是和日本長崎口外的風景一樣嘛？”
他們遠道而來，還不知道前幾天發生的事，心想在這塊革命策源地上受一番聖潔的洗禮，有一番作為。
郭沫若是由瞿秋白推薦來廣東大學任教的。當他接到廣東大學的來信和林祖涵弟弟林祖烈寄去的路費時，剛辭去武昌師範大學教授職位的鬱達夫正好呆在上海；而剛從巴黎留學回來，被郭沫若戲稱為“看裝束就有點像雨果的兒子”的王獨清，正好找到郭沫若門上，於是３人相約，同船來廣州追求革命。
郭沫若接任文科學長職後，在校長褚民誼支持下，為整頓紛亂雜遝的課程和“笑話百出”的教學質量，決定學一可以在本月內重新選擇自己學習的所有課程，不再讀自己不喜歡的功課。這一下，戳痛了那些濫竽充數的教師，６０多個教師中有２６人罷課要求撤換郭沫若。
這場“擇師運動”的風波，自然影響到文科教授兼英文係主任的鬱達夫。鬱達夫對廣東大學教育水平的低下，黨派鬥爭的陰暗和把全部精力用於政治活動的學生們的打鬥，已感到厭惡。廣州之行，成為“雞肋”。後來，他在《雞肋集》題詞中寫道：“和兩三位朋友，束裝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在那裏本想改變舊習，把滿腔熱忱、滿懷悲憤都投向革命中去，誰知鬼蜮弄旌旗，在那裏見到的，又是些陰謀詭計，卑鄙汙濁。”可見他當時的感受。
郭沫若不同於鬱達夫，他在那樣激蕩不已的政治一半中，卻能如魚得水。１９２６年６月，他參加北伐，任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上校科長；不久，升為少將；又不久，北伐軍攻克南昌後，升為中將；輕裘肥馬，皮靴武裝帶，戎馬書生，意氣風發。
６月初，鬱達夫因兒小夭折到北京探親，直到１０月下旬才回到廣州，這時學校已改名為中山大學，校長為戴季陶。郭沫若離校後，王獨清接任文科學長。在戴季陶對全部教師進行“審查後重新聘用”的整頓中，鬱達夫行丟了英文係主任職務，從文科教授變為法科教授。
戴季陶本屬國民黨右派，卻用國民政府命令中最革命的詞句來打擊左派：“中山大學為中央最高學府，亟應實施純粹的黨化教育，養成革命之前驅，以樹建設之基礎。”戴季陶以原來左派產施黨化教育不力為由，收拾校內的左派。
鬱達夫看不慣這種齷齪的政治鬥爭，加之學校經費困難，常領不到工資，宿舍破爛不堪，“夜裏有幾十匹頭大如貓的老鼠賽跑”，連大學本部的標誌——大鍾樓上的鍾也是不走的，感到喘不過氣來。“我這一回真悔來此，真悔來這一個百越文身之地。”
１２月１５日，鬱達夫終於提著一個藤條箱，懊惱地離開了中山大學校園，離開了廣州。
魯迅卻在鬱達夫離去不到一個月之後，來到了中山大學，踏上了革命廣場。３個月後，他也離去了。
此時，革命廣場上已沒有群眾的呐喊和動蕩中的輝煌了。
為什麼在那個大時代裏，這裏會呈現出一個被群眾稱作“革命廣場”的廣場？許多次，我從廣場的圍牆下經過，腦海中都會閃現出這樣一個問題。站在越秀中路和文明路的交叉路口往四周看，好像尋到了答案。
大革命時期，這一帶是廣州的政治中心之一。沿越秀南路南去，從謝姐住的小巷口再往南不足２００米，現今的越秀南路８４號，是一座清沫建的一牆到頂、不露瓦脊、有拱門和大玻璃窗的仿西式建築。此建築原為惠州會館，大革命期間，國民黨中央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曾在此辦公。
再往前走，在越秀南路與今東園橫路相彙處，向南直到江邊，就是原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用搜刮來的民脂民膏建造的東園，東園內也有一幢不西不中的別墅式樓房，１９２５年６月至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它是省港罷工委員會所在地。可以想象，２５萬罷工的香港人和沙麵洋務工人的中樞機關設於此，這裏會出現何等熱鬧的景象！
