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被借調到廳三清辦公室工作。所謂“三清”，就是清產、清倉、清資，許多地方在“大躍進”中盲目生產了大批質次價高或毫無使用價值的產品，商業部門也盲目地將這些收購進來，造成大量積壓，賬目混亂。為了使商業部門弄清家底，卸下包袱，上級決定，在清查的基礎上，對積壓商品及呆賬壞賬進行審批核銷。三清辦公室是一個負責此項工作的臨時機構，具體負責人是林超同誌，我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了3年，得到了很多教益。
1962年秋，由財委、商業廳、財政廳等有關部門領導組成的審批委員會，設在南方大廈酒店9樓，連續進行了幾個月的審批。我作為具體工作人員，也在那裏住了幾個月。
審批的材料真是無奇不有：有將整座山當作稀土收購的，也有為了放收購衛星而指江買魚的；有當時黨政機關強令收購的，也有商業部門強行收購的；農民明明說那東西沒有用處，還非要收購不可。
林超是個有思想的人，常搖頭歎息；我在海南農場勞動過，直接經曆過這種事，有點兒見怪不怪了。我對老林講過其中的兩個故事。
一個是公社要放財貿衛星，一天，忽然命我們鑽進密林裏砍樹，見樹就砍，不管是不是成材，也不管能否運出，砍了一天，報個數字，財貿部門照數付款，一日收購7萬元的財貿衛星就放了出來。
再一個是，供銷社收購野芋頭。海南的溝溝坎坎長滿野芋，農民整於忙著往供銷社門前送，供銷社的司磅員則整天忙著過磅，野芋堆得像兩座小山，而且繼續升高。我們出於好奇，到供銷社買東西時，便詢問收購這些野芋做什麼用，竟然無人能夠答出。
老林聽了我說的故事，歎息說，如果這僅僅是故事就好了。
現實很嚴酷，整個審批過程，核銷了削價及報廢等項的損失高達2億多元！這在當時是個天文數字。
不應忘記，修複這座大廈隻用了100多萬元；1957年，第一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成交額為4500萬元人民幣；第一屆成交額為1.7億人民幣。
參加審批的各領導同誌也不禁發出一聲聲驚吧，說如果是資本家的話，早就從這南方大廈9樓跳了下去！當然，我們不用擔心會有人跳樓，所幸這2億多元不是從個人賬戶裏銷掉的。
此後，我再沒有機會住進那座大廈。廣州的大廈千萬座，唯有南方大廈同我有一種不解的緣分。
80年代初，我陪李準、諶容、沙葉新等幾位作家到南方大廈采訪。因為南方大廈百貨公司前一年的銷售額，一躍而為全國10大百貨公司之首，成了全國零售商業改革的一麵旗幟。當時的總經理被譽為改革家、經濟能人，榮升為廣州市副市長。我同他懇談過，他是一位有頭腦有魄力的人，對廣州的商業改革有一整套設想，可惜他很快就退了下來，他的那些設想與藍圖也就未能付諸實現。
如今，我同那座大廈已有四十多年的交往了。
前幾天，我還走進大廳，望著它琳琅滿目、極其豐盛的陳列商品，不禁回想起幾十年來，從它周圍呼嘯著飄過的那一片片帶有傳奇色彩的煙雲。這，不僅是這座大廈的傳奇，也是許許多多人的傳奇。
2002年11月9日
曆史的驛站
前不久，來廣東參加同學會聚會的武漢幾位老同學，托我購買返程的火車票。這些年不常坐火車，對鐵路的發展變化缺乏親身體驗。直至幫這位同學購票，始知如今廣州發往北方經武漢的快車，有幾趟都是下午6時左右發車，第二天早上6時左右到達武昌，真正是“夕發朝至”。
感慨之餘，不由想起了50年前，我從武漢調來廣州時的情景。
那漫長而又易逝的50年歲月啊！
1952年，大區準備撤銷，中南局機關開始人員分流。單位領導原安排我去讀大學，這也是我的願望，本來參加革命時動機就有這麼點兒“不純”，希望革兩年命，經受一下革命暴風雨，再回到平靜的課堂。所以，領導一說要我去念大學，我十分高興。不料，送到人事部的檔案材料卻被退了回來。那時，調幹生不需要考試，隻看推薦上來的檔案材料。我的材料未獲通過的原因，是學曆太低；我初中隻念到初二，高中隻念了一個學期（實際上隻有兩個月），確實讀書不多。單位再三推薦，人事部卡住“必須念了高中兩年”這條線不放，隻好作罷。領導又找我談話，就要在本係統內給我另行分配工作，我不去也可，卻千不該萬不該地說出“絕不再在本係統工作”的話來，這使領導對我產生了“極其惡劣”的看法：我們如此“神聖”的係統，你竟敢如此輕慢，那好，你去住招待所吧！
在漢口大智門車站與球場街之間的鐵路旁邊，有一排密密匝匝的房屋，其中一幢破舊的二層樓房，就是單位的臨時招待所。住在這裏的人，大多都在等候分配工作。那時我18歲，已是參加革命近4年的“老革命”了。心上攤到一個“老”字，就開始有了惰性，學著周圍人的樣子“泡蘑菇”，不服從分配。
一位年紀大的同事讀過大學，古典文學修養好，我便向他學《楚辭》，又用白報紙釘了一個本子，趴在滿是汙垢的玻璃窗下，要寫所謂的長篇小說；寫的是農村題材，因為在不久前我隨中南土改工作團參加過土改。
後來，招待所裏的人漸漸少了，教我《楚辭》的那位同事，也被分配到湘雅醫學院當保衛科長去了，因而我也無心再背什麼“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之類的詩句了。百無聊賴時，我常常沿著鐵路和漢口的大街，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
一天， 人事部的同誌找來，問我去不去廣州？我心頭一震，急忙反問道：
“廣州？！去那裏做什麼工作？”
“對外貿易。”
我不覺來了精神：“具體做什麼？”
“大概是經濟情報吧。”
雖然我對所謂的經濟情報之說不甚了了，但感覺這是一個與原來的工作係統有那麼一點接近，有那麼一點‘神聖’，就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新的調動。
我和十幾位原來的同事，懷著對“經濟情報工作”的新奇感，興奮莫名地由武昌徐家棚車站踏上了南下的列車。
有“火爐”之稱的武漢，一過8月，好像“火爐”裏連灰燼都飄走了，悶熱的暑氣迅速成為過去。我們從漢口乘輪渡過江，夜風帶著浪花的水沫撲來，臉上已有絲絲涼意。寬闊的長江在夜色中湧動，兩岸伸向天際的燈光似被渡輪牽引著，將同我們一起遠行。渡輪轉了個大彎，慢慢靠上徐家棚碼頭。
我們走進車站，登上一列暗綠色列車。車廂裏很整潔，一排排木紋清晰的木座椅，在頂燈下反射出淡黃色的亮光。乘客不多，整個車廂好像隻有我們十幾個人。車外，綠的、紅的、藍的、紫的信號燈，閃閃爍爍，同垂下來的星空融在一起，令我忽然產生一種浮在半空的感覺。沒有叫賣聲，沒有送別聲，當我昏昏欲睡時，劇烈的一陣咣當聲，列車緩緩開動了。這時候的鐵路與列車已經過整頓修複，達到了中國鐵路有史以來的最好水平。我們在那趟列車上坐了兩夜一天（36個小時吧？），於第三天上午抵達廣州廣九車站。
廣九車站，與位於黃沙的稱作南站的黃沙站、位於西場的西站、位於北郊三元裏溫泉附近的北站相對而稱車站，當年是廣州唯一的客運站。它是一座略呈“凸”形的兩層樓房，樓牆用鉻黃粉刷成黃色，穿楣、樓簷與凸起的壁飾，粉刷成白色，造型平實，一看就是清末民初那種亦中亦西風格的建築，不像漢口大智門車站那麼歐化。