在革命廣場對麵（今文明路２１５號對麵），是當年的中共廣東區委員會、越南青年同誌會和越南青年政治培訓班在地。
國共兩黨和工人運動的領導機關，以及外國革命青年的活動場所集中於此，加上中山大學那些不喜歡課桌而熱衷於爭鬥的學子，這裏，自然而然就成了一個政治中心和革命情緒高漲的地區。
革命鬥爭是殘酷的。當年，在革命廣場周圍曾不斷響起槍聲。
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０日上午，國民黨左派領袖、廣東省省長廖仲愷前往參加國民黨中執委第１０２次會議時，在中央黨部大門口不幸遇刺身亡。
當天下午，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聯席會議，一致決定由汪精衛、許崇清、蔣介石等組成國民黨特別委員會，處理此案及時局；並組織“廖案檢察委員會”，負責專門調查此案，委員會由國民政府秘書長陳樹人擔任首席負責人。周恩來，楊匏安等共產黨人，都參加了“廖案檢察委員會”。
陳樹人是同盟會第一批會員，比生追隨孫中山，辛亥革命中，他運筆作槍，鼓吹革命。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陳炯明發動叛亂，孫中山避難登上“永豐號”軍艦時，陳樹人聞訊從香港連夜趕回廣州，冒著叛軍的炮火，登上“永豐”艦，誓與總理同生死共患難，因而深受孫中山的信任和重用。孫中山曾先後任命他為國民黨中央總部總務部副部長、黨務部部長，並指定他為中國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撰寫《中國國民黨改進案宣言》。他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又是廖仲愷的得力助手和親密戰友。
陳樹人簽署命令，委派李章達、楊匏案、譚桂萼為廖案特別法庭審判員。
與此同時，陳樹人又下令廣州市公安局，緝拿暗殺廖仲愷的凶手。不久，暗殺廖仲凱的凶手陳順、梁博及主犯郭敏卿、朱卓文先後被緝拿歸案。
再查下去，幕後指揮者又牽涉到胡毅生、林直勉、胡毅生是胡漢民的弟弟，於是，此事很快便牽扯到湖漢民身上，汪精衛派黃埔校軍以搜捕胡毅生為名，包圍了胡漢民住宅，胡漢民幸得陳璧君、蔣介石保護，不久被迫出洋。
由於主犯及凶手均為粵軍許崇智部的軍官，故總司令許崇智也被牽涉在內，被汪精衛、蔣介石等列為嫌疑犯。蔣介石帶兵包圍許崇智住宅，當麵要許卸職：“你不卸職，無以對總理在天之靈。”逼得他的老上級交出了軍權。
跑了胡毅生，隻抓住一個原任孫中山秘書的林直勉。這林直勉本是個有熱血的革命者，１９０９年孫中山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他傾其全部家產支持起義；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陳炯明發動叛亂，炮周總統府，是林直勉拉著孫中山從炮火中衝出來，直奔江邊，乘小艇登上“永豐號”軍艦的。但他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視左派為仇敵。事後，他被判處兩年徒刑，１９２７年被保釋出獄；１９３１年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委員，１９３４年病逝。
胡毅生逃過懲處，後仍混跡於國民政府內，１９５１年由香港台灣，在蔣介石的總統府任國策顧問，後病率於台灣。
暗殺廖仲愷一案前後審訊了七八次，一直拖宕至１９２６年３月中旬，才最後查明：暗殺廖仲愷的，正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集團。