廣東省人事廳的一位同誌，在出站口接到我們，然後，帶著我們爬上停在白雲路旁的一輛破舊卡車上，記不得車的牌子，可能是“萬國牌”吧。大卡車把我們拉到德宣中路（今東風中路）省政府大院，德宣中路路中間，一排高大的鳳凰木正開得燦爛，覆蓋在樹冠上的一層紅花像一片垂落的火燒雲，燒紅了我落腳廣州後的第一個驚訝。我正驚異於這種不知名的紅花的壯麗，卡車又發動了。
那位人事幹部將我們的檔案送回辦公室，未等我們下車仔細看看，他就指揮司機，把我們送到中山六路新星電影院西邊的一座五層樓裏。這裏是省政府的招待所，後來，廣東省交通廳曾在此辦公，再後來就拆掉了。
從廣九車站下到住進招待所，綠陰陰的對，飄搖的氣根和紅花，清潔的黑幽幽的柏油馬路，騎樓和木屐，光線不足的窄而深的商店，高聳的門麵與一麵露磚的牆壁，莊嚴華貴的中山紀念堂和古香古色的茶樓，等等，迅速地一一從我的眼簾掠過。因此，我也迅速地給廣州下了第一個結論：
這座以對貿易聞名的城市，卻沒有武漢那麼洋派。它沒有漢口勝利街、鄱陽路、南京路、江漢路等那些純歐陸風格建築的街道；相對於洋派來講，它比較中派，比較古典，這是我原先沒有想到的。
廣九車站，是我第一次落地看廣州的地方，所以50年來我一直記住這個地方。雖然如今它已在廣州市地圖上隱沒了，但我卻是從這裏開始觀察廣州的曆史和現實生活的。我的廣州50年，是同這個車站緊密相連的，不管它如今是存在還是不存在。
中國修築鐵路的曆史，除了修在宮苑裏供慈禧太後遊樂的那條小鐵路運輸和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修築而於第二年拆除的吳淞窄軌鐵路外，最早通車的，要數1881年修成的唐胥鐵路（唐山至胥名莊）了。這雖然比英國修成的世界最早的一條鐵路晚了56年，但仍屬開國風氣之舉。
廣州修築鐵路始1901年，是年12月，委托美國國際美華合興公司，動工興建全長48.46公裏的粵漢鐵路廣三段（廣州至三水），1903年10月竣工。接著，有潮汕鐵路與新寧鐵路（鬥門至江門），這兩條商辦鐵路開工，1906年和1907年，粵漢鐵路廣州至韶關段和廣九鐵路也相繼破土施工。
此時，一個築路熱潮在廣東，乃至於全國已成為推動曆史的巨大力量。
沫朝末年，除了立憲與革命，不少圖救亡、號振興的有誌之士，把修鐵路看作是舉國一大要務。洋務派大臣如張之洞，愛國僑商如張弼士、張榕軒、陳宜禧等，都將鐵路看作是古老中國的筋脈。常言道：“舒血活絡”，隻有血脈通，形容枯槁的東方巨人才可以重振拳腳。鄭觀應、孫中山也持這種觀點。民國初年，孫中山遵守臨時約法，把臨時大總統讓給袁世凱，並被袁世凱任命為全國鐵路總辦之後，在他寫的《實業計劃》中，亦把修築20萬裏鐵路放在首位。
沫朝末年，那些有誌於實業救國的臣民，已經經開始力爭實現鐵路強國的夢想。
隨著來往於粵港間的旅客與日俱增，修築廣州至九龍的鐵路更屬當務之急。於是，廣九鐵路於1907年8月交由英商承建，1910年10月1日英段（深圳至九龍）通車；1911年10月8日華段（廣州大沙頭至深圳）通車；28日，英、華兩段在羅湖接軌，全線通車，廣州大沙頭廣九站亦在此之前建成。計劃中，廣九鐵路要與粵漢鐵路接軌，但此時廣九車站尚不能擔當此一任務，因為粵漢鐵路不僅仍在計劃書中，而且正在引發著一場激烈的路這爭。南起廣州黃沙、北至武昌徐家棚、全長1095.5公裏的粵漢鐵路，1898年由清政府駐美公使伍芳與美國美華合興公司簽約，借款4000萬美元，九折實付，年息5厘，償還期50年，以鐵路財產為擔保；鐵路由美華合興公司興建造和管理，借款本利還清後由中國收回。後來，美化合興公司的股票被比利時銀團收買，部分路權轉到比利時人手中，引起湘、粵兩省民眾激烈反對，強烈要求贖回路權，1905年8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及駐美公使梁誠，又與合興公司訂立售讓合同，以675萬美元，贖回粵漢鐵路未築已築的路權，並幾經波折，粵漢鐵路廣東段交由商辦。1916年，廣州至韶關段224.2公裏鐵路建成通車，而粵漢鐵路全線通車，則是1936年的事了。
中國為什麼這樣貧弱？修築一條１０００多公裏的鐵路折騰了近４０年，又是借款，又是讓權，到底我們的錢都到哪裏去了？因為清政府腐敗無能，我們的金錢與資源都被侵略者大量掠奪去了！單單一個“庚子賠款”這筆錢，就不知可以修築多少條粵漢鐵路了！試想，如果這筆巨款不被別人掠奪，我們修一條鐵路還需要折騰４０多年嗎？
粵漢鐵路與廣九鐵路，終於在廣九車站接軌了，但１９３６年接軌後，並沒有暢通幾天，不久便爆發了抗日戰爭，接著是３年內戰，真正全線貫通，則是到了全國解放之後。
廣九車站，見證了中國鐵路的艱難起步與曲折發展，也見證了廣州城許許多多的悲喜與事件。
１９５２年，我第一次步出廣九車站，迎麵見到的，是一尊豎立在高高基座上的銅像，當時我不知其為何人。待多年後，它被遷進黃花崗烈士陵園，我才知道，這位身披軍氅、手握軍刀、雙目遠視、英武威嚴的人是鄧鏗將軍。鄧鏗是一位革命先驅，他參加過黃花崗之役，是孫中山先生軍事方麵得力的助手。他擔任過黃埔陸軍小學堂學長，粵軍的許多將領都受過他的培養，鄧演達與陳濟棠，可以說是他的兩個得意門生。他後來因協助孫中山北伐，遭粵軍中反對北伐的將領所懷恨，並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1922年３月21日，他從香港回來，被他昔日的同誌刺殺於廣九車站前。
往日在廣九車站前的廝殺似乎已成了曆史，但是解放後，廣九車站也時有不平靜的時候。
隨著鄧鏗、史堅如等一批銅像，陸續遷入黃花崗烈士陵園去過“集體生活”，生活在新政權領導下的人民群眾，也日益集體化了。經曆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們最初的革命熱情被饑餓暗暗衝淡了，個人與集體的矛盾尖銳起來；還有些人則對新政權產生了不滿或仇視，強烈地向往起充滿“香風臭氣”的香港來了。
廣州初解放時，來去港澳自由，總體是回來的多，出去的少，直到1951年始封關。九龍半島上的一道鐵絲網，像一個蹩腳外科醫生手中的刀子割出的彎彎曲曲的傷口，割出了兩個不可交融的世界。
1954年春，我第一次看到這道鐵絲網。
那時，深圳還是寶安縣治所在，一個在號稱東門的地方有一條可以稱作街道的小鎮。街上有一間百貨公司，幾間木樓梯吱吱作響的小旅店，幾間木桌長凳的小飯館和一間西點咖啡店，最惹眼的建築，是一座新蓋的工人文化宮。逛街的外地人很少走進商店，大都把興趣放在街邊的地攤和貨擔上。許多穿深色寬大衣褲、頭戴深邊半笠的婦女，站在地攤和擔籮後麵叫賣海貨，其中最多的是用竹簽穿起的一串串蠔豉。
我在小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搭單車尾往大鵬灣上的鹽田。那時，單車是珠江三角洲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像深圳至鹽田這種沒有公共汽車的線路，往返非它莫屬。
單車在蜿蜒的山道上行駛，我坐在車夫身後，可以一覽山色。黃色的沙土公路沿著鐵絲網延伸。鐵絲網那邊，有一條黝黑的瀝青公路。黃沙公路旁邊，每隔100米左右有一個解放軍哨兵；那邊瀝青道上，有英軍的巡邏車不時開過，敞篷巡邏車後麵坐著幾個士兵，一個穿草灰色軍服的英軍軍官站在司機座位旁，手扶吉普車的擋風玻璃，擺出一副紳士派頭，每經過一個解放軍的哨位，就把戴著白手套的手舉上眉梢行個軍禮。解放軍戰士視若不見，一副不可撼動的樣子，英國紳士擠出一縷意義不明的微笑，飄然而過。
兩邊的山崗、田野一片寧靜，可以看到，一些邊境居民背犁趕牛，從鐵絲網上的小門穿過，到對麵耕耘。除了對麵有的村落上空掛出的幾麵國民黨旗，似乎戰爭已成了遙遠的過去。
1957年春，我又出差到深圳去一次，時間是在一條水產公司的漁船被劫過後不久。一夥打石的勞改犯劫持了這條船，並打死了傍晚乘這條船過海的一個解放軍中尉，邊防結上的鬥爭形勢頓時緊張起來。鐵絲網越嚴密，越有人踮起腳跟往那邊探望，一雙雙茫然的眼睛，被白熱的渴求焊在鐵絲網的網眼上。
1962年——在經曆過數次政治運動與三年全民大饑餓之後，出人意料地發生了廣九車站的騷動。
1962年6月1日，謠傳英女王生日，6月1日至3日香港開放3天。當日淩晨，100多人在廣九火車站等候購買車票，當晚增至2000多人。晚9時許，眾人情緒浮動，接著強行闖過車站，包圍公安派出所和維持秩序的宣傳車，圍攻到現場了解情況的副市長，毆打司機、宣傳員和公安幹警，並將宣傳車掀翻。2日淩晨1時，市委宣布實行臨時局部戒嚴，市公安局開始收容鬧事人員，拘留審查107人。此即為震動一時的“東站騷動事件”。廣九車站雖然很快恢複了秩序，但“逃港”一詞卻在以後的年月裏，不斷被政府文件和人們閑談所引用。
到了“文革”期間，廣九車站更不時地出現了混亂的局麵。1966年下半年，紅衛兵響應偉大舵手毛主席號召，唱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進行“經風雨，見世麵”的長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大串連。8月下旬，大批外地紅衛兵開始湧來廣州。9月底，廣州市有56間小學因暫作紅衛兵接待站而停課，緊接著大小機關、工廠都設了接待站。這些晝夜不停、川流不息地從各地到來的革命師生，第一個落腳點就是廣九車站。車站的秩序大亂，混亂不堪，發生過火車軋死紅衛兵的事故；線衛兵迷失的事情更是不斷發生。
省委、市委為接待好這些“毛主席的小客人”，急忙動員大批機關幹部，到廣九車站日夜值班。我曾被抽去3個夜晚。不要以為隻是設個接待站、送個茶、指個路什麼的，而是從未有過的大場麵，或可與接待外國元首相比。
為了不讓剛下車的紅衛兵走失，車站和整條白雲路日夜被數千幹部緊緊圍住，讓紅衛兵從兩道人堤間緩緩流向接待總站。隻見人流中，有幾十歲的老師，也有十一二歲的孩子；有服裝整齊的“戰鬥集體”，也有孤零零的“獨行俠”，榕蔭間飄下的月光與燈光，映照著一張張浮萍樣的臉：亢奮的、疲憊的、驚異的、迷茫的等等，神色不一而足。他們大都是第一次來到廣州，深秋季節，突然下降的氣溫，令他們對亞熱帶的廣州感到詫異，不禁左顧右盼，也許在懷疑是不是下錯了站。紅衛兵們固然在經受鍛煉，而我們這些夾道“歡迎”的人同樣也在經受鍛煉，一連站立３夜，輪到換班時間，才能進入旁邊的交通廳辦公樓裏喝一口水。
廣九車站像一個巨大的噴水口，把一批一批點火的、交流經驗的紅衛兵像湧泉一樣噴射到廣州的大街小巷，紅袖標與紅旗幟到處遊蕩，用去了國家的大量資金。據《南方日報》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工資３日報道，截至１２月１日止，廣州市接待紅衛兵開支１０８０萬元，並向省人委再申請１０００萬元。不久，外地串連師生中發生的流行性腦膜炎愈演愈烈，接連有超過１０００人發病，隨之串連高潮漸漸過去，廣九車站才又恢複了比較正常的運行。
廣九車站同我有著千絲萬縷的不解之級。從上世紀６０年代後期至７０年代前期，可以說，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在商業部門當業務員，常年到省外出差，來來往往，無數次地進出廣九車站。那時期，廣州經常停電，需要石蠟做蠟燭照明；廣東甘蔗收割，榨季開始，需要硫磺加工白糖，而石蠟與硫磺均屬我所在的單位經營，而產地不在廣東，因此，我常被派出，去同產地洽談業務。
１９６７年底，我到過零下３０多度的大慶，在寒風如絞的大慶車站，看著工人們將石蠟裝進車廂運出；１９７３年，因為家庭困難，我曾帶著５歲的女兒，從廣九車站坐車，到山西催調糖廠開榨急需的硫磺。從偏僻的小車站，到鐵路局，到鐵道部和商業部，我這個小小業務員來回穿梭，一次又一次地把廣東急需的物資調運回來。每當我站在小站的鐵軌間，目送發往廣東的貨車，心中就會油然升起一種喜悅。
至今，我還為自己曾對廣東作出過這種雖然微小，卻出於真誠的貢獻而欣慰。我不以當過業務員為辱，人的高貴與卑賤是不以職業而分的，也不能以群而分。正如商人不等於奸商，商業工作者不等於庸俗的市儈，在政治運動中，受過衝擊的人不等於都是耿直之士，受迫害坐監的人中也有告密者。
廣九車站南鄰大沙頭，西接越秀南長途汽車站，有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這一帶是廣東的水陸交通樞紐之一。但廣州的碼頭與長途汽車站變化較大，並不僅限於這一地區。
過去，廣州與珠江三角洲城鎮之間的內河交通，多使用花尾渡。這種體形高大、一般分上下兩層、形如天鵝的花尾渡，極具特色。它自身沒有動力，全靠一隻小電船拖行，乘客躺在窄窄的鋪位上，或看書，或觀景，毫無震蕩與顛簸之感。由廣州往江門、鬥門、石岐、開平、市橋、肇慶、容奇或西樵等地，一般都是晚上開船，清晨抵岸。在船上可以看月色，可以觀漁火，也可以濃睡，隻有中途停靠小埠的朦朧鍾聲和接駁的呼應聲，或可騷擾你的沉夢。這是一種十分舒適的交通工具，隻可惜航行速度緩慢，70年代之後，逐漸從珠江上消失了。
我來廣州後第一次出差，是到順德糖廠調查漏水酒的生產情況，當年搭乘的就是這種花尾渡。那時，碼頭在長堤大同酒家前麵，以後碼頭移到省總工會（今市少兒圖書館）岸旁。到60年代，這種船才集中停靠在新建的大沙頭碼頭。出海客輪不停大沙頭，最初停靠在愛群大廈附近，後來多停靠在洲頭嘴和海關大樓對麵的第一碼頭。船隻有“石門”、“祁門”、“劍門”等幾艘，後更名，以“茶花”、“牡丹”等花卉名命之，大都隻航行到廣州——湛江——海口一線。據說，這些船隻原是長江民生輪船公司向加拿大訂購的江輪，船底平圓，抗浪性能差，在海上常有劇烈的晃動。
1954年，我去海南島就搭乘過這種船，一出珠江口，即感不適，過湛江硇洲，海浪陡高，船窗隨著搖擺的船身，忽低忽仰，窗口景物一忽兒為海麵，一忽兒為藍天，可想其搖擺幅度之大。