對此，廖案檢察委員會特別法庭作出了最終的裁決和宣判：
判處暗殺廖仲愷的主犯郭敏卿、朱卓文、凶手陳順、梁博死刑，立即執行槍決。
革命先驅廖仲愷的鮮血，染紅了越秀南路街頭，驚醒了革命人民，但革命的投機者汪精衛和蔣介石卻從中大撈了一把。汪精衛借廖案趕走了政敵胡漢民，而蔣介石則借廖案擠走了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各有所得。
暗殺廖仲愷一案，至今尚有許多謎團不可解，另有蔣介石策劃廖案一說。
早年，我學習《中國現代革命史》時，老師就持這種說法，不可信。不能因為蔣介石後來叛變了革命，便什麼汙水都往他身上潑。蔣今雖是廖案的受益者，但在當時的黨派鬥爭中，他是不會去刺殺廖仲愷的，因為廖仲愷、汪精衛是他的盟友，都是國民黨右派和一些頑固的粵軍將領所痛恨的左派人物（當時汪、蔣確是以左派麵目出現的）。
在廖仲愷被刺之前，７月間，蔣介石就曾兩次遇刺：
一次是從城外北較場黃埔軍校入伍生總部回城內軍較辦事處，他的專車經東坡樓附近，突遭當地駐軍一陣猛烈射擊，死傷數名衛士。幸虧那一天他的專車啟動時，發動機突然出了故障，他改乘衛士車先行，這才僥幸脫險。他當即拘捕了出事地點的兩個連長，兩連長說是按旅長的命令行事。後來這個粵軍旅長被扣押。
幾天後，蔣介石從城內經革命廣場附近的東城門回東山別墅，當專車開進城門洞約３０步的時候，衛士長宓熙發現車前有兩個刺客正舉槍欲射，就先行開創將刺客擊倒。據後來調查，當時國民黨右派和反動勢力策劃的暗殺名單上，排在最前麵的就是：汪精衛、廖仲愷、蔣介石。
可以說，蔣介石是廖案的最大受益者，廖案發生，驅走了胡漢民、許崇智，為他攀登最高權力掃除了一大障礙。後來，他利用“中山艦事件”逼走汪精衛，最高權力對他來說，就成了伸手可摘的熟蘋果了。但是，風雲際會不是一個人可以完全算定的，出於派別的利益，當時蔣介石並不希望廖仲愷死，廖死後，他情緒激動地高喊：“為廖黨代表（廖仲愷兼任黃埔軍校黨代表）報仇！”可能也是他的真情流露。
一個事件的過程是複雜的，一個人的心理曆程更是複雜的，不可簡單地臆猜與推論。
蔣介石在廣州的發跡帶有傳奇性的，是一個快而直的火箭式上升的過程——
１９２４年６月，他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參謀長時，還隻是一介不能參與黨務政務的軍人；
１０月，處理商團危機的革命委員會在黃埔軍校成立，他是６位委員之一，指揮鎮壓商團的軍事行動，嶄露頭角；
１９２５年２月，了率粵軍主力和黃埔學生，進行掃蕩陳炯明部的第一次東征，並取得勝利。
６月，他率東征軍返回廣州，參加鎮壓滇桂軍叛亂；
７月，陸海軍大元帥府正式改組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１１名政府委員選舉國民政府主席時，汪精衛以１１票當選，黨政大權集中到左派手裏，蔣介石成為軍事委員會成員；
８月，廖仲愷被刺，蔣介石聯合汪精衛借廖案驅走了政治強人胡漢民，軍事強人許崇智；
１０月有，開始第二次東征，蔣介石取代許崇智任東征軍指揮。
１９２６年３月，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逼走汪精衛；
６月，蔣介石任北伐軍總司令，誓師北伐；
１９２７年４月，蔣介石發動“國一二”反革命政變，攫取了最高權力。
從這個日程表可以看出，原先連“一大”會場都進不去的蔣介石，僅用了３年時間，就登上了權力的頂峰。
北伐軍節節勝利，權力中心北移，革命廣場逐漸沉寂了。
１９３４年，中山大學遷入石牌新校舍，原址留給中學部。