可是，這種不適應航海的輪船，卻在廣州——海南航線上服務了數十年之久。對它們最難忘的，大概應數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知識青年們了。我女兒的舅父、表姨等都曾是光榮的兵團戰士，每年休假多奔波於海口——廣州——汕頭之間，我的家成了中轉站，房裏睡不下，就用繩子扯起一塊雨布睡在院子裏。他們來往廣州、海南的交通工具，全仰仗這幾條更名換姓的輪船了。1975年，我幫女兒的表姨到第一碼頭，購返回海南的船票。從中山四路上公共汽車，隻覺幾個年輕人擠得我無法轉身，到將軍西站，看著這幾個匆匆下車的青年，我下意識地摸摸口袋，口袋裏的25塊錢已沒有了蹤跡。那時候，25塊錢幾乎等於兩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對我來說是一筆難以承受的損失，但購票要緊，不誤女兒表姨歸期要緊，別無他想，隻有趕快借錢買票。說到底，那幾條海船沒有給我留下多少愉快的記憶。
我記不清，位於東園一角的越秀南長途汽車站是何時啟用的，但我記得，在上世紀50年代前半期，長途汽車站尚屬分散狀況，有在維新路（今廣州起義路）的，有在廣衛路的，也有在大新路的……使用的汽車大都是木殼、龜背頂的改裝車，不少車的駕駛室兩旁，還豎著兩個長形鐵桶，造成一百餘萬元的巨大損失。
第二年春，商業部和監察部派人來廣東檢查，我隨檢查組前往油頭，乘長途汽車一連走了5天。從廣州出發，第一天到惠州，遇台風逗留一天，第三天到*門，第四天到葵潭，第五天才到汕頭。除了中間耽擱一天，全程也用了４天時間。路況極差，汽車又常的錨修理，曆盡磨難，當汽車喘著氣終於靠船夫的竹篙，從最後一個渡口到彼岸，可以遙望汕頭的屋脊時，乘客簡直像在洶湧的大海中，看到了橄欖樹似的歡呼起來。
８年之後，到了１９６２年，從廣州到湛江，乘長途汽車還需要３天時間。一般是前一晚先從廣州乘花尾渡前往滿門，次日換乘汽車到陽江，第三天到水東，第四天到湛江。每天１００多公裏的行程，還要起早摸黑；早上從旅店趕到停車場時，灰暗中，那一片從發動機和鼓風機旁閃動出來的火花，和一陣陣聲嘶力竭的呼呼嚕嚕的喘息聲，幾十年後，還常在我的夢中浮現。
有一次，我到湛江參加全省“三清”工作會議，近晚時，車在電白縣境拋錨，司機跑了１０多公裏去找電話，一直等到下半夜，才有一輛救援車來將乘客拉進電城。冷風冷雨，所幸供銷社的旅店剛開張，看到大紅大綠的被子，大家自有一番遇救般的喜悅。
長塗汽車的質量不高，市內公共汽車的水平也大致如此。有一批所謂新車，叫“華南牌”，車身仍是笨重的木殼，隻不過油漆得鮮亮些罷了。
１９５５年，確實有一批新車，是從匈牙利進口的。這種車是鐵皮車廂，紅色，確實給人以新的感覺，但焊接不良，一開動就全身顫抖，發出震耳的噪音，不為市民所喜歡。有些人寧肯坐木頭車，不坐鐵皮車，還要講些怪話，對親密無間的社會主義陣營裏兄弟，微露不敬。原本是調侃，最多是些無傷大雅的牢騷，卻有為此遭大禍者。
１９５８年，同我一起發配海南的受難者中，有一位姓謝的小青年，隻有１９歲，因他穿一身舊軍裝，大家都喚他“兵崽”。兵崽出身農家，懂木工耕作技藝，為人勤勞質樸，豪爽伏義，樂於助人。這幫人中年齡大少，那年我２４歲，但如兵崽剛滿１８歲而為“右派”者，僅其一人。閑話時，問其罪狀，兵崽竟正色告知大家為：“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大家一驚，均知毛主席所製定的六條標準中確有些一條款。此罪可謂大矣！
“你去過南斯拉夫參加工人委員會了？還是到過匈牙利參加裴多菲俱樂部了？”有人逗趣問他。
“我沒有去過匈牙利，可我坐過匈牙利的汽車。”兵崽不甚迷惑地說。
“坐車何罪？”
“我在車上說了攻擊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匈牙利的話。”兵崽苦笑地搖著頭說。
原來，有一次，他與一個同事同乘匈牙利製造的紅色公共汽車，作經一德路，在震耳欲聾的噪聲中，他千不該萬不該地一不高興竟說出了一這樣一句話。
“哼，淨係揾我哋嘅笨，賣給我哋咁樣嘅爛鬼破車！”
單位挖出的，“右派”還沒有同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對上號的，將這句話捎一上綱，正好配套成龍，功德圓滿。毛主席他老人家明察秋毫，提出的六條標準條條都是照妖鏡，不照不知道，一照嚇一跳，真是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時代畢竟在前進著。即便在外力作用下可以稍作停滯，但誰也不能讓時間死去。不死的時間，總有一天會掙脫羈絆，奔向自由的空間。
如今，在大街上既看不到“華南牌”的木殼公共汽車，也看不到施車的公共汽車，更看不到經過改進的、用轉盤連接主車和拖車、車身長１８米的一通式公共汽車，當然，也早已看不到那種通體紅色、標誌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匈牙利車了。
這就是不可阻擋的曆史。但是，曆史有許許多多的驛站，有些事物走到某個驛站，就不能再往前邊走了，甚或在時間的長河中漸漸消融。
如今的廣州城，已沒有了那個煊赫了幾個年代的廣九車站。如果不是在它原址對麵還保留一條廣九大馬路，那麼，誰要想去尋訪它，真可謂是蹤跡難尋的了。
１９７２年，三年經濟困難下馬的廣州火車站工程恢複動工。數百個露出鋼筋支架的水泥墩，經過十數年風雨鏽蝕，又派上了用場。１９７４年４月１０日，這個坐落在廣州北郊流花橋的廣州火車站，終於盼到了舉行開站典禮的大喜日子。這個建築麵積６萬平方米的車站，比廣九車站大７倍。自此，廣州鐵路客運大部分從廣九車站遷出。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在全國第六屆運動會開幕前一天，天河火車站投入使用。１９８８年，天河火車站更名為廣州東站，廣九車站的額運任務，連同“車站”的名號即成了過去，成了曆史。那座赭黃色的二層樓，成了羊城鐵路公司的辦公室和白雲路火車票預售處。再往後，隨著江灣大橋的興建和市政建設的發展，那座樓房和與之相連接的路軌被徹底拆除了。
前幾天，我又走到白雲路，流連多時，根據路旁一排老榕樹中間的一塊寬闊的空地，推斷出如今路麵的那個小廣場，就是廣九車站過去曾經站立的位置。
我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小廣場的方位：
它在白雲路１８號南，廣東交通大廈斜對麵，它後麵的路基已改建成東華南路，路麵直攀江灣大橋，成了引橋的一部分。
我為什麼要記下這些文字？我為誰記下這些文字？還有誰來懷舊尋蹤嗎？
可能這個小廣場有名字，可不可以就叫“廣九廣場”呢？如今有那麼多的大廣場，還要興建更多更大的廣場，這個小廣場也許不會被命名的。
我在小廣場上佇立良久。列車的鐵輪聲由遠而近，由近而遠……在我腦海裏，有一條鐵路從這裏開始，經過菜園東，經過梅花村，經過越秀山後，將廣州繞個半圓，然後向北、向南延伸。我在東山廟前西街商業廳工作的那些年，每天看到列車從辦公室後窗外那高高的路基上飛馳而過，綠色，綠色，綠色！我想起那種流動的綠和地數個閃亮的窗口……