解放後，河南康樂的嶺南大學停辦，中山大學遂遷往嶺南大學校址。這嶺南大學曆史較為悠久，原是清光緒十四年（１８８８年）由美國傳士創辦的格致書院，１９１７年，美國人哈巴改格致書院為嶺南大學。１８９９年，既是舉人，又是式督徒，同時又參加了興中會的鍾榮光，被格致書院聘為漢文總教習，開嶺南大學華人襄助校務之先聲。後來，鍾榮光被校方派出留洋，回國後長期為嶺南大學服務，把一間基督教書院，發展成一所綜合性現代大學，貢獻良多。
如今，每當“珠江夜遊”的輪船駛過中山大學江麵，就看到一上巨大的灰白色石坊，上書“國立中山大學”。這是仿製品，它的真品仍在石牌。
前幾天，我又踏上那個幾乎已經無人知曉的革命廣場。四十幾年前，它北邊的廣東省博物館是沒有的，廣東省中山圖書館也是沒有的。現在省博物館後麵的一些文化單位，也是後來擠進去的。再往北是省實驗中學，令人不禁有物換星移之慨。
幾十年過去，廣場變小了，同我與她坐在榕樹下看到的灑滿月光的廣場已經不一樣了。這種不同隻有我能夠分別。圍牆已經變換了幾次。原先是又高又厚的灰泥批蕩，刷成黃色的磚牆。夜裏，牆外總有一副雲吞麵擔子靠牆叫賣；這道牆應該是我和她都熟悉的，往往一直到聽不見牆外叫賣聲，我們才猛醒夜深了，該離去了。
６０年代初，換成了當時最時興的通花矮磚牆。“文革”期間，將通花填實，上麵加高，又變成了一道實磚牆。
１９７６年剛粉碎“四人幫”時，在這凹凸不平的牆麵上，掛了許多聲討“四人幫”的漫畫。有一次，我路過此地，曾看到上二年級的大女兒正與一群小同學坐在人行道上，麵對牆壁臨摹，努力爭取完成老師剛布置的課外作業。
８０年代又拆了磚牆，築起美麗的鐵柵牆，可惜不久，就讓位給雨後春筍般的臨牆街店鋪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文明路改變延安路，在那個提倡“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年代，“文明”一詞當然是犯忌的。老百性說：這是要延安不要文明。幾年後，又改了回來。至於原來的磚牆，現在隻剩下中山圖書館內側的一段了。
廣場周圍的大榕樹與木棉樹似乎沒有變化，但幾十年的煙雲飛過，它們也應該更老了一些吧？
我找到了那棵熟悉的老榕樹，站在樹下巡望廣場，忽然看到大鍾樓後麵露出一角黃牆灰瓦，她家仍住在那裏嗎？一個瘦高的滿頭白發的老婦人微駝的背影，不期然地躍進了我的眼簾，那是她中嗎？
自１９５７年之後，我同她就再沒有一起到過這裏，也再沒有交談過。她雖沒有被流矢射中，卻成了一隻受驚的兔兒，常年縮著肩，總想往洞穴裏鑽，把身子縮得小而又小，希望不占據一點空間，警惕地諦聽著左右的聲響；風從草尖吹過，她冷得發抖。幾十年，她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曾經有過的革命激情，全被一場無情的冰雪撲滅淨盡。
８０年代初期，我的小女兒考上執信中學。那天，我帶女兒去報名，不意卻在報名處遇見了她，她也手牽一個小姑娘。我走上前去向她打招呼，她卻假裝沒有看到我，低下頭走到一邊去了。她擔心有倒春寒，擔心還有狂風暴雨襲來，不敢丟掉那件幾十年遮蔽心靈的厚厚冬衣。我一直望著她遠去的背影，悲哀地自語道：“她怎麼老得這麼快哪！”
謝姐怎麼樣了？越秀南路小巷裏的那座小樓，早已人去樓空。當年，她是為了青梅竹馬的新婚丈夫才去新疆的，以後就丟了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她丈夫帶了一班學生從烏魯木齊串連到廣州，並趁機與幾個人買小船偷渡去了香港。
謝姐日夜盼望丈夫幫助她和孩子申請到香港去，卻得不到丈夫的絲毫音訊。有親戚告訴她，她丈夫剛到香港時生活無著，到一個成衣店去打工，後來就同店主的女兒結婚了。謝姐聽了十分悲傷，但仍然向往那有個“丈夫”的香港。
1980年初，她的申請得到批準；到香港後，她失去了丈夫，沒有失去的隻有鋼琴。
1989年，我到香港時去過她的家。她供了一套公房，說是兩房一廳，但麵積很小。廳內擺放著兩架鋼琴，供上課用；一間住房略大，另一間住房僅可放一張單人床。看情形，她在香港生活得並不寬裕。