我無數次地從這裏出發到遠方，又從遠方回到這裏。這裏記載了我苦澀的風雨旅程，也記載了許多永不消逝的溫情。許多久盼的親切的麵容，驀然閃現出來——
身穿粉紅色綢衫，藍色布裙，腳穿雙襟黑色高跟皮鞋的表姐，麵含微笑，向我走來，那是１９５６年。
年紀還不算老，衣著整潔，鬢發斑白，手拉５歲小侄子的母親，走出了站口，那是１９６２年。
如今，在我麵前已經沒有了車站……
我想說一句安慰自己，也安慰老車站的話：
“這就是曆史！”
但是，我硬住了，未能把話說出來。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
車過菜園東
“嗚！——”京廣線的綠皮客運列車，轟隆隆地從東山口呼嘯而過。
那時候，這一帶的居民——住家的、上班的、讀書的、行路的，都習慣於這種轟鳴，他們不覺得這綠色的鐵龍卷起的響聲噪耳，相反，倒把它當作一道賞心悅目的風景，甚而有人把它當作鬧鍾，以車次的始發與到站來計算時間。
東山口及同它隻有幾百米之搖的東華東路，各有一個道口，兩個道口之間，軌道彎成弓形，如果你正好坐在一個車廂內，你就可以透過車窗，看到高高的路基下，在散亂的屋宇包圍之中的那一片青蔥的菜園：整整齊齊的菜畦上，因季節不同而有菜心、小白菜、芥藍等等菜秧的閃現；你還會看到幾個肩挑射桶的農民，正在菜畦間做著澆菜的勞作。
由於這片菜園，於是在中山二路南側出現了菜園西、菜園北和菜園東等三條橫街。這三條街內，都有幾棟大約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建造的紅牆披頂洋房，菜園中間還有一棟孤零零的灰色石米小樓。後來，廣東省郵電管理局與廣東省商業廳在這裏劃分了“勢力範圍”：似乎菜園西劃歸了省郵電管理局，菜園東劃歸了商業廳。商業廳在菜園上不斷地興建辦公樓、宿舍，到上世紀７０年代末，菜園已經縮小得微乎其微了；但那棟石米小灰樓卻像一個時代的標誌，固執地立在原地上肯退讓。我始終不知道，小灰樓裏的居民是何許人也。
人說常說：“東山無山。”其實不然。東山不僅有山，還有廟。
從清代道光年間留下的地圖上，可以看到，大東門往東，是一帶連綿起伏的山崗，有黃山、馬棚崗、竹絲崗柏子崗，今中山二路原名柏子路（又稱百子路），即因此崗而得名，現在，東山區人民醫院旁邊仍有一條百子橫街。再往東，還有木棉崗、煙墩崗和東山。大約是這些山崗中最高的一個崗，故名山。
我想，這張地圖不謬，直至今日，如果你仔細觀察，你還會從廣州起義烈士陵園、中山醫科大學、農林上路、東山的地勢上，看出一脈連綿不斷的山崗來。５０年代，我在先烈路放眼四望，還能看到一些起伏的若孤若連的小崗，崗上設置有防空探照燈和高射炮，後來，這些山崗就漸漸消失了，被雨後春筍般興起的樓房與輻輳的街道所遮蓋。
在上世紀初，東山區大力開發之前，東山下有座東山廟，據說最初廟內敬奉著一位太監，以後又敬奉別的神聖；我想，如今的廟前直街與廟前西街肯定與此廟有關。
１９１５年，美洲歸僑組織“大業堂”，率先在龜崗開辟了一、二、三、四馬路，興建了大片與西關大屋迥異的西式住房；接著，又興建了龜崗五馬路、啟明大馬路和廟前西街。新興的東山區是以龜崗開發為濫觴，逐漸像漣漪一樣向外擴展的。最先惠及的，大約是新河浦、恤孤路、培正路、煙墩路、保安直街一帶。
如今，恤孤路附近的瓦笪街逵園樓頂，還保留有“１９２２”的字樣，這大致標明了這一帶屋宇的“出生”時代。一個有趣的事是，１９２３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就是以逵園樓頂這幾個字為路標的。“三大”會址在恤孤後街３１號（今恤孤路３號），“三大”代表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矍秋白、張太雷、羅章龍等，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例住在新河浦２４號春園二樓；同毛澤東多次會麵的譚延闓，則住在培正路簡園，因此可以肯定，春園與簡園先逵園建成、竹絲崗與農林上、下路住宅區，當晚於新河浦與培正路。
東山地區的開辟與發展，相對而言，代表一種新興文化與新興力量，是對老城區及西關殘存的濃厚遺老文化的衝擊，因此，民國之後出現了不可抗拒的權力中心東移。
１９０９年１０月，廣東全省農林試驗場在今農林上路、農林下路一帶成立；次年，為培養高級農林人才，附設農林講習所，１９１７年，改建為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１９２４年，改為廣東大學農學院。
就是這樣一個農林講習所，幾十年來，曾幾度成為一省或數省權力機關所在地。
１９１９年前後，南北分裂，孫中山與岑春煊等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軍政府就設於茲。嗣後的幾十年間，這裏亦是冠蓋雲集之地。大革命時期，洋房簇擁的東山好不熱鬧，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要人聚集於此，言好與爭訟層出不窮。
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前，黨中上海遷來廣州。這次會議，在中國現代史上是有其重要意義的。中心議題是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張國燾、羅章龍、譚平山、蔡和森、矍秋白、項英、何孟雄、張太雷、徐梅坤、劉仁靜、王用章、朱少連、陳潭秋、鄧培、向警予、林育南、王衝一、馮菊坡、阮嘯仙、劉爾崧、王俊、孫雲鵬、陳天(後被開除)，陳濤、惲代英、史文彬、金佛民、劉天國、於樹清，以及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等。
會上，就國共合作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起初，毛澤東、蔡和森、張國燾等人，反對馬林與陳獨秀提出的國共合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主張；後毛澤東與蔡和森放棄了個人意見，隻有張國燾與少數代表仍然堅持己見。
大會通過了關國民運動與國民黨問題、“三大”宣言、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以及農民運動等決議。毛澤東被選入５人組成的中央局，並擔任秘書，首次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
這次大會，促成了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廣州成了大革命的中心。
當時，毛澤東與楊開慧住在廟前西街。
而孫中山的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延、首席軍事顧問加倫均住春園。那時，春園前麵的一溪清水尚可行船，加倫將軍就是從駛入珠江的輪船轉乘小艇直接進入新河浦的。馬林、鮑羅廷、加倫這幾位曾經進駐東山、看中國大地風雲變幻的外國人，隨著大革命的失敗而退出了中國的曆史舞台。
這裏，順便交待一下他們的人生結局：
馬林是荷蘭人，１９２０年，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１９２１年，被列寧薦往中國籌建中國共產黨，１９２３年返回莫斯科，旋被派往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次年回國，擔任荷共領導職務。１９２７年脫離荷共，１９４２年７月，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犧牲。
鮑羅延於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變後，遭到南京國民政府的通緝，同年６月，被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解聘顧問職，１０月回到莫斯科。後曾任蘇維埃勞動人民委員、塔斯社代理負責人、《莫斯科新聞》英文版編輯主任。１９４９年，因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間諜案”株連而被捕，１９５１年５月，卒於遠東勞動營。
加倫將軍早年為布店學徒，後當工人、士兵，１９６１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次年５月，被派至部隊工作。十月革命後，累升至軍長兼政委，戰功赫赫，為第一枚紅旗勳章獲得者，並曾連獲４枚紅旗勳章。１９２１年起，任遠東共和國紅軍總司令、陸軍部長、軍事委員會主席。１９２３年奉派來華，曾參與指揮東征軍，平定劉、楊叛亂及北伐戰爭。１９２７年８月回國，１９２９年任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員，１９３５年獲“蘇聯元帥”稱號。因曾往大連與日本等國舉行遠東軍事會議，後在肅反中被妄加“日本間諜”等反革命罪名，於１９３８年８月被秘密處決。
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的不少要人也曾住在東山。前麵說過，譚延闓曾住過簡園。蔣介石除住二沙島外，還與廖仲愷、何香凝夫婦在百子路一棟別墅內共同居住過。
上世紀６０年代，中山二路靠近東山電車總站處，有一座建築堅固的電信所，電信所西邊有條小巷，巷內有一棟名為“雙清樓”的小樓，巷口鐫有一塊銘牌：“雙清樓，廖仲愷、何香凝故居。”如果蔣介石確與廖仲愷夫婦在百子路一起住過，我想，其住址就是這棟小樓了。到了８０年代，電信所給拆了，小巷沒有了，那塊紀念銘牌當然也就不複存在了。
而汪精衛自然也不會撇開東山這塊風水寶地，在“中山艦事件”前後，他與陳璧君也居於東山。
到了上世紀３０年代，東山更成為風雲際會之地。陳濟棠坐在他興建的梅花村內，運籌帷幄，出將入相，弄出了許多“事變”，或宏圖或陰謀，盡展一個“南天王”的威勢與煞氣。
陳濟棠在梅花村審定了《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奇怪的是，他竟沒有拿這份由第一集團軍總政治部一個少校科員起草的計劃當兒戲，而是認認真真地在“整理”與“建設”兩個方麵大動手腳；在廣東興建順德、市頭、惠陽等２４家糖廠，並且以走私糖先行頂替這些尚未開工糖廠的“五羊牌”產品來籌措軍費的方案，也是在此間議定的。
陳濟棠與李宗仁、白崇禧發動“兩廣事變”，一起調兵遣將時麵對的那張碩大的軍用地圖，就掛在其梅花村官邸的牆壁上。
解放後，權力中心仍在東山。
在１９５６年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大樓未蓋成之前，兼有省委職能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一直駐在梅花村。
朱可是我的好友，當年他是一位領導同誌的秘書，住在梅花村，所以，我常到梅花村去。
那時，在農林下路與農林上路之間，有一個很陡的斜坡，爬上樹斜坡，道路兩旁幾乎都是廣州鐵路局的屬地。
我同朱可常到村外漫遊，或下稻田捉蟛蜞（螃蟹），或坐石橋扯閑話，回歸天籟，忘機四野，全不管梅花村內不斷醞釀暴風驟雨。
省委遷到新河浦之後，我也到新大樓去過。
一個星期天，在這座散發著淡淡油漆和石灰味的大樓內，寂靜無聲。我坐在的朱可的辦公室裏，看著雪白四壁說：
“朱可，你這裏真安靜啊！”
朱可擺了一下頭，示意我望望走廊那邊的會議室：
“也靜不到哪裏去，這幾天那邊天天爭論，說話的聲音一個比一個高，有時還拍桌子呢！”
他是說書記處的幾位書記為土改複查、依靠大軍，以及個人職務安排等問題，所展開的激烈爭論。
事後，我想發生在這個小會議室內的爭論，可能就是陶鑄發動反地方主義運動的起因之一吧？如今，好幾位肝火旺盛的書記都作古了，再也不必去為那些爭論而煩惱而激憤了；把權仗傳給了別人，也就同時將那些煩惱與激憤傳給了別人。
朱可也許早就明白了這一點，所以，他毅放棄了仕途上的錦繡前程，請求到三門峽治水去了。
後來，這座大樓依然是權力的象征，直至“文革”期間中共廣東省委被“砸爛”的那幾年，這裏，仍然是全省最高權力機關——“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所在地，它的旁邊就是廣州軍區。當年所謂“造反派衝軍區”，衝的就是這裏。
在農林下路電車總站，過去作過農林講習所和軍政府的地方，解放後不久，掛上了“中共廣東省委中級黨校”的木製長條牌。６０年代初，以陶鑄為首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也進駐此地辦公。
講習所的大門輪廓，一直保存到８０年代初期那一帶變成友好商場等商鋪之時。與此同時，原中南局的農林禮黨成了對外開放電影響。
我與東山，已有數十年的情感糾葛。
我第一次來東山，是到署前街的一個招待所去探望友人蘇化民。招待所設在郵電局旁邊，進門是這院子，房屋布局比較雜亂。老蘇既是我的同學，也是中南社會部的同事，稍晚於我調來廣東。
幾十年風雨兼程，可以皓首憶舊的老同學、老同事已經寥寥無幾，老蘇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很珍惜和他的友誼。