那幾年，她每次回廣州，總要找我坐坐，談到我住越秀北、她住越秀南的那段日子，大家都頗多感慨，談到內地當前的情況，她往往會突然問我：“為什麼那時候不實行現今的政策呢？”我沉默，無言以對。
我沉默地穿過廣場，向大鍾樓走去。
今天是星期一，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休息。走進寂靜的過道，透過門上的玻璃，可以看到已恢複原貌的“一大”會場。主席台上的桌椅及台下的一排排桌子，鋪著白布，每張桌子上貼有號碼與人名，這大約就是當年開會時的情景。會議室的後部設有樓座，也早已是人去樓空了。
我從過道退出來，久久地望著這座高聳著一個塔狀建築物的大鍾樓，樓房外有一個由短牆隔開的內院，院內種了十樓株芒果、銀樺、蘋婆、石栗、羅傘和白蘭，想必是“一大”召開時已種下的，現在長成了巨樹。我從未看見過如此巨大的芒果樹，欣喜不已；再看看這些雜植在一起的別的樹木，也都樹幹粗壯、枝葉繁茂，我心頭不由猝然一悸：無心的樹木尚可雜處，何況人乎？
鍾樓大門的右側，同左側“魯迅紀念館”的木牌相對應地掛了一塊條形木牌，上書：“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看筆跡像是葉劍英元帥題寫的。這個長牌大約是後來掛上的。我知道，政協委員們為了保護鍾樓和廣場，曾多次發出呼籲。
其實，國民黨“一大”會址，不僅對國民黨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對共產黨同樣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如果沒有這個“一大”，國民黨可能無法取得北伐勝利，統一中國；而當時隻有幾百名黨員的共產黨，可能也無法迅速進入政治中心，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和曆史舞台。這是曆史事實，忽視曆史真實，足不可取！
在內院的巨樹中間，是一條青石鋪成的甬道。當年，孫中山與李大釗帶領代表們並肩走出會場，由前麵兩個荷槍士兵開路，堅定地步向革命廣場……那張著名的珍貴照片，就是在這裏拍攝的。
曆史在這裏定格。大鍾樓和革命廣場經曆了數十年的風風雨雨，如今，終於被作為重點文物單位保護下來了。
2002年11月28日
淡出了的造幣左
上世紀60年代以前，廣州有條造幣左路，如今能指出它的確切位置的人已經很少了；因廠而名路的造幣廠，如今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清朝後期，廣州有個鑄造銅元的銅元造幣廠，位於今黃華路口廣東省委黨校所在的地方，也可以說省委黨校就是造幣廠的舊址。民國後銅元漸漸不鑄了，但這個地方從來沒有清靜過。1926年3月，蔣介石發動鎮壓中國共產黨人的中山艦事件，自任廣州警備司令，就把他的司令部設在這裏。周恩來也是來這裏找蔣介石談判釋放代理海軍局局長李之龍的。解放初期，這裏是以葉劍英為校長的革命大學——南方大學的一部分。紅旗招展，歌聲如潮，造幣廠雖已名存實亡，卻還留下一段造幣左路。
上世紀60年代之前，廣州市內沒有東風路之說。如今的東風路是將當年的德坭路、德宣西路、德宣中路、德宣東路、造幣左路和黃埔大道西段連接和開寬而成的。當年，越秀橋是個很響亮的地名，這座位0年代建在東濠湧上的貌不驚人的水泥橋，連接著德宣東路和造幣左路。造幣左路十分冷清，路兩旁新種的千層樹的白色樹幹泛著冷冷的白光，特別是在夜裏，偶爾車燈掠過，更顯得森然，像兩排忽現忽隱的農家柵欄，劃出條城鄉交叉連接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