那一年，我同老蘇沿著署前街漫步，並談論新的工作崗位時，我感覺到的是周圍的清靜與安詳，絕未想到等候在路途前方的竟是電閃雷鳴。後來，他下了基層，我留在廣州。我先在廣東省財政廳，而後廣東省商業廳、服務廳打轉轉。１９５８年，在“反右鬥爭”取得“偉大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整改，將省服務廳、省供銷社、省水產廳合並入省商業廳。省商業廳毫不客氣地從沙麵遷到廟前西街原省供銷社辦公的地方，鳩占鵲巢，失去名分的省供銷社也隻能暗歎奈何了。
就環境而言，此時的東山街區，不亞於沙麵。如果說，沙麵的建築是寫字樓的萬國博物館，那麼，東山的建築就是住宅的萬國大觀園。
東山距市中心較遠，從大東門一路東來，途經東較場、烈士陵園、省人民醫院、中山醫學院、冶金局和郵電局，建築疏落有致，還不時透出一種鄉野風味。直至東山道口，一個格調迥異、自成一統的小鎮般的街區，突然展現出來，令人眼前不覺豁地一亮。
新修的鐵路工人文化宮，是署前街最大的建築物。署前街南頭的東山公園下麵有個小廣場，對麵是新華書店，１號公共汽車站永遠不變地占據著小廣場一角，把東山與市中心連在一起。小廣場似乎是街區的中心，正中有個小花圃，不知為什麼上麵總豎立著一根孤零零的電燈杆。小廣場南邊是龜崗，西邊為廟前西街和均益路，東邊則為廟前直街。
廟前直街很短，像個扇柄，從柄頭鋪展開恤孤路、培正路、保安直街、煙墩路和寺貝通津，而恤孤路與培正路南頭則連著新河浦。
鐵路從東山道口進入一段兩邊高聳、路基低沉的峽穀似的通道，廣州鐵路局在穀南，梅花村在穀北。跨過道口，即進入農林下路、農林上路和幾條農林橫路。中午或傍晚在街區散步，走過寺貝通津的神學院旁，走進農林下路和農林上路，隻見一片精致美麗的屋宇群；街道兩邊是剛栽上不久、排列整齊、樹幹刷段石灰的千層樹和廣玉蘭，那悠悠鍾聲和習習微風，夢幻般地將人們帶入一個清麗而溫煦的境界。看到這種景象，人們常發的一句感慨就是：“這裏像是外國。”當然，那時候我們這般人中誰也沒有到過外國，之所以這樣說，純粹是想象罷了。
東山確實美，美得沒人敢予否定，它美在氣質，美在幽靜，它有一種氣質雋永的幽靜美和美的幽靜。即使屋宇已經易主，但原有的那份氣質仍存。
那些小巧的或宏大的、有尖頂與陽台的木屬官宦和華僑的洋房，大都成了單位宿舍，住進了七十二家房客，形象地詮釋了“人民翻身得解放”那句話。反用唐人劉禹錫的兩句詩，正是“舊時百姓尋常燕，飛入堂前王謝家”，但“王謝堂前”的一脈夕陽餘暉，仍不時閃耀，弄得人民政府在後來的若幹年裏，為了團結海外華僑，不得不花費很大氣力，去落實華僑房屋政策。
我除了常常在街區像踏迷魂陣似的信步漫遊，那間新華書店與廟前直街上的一間“北方飯店”，也是我常常逗留的地方。１９５５年，黨政機關開始實行工薪製，朱可第一次拿到工資時要請我吃飯，就是到這家北方飯店吃的蒸餃，已似過年一般。
我與蘇化民，則沒有在東山重聚的幸運。署前街招待所分別後，不久招待所拆了，原址上建起了廣東省二輕廳的辦公樓，老蘇也少有機會再來東山了。老蘇在基層憑借他的才幹與勤勉，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上了領導崗位，但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
７０年代初，有一次我從幹校汕頭探親，在長途汽車上恰巧遇到與老蘇在同一個縣工作的兩個幹部，是搞外調的。我問及老蘇，他們均說相識，並津津有味地給我說超導老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汽車在顛簸不平、沙土滾滾的公路上行駛，灰蒙蒙的車窗外，一派深秋的幹枯景象。歲月像凝固的雲塊懸停在車窗前，擋住了我的視線，也擋住了署前街招待所門前的那一聲“珍重！”
幾十年的考驗，我深知老朱和老蘇都是不為勢利左右、珍視情操與友誼的人。我和他們留在東山街區的友情記憶，對我一生來說，都是極為珍貴的一頁。
１９５８年，我是從廟前西街被發配到海南島去的。１９６０年，又被遣送回廣東省商業廳與華南農學院在岑村附近合辦的大豐農場。適逢省商業廳要在菜園東鐵路路基下蓋大樓，便從農場抽一批人到工地上做小工，因此，我曾在菜園旁邊的臨時工棚裏住過。
我們這些小工做的都是壯工的活，運沙運水泥，抬石子裝車，幾百斤重的籮筐，兩人抬起，沿著顫悠悠的踏板，哼哧哼嗨幾聲就抬上了車廂，苦活、重活為這群人的“專利”。傍晚收工時，用搭膊布像女人包頭巾一樣包起臉部，頂著寒冷的夜風，擠在敞逢的車廂裏，想的隻是一頓熱飯和散發著汗臭味的工棚。
至今，每當傍晚乘車，看到擠滿民工的大卡車擦肩而過，我就會想起當年的菜園東，並對那些疲憊的，或迎風站立，或蜷縮而坐的人們，油然而萌生出由衷的同情與敬意。
沒有挑過射桶的人，就不會知道蔬菜是怎麼長起來的；沒有住過工棚的人，就不會知道大樓是如何蓋起來的。人生而平等，社會位置上的卑微與高貴，絕不意味各人品格的卑微與高貴。
省商業廳的基建隊一口一口地吞噬著這塊城區裏的菜地，先是興建辦公大樓，接著興建招待所和職工宿舍。其他單位也紛紛向這塊菜地蠶食。最引人注目的是，５０年代興建在菜園東街與百子橫路兩個街口之間的東山電影院。如果不計兼放電影的幾個工人文化宮的話，可以說，這是廣州解放後興建的第一座電影院。
我從農場回機關之初，在廟前西街省商業廳對門的小招待所住過，也在菜園東新建的招待所住過。
小招待所是一棟二層紅磚小樓，臨街有寬大的陽台，四周有狹窄的鋼窗，樓內采光不好，鋪著花階磚的地麵上總有一種凝然不動的灰暗。
從書中我知道，很久以前，毛主席與楊開慧在廟前西街住的就是這種樓房，但在許多造型近似的小樓之中，我卻始終無法辯識出究竟是哪一棟。
在菜園東新招待所裏，有一夜，我險而被水漂走，白天，我病了，發高燒，倒在床上昏睡。夜半突降暴雨，因菜園的地形似盆，排水不暢，積水漫上床凳，我渾然不覺。
第二天早上，管理員推門進來，看到我仍舊躺在床上，便不禁大叫了聲。
他說，昨夜呼叫住客搬上二樓，你怎麼不搬？想被水淹死是吧？
我猛然坐起身，看著即將漫上床麵的渾黃積水，著急的倒不是淹死不淹死的問題，而是我那雙剛剛穿上的牛皮鞋。我想，那雙代表我由農場“回歸”的皮鞋，一定是被積水漂走了。沒有了這雙鞋，我將如何上街？如何上班？
我急忙跳進沒膝深的積水中，伸出雙手，彎身向下摸尋，所幸那個時代的產品比較“壯實”，老牛皮，輪胎底，分量不輕，隻沉不漂，被我像摸水魚一樣，一隻一隻地提溜了出來。如果是如今那麼輕靈、那麼精致的品牌皮鞋，可能真的會隨水漂走了。
我回商業廳上班不久，省商業廳與省供銷社又分家了。
解放後的前３０年，時時提倡的精簡機構或機構改革，令機構真的應驗了《三國演義》開篇的幾句話：“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將其中的“久”字改為“後”字，就更能反映當年所謂的機構改革的特色與真狀況了。一說發展就分，一說整改就合，機構改革不從體製的層麵上動手，隻是做一些分分合合的功夫，難免有心血來潮、嘩眾取寵、取悅上級、不顧實際的弊端出現。
單拿商業部門來說，一忽兒從商業廳分出個服務廳來，一忽兒又將供銷社、水產廳及出生不到兩歲的服務廳並入商業廳，轉念一想，又把供銷社從商業廳裏分將出來。
下麵的公司亦如此，一忽兒將分工經營五金、交電、化工商品的三個單位分組三個公司，一忽兒又將三個公司合並成一個五交化公司，之後，五金與交電再分家，五金、交電、化工再合並，周而複始，循環往複，樂此不疲。一分一合間，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並鬧出許多笑話來。
省共銷社從省商業廳分出來，另立門戶後，需要辦公地方與辦公用具。廟前西街的原址是要不回來了，隻好把招牌掛在那座我曾在工地上當過小工的新建辦公樓大門上。原來的辦公室無法搬走，卻想把能拆的物品盡量拆去一些。有一天，來拆電風扇，工人剛爬上扶梯，省商業廳一位英勇的女科長猝然從辦公桌旁跳起來，硬是將那工人拉下扶梯，硬是將省供銷社奉命來拆電風扇的人員趕了出去，打贏了一場“電風扇保衛戰”。
五金交電公司要分家，經過幾分幾合鍛煉的職工枕戈待旦，一心要奪取可能奪取的製高點，擴大戰果。即將分為兩個科的物價科，雙方人士都死死盯住一台當時最為貴重的手搖計算機。分家決定一宣布，朝夕相處數年、卻在刹那間形同冰炭的對壘雙方，一擁而上，為這台手搖計算機打了場爭奪戰；奪得者喜甚，失手者悻悻，並為此結怨。可是，不出一年，伴隨著兩個公司的重新合並，兩個科又變成一個科，那台手搖計算機又成了共同的領地。
這種形式主義的精簡機構與機構改革，以“文化大革命”為甚。領導者改稱勤務員，撤銷部、委、廳、局，機構以組為大。偌大一個省人委（省政府）變成一個生產組，此組何其大也！以小名大，以示徹底，究有何種實際意義，人們就隻能人雲亦雲了。
在那個年代，國營商業是個不可或缺的部門，所以，在一場場機構分合的變動中，省商業廳這塊招牌，卻有幸在這條寂靜的廟前西街上牢牢地掛了幾十年。
寂靜的廟前西街也有不寂靜的時候。雖然它不像商業廳背後的菜園東那樣，不斷地大興土木，但有時也自有一番熱鬧。
街東口連接小廣場的地方，有幾家商店，其中有一家寄售商店，店內的舊單車、舊手表、舊衣物等等，零零亂亂地擺滿鋪麵，給我留下了一種特別的印象。也許由於寄售者的貧困或者是因為不敢露富，我在這裏從來沒有看見過貴重的物品。聽一個老售貨員講，“文化大革命”前，特別是解放初期，店裏是有很多金銀寶鑽擺在櫃麵上的。我有點不信。後來，一個緬甸朋友印證了他的話。
緬甸是著名的寶石產地，９０年代我訪問那裏時，一位兼做寶石生意的當地電影導演帶我們去逛寶石市場，有幾分炫耀地說，５０年代初期，他曾來中國購買了一批珠寶鑽石，為他以後的生意奠定了基礎。我們不解，為什麼他要從產地跑到中國去收購寶石？他說，因為那時中國人好像把寶石當作了不祥之物，都往寄售商店裏送，價格極便宜。
外國人見到的，我們近在咫尺卻沒有見到，即使見到，也不會想到去購買。每月養家糊口的幾十元工資，使人根本切斷了這種欲望。
在這家寄售商店，我倒是買過一部舊單車。
廟前西街中間有個大院落，好像叫關園，似乎有點來曆，我也沒有去考察過。我最初注意到這個大院，是因為從裏麵不斷傳出歌聲：“亞非拉，人民要解放”，“山連著山，海連著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男聲女聲，穿透許多道牆壁，一直鑽進我們的辦公室，和著鐵路上的汽笛、車輪聲，交織成一闋“反催眠曲”，時時提醒我們保持革命的清醒狀態。起初，我看到進出大院的是些穿深藍色軍服的男兵女兵，據說是廣州軍區海軍歌舞團住在裏麵，後來，進進出出的變成了穿綠軍裝的人，雖說歌聲衣舊，鑼鼓如前，卻讓街上的人弄了很久才弄明白，原來是海軍歌舞團走了，戰士歌舞團來了。這個大院隸屬廣州軍區文化部，當然要給街上帶來不少色彩。
街西頭一轉彎，就是那條短短的均益路，均益路西側是個小足場，大門上有塊似模似樣的橫扁，上書：東山人民運動場。場上常球賽，雖說上場的大都是些街道球隊，但也不乏鼓掌和歡呼聲。
夕陽餘暉下，看到那些身穿雜亂的運動衫褲、奔跑不懈的運動員，看著那些自發聚集起來、雙目沉迷的拉拉隊和助興者，令人不能不有所感動。
歡樂是無法禁錮的：歡樂像水，隻要有一點罅隙，它就要流瀉出來，就會變成溪流，就有變成洪濤的可能。
繞過這個運動場，跨過鐵路，就是菜園東。有一些同事和朋友住在菜園東宿舍，因此，我常到那邊去。
那個原本青綠的菜園子，在我眼簾下一年年地縮小，我見證了菜園的逐漸消失過程，也見證了那座灰色小樓的孤獨與固執。
那座灰色小樓最後還是消失了；不僅是這座小樓，連同３０年來逐漸包圍了它的那些躁氣十足的簡易樓房也消失了。更大變化，是從一場大火開始的。１９８６年，位於菜園東的東山電影院，被一場莫名其妙的大火焚毀了。更莫名其妙的是電影院緊鄰消防隊。平日，幾輛紅漆鮮亮的消防車，總是神經緊繃地站在臨街的車棚裏，像似搭在弓弦上的響箭，隻要看到哪裏一迸火星就會飛將出去。但這一次，它們卻閉上了警惕的眼睛，忍心讓鄰居燒得幹幹淨淨。
這一把火，揭開了那片消失了的菜園及其周邊地區第二次巨變的序幕。大幕拉開，地覆天翻。這第二次變化，不似前次變化有那麼多反複，有那麼多拖泥帶水。它是一次徹底的變化，一次通往直前的變化，一次不可逆轉的變化。
最先變化的，是位於中山二路與百子橫路犄角上的東山區人民醫院。這裏，原是坐落在一個小山崗上的鄺盤石醫院，它的位置及歐陸堡式建築，很容易使人把它與穩固的“盤石”聯想在一起，但它仍舊擋不住奔騰不止的改革洪流。這次的變化已不是小修小補，而是在小山崗上重建了一座高樓。醫院寬敞、明亮、整潔、設備現代，既不是有錢人的醫院，也不是高幹的醫院，而是高素質、現代化的為大眾服務的醫院，它使患病的一般老百姓在這裏不僅得到優良的治療，還得到人的尊嚴。
一個朋友看到醫院的新環境，不禁感慨地說：“中國人終於活出了個樣！”
跟著東山醫院變化的，是鐵路那邊的省商業廳大院。大院沒有了，蓋起了一棟３０多層的廣東商業大廈。似乎是連鎖反應，鐵路這邊一棟棟高樓也紛紛豎了起來——廣東冶金研究院大廈等等，將那個幾十年前的城中菜園，變成了一個高樓林立的地帶。
再後來，拆除了鐵路，東華東與東山口這兩個常常阻人流的道口沒有了，當然，那兩道緩緩放下、黑白相間、令擠在旁邊的人群焦灼著望而生畏的欄杆也沒有了，更沒有了鐵路的影子。原來的路基，給廣州市地圖增添了兩個街名——東華南路與東華北路，一條彎曲如虹的高架路，從廟前西與菜園東的上空飛越而來。
幾天前報載：東山新華書店因付不起高額租金即將關閉。讀後，我陡生一種懷舊的情緒，心甚愴然。
夜晚，我特意到東山去轉了一圈，從地鐵東山口站走出去，林陰中華燈若幻，五彩繽紛，彩磚鋪砌的路麵閃閃爍爍，似一條條朦朧的織帶。小廣場周圍的幾條街道，除了多了幾棟高樓之外，街兩旁的其他房屋修舊如新，基本保持了原貌，留下了曆史的轍印，可能這是廣州市區內麵貌最穩定的一個區域，但亦是人事全非了。
走進８０年代名聲遠揚的東山百貨公司，從經營方式到商品陣列，都與從前不大一樣，這裏，實際上已是專賣店與私營攤檔的天下了。
正待結業的東山新華書店，店裏已經熄滅了燈光。而廟前西街那間長命的寄售商店，如今也已杳然不知所終矣。
由於國營商業在市場競爭中連連失利，曾經左右商海風雲的省商業廳，早已失去了當年的威風，就連那塊掛了幾十年、任風吹雨打巋然不動的牌子，也像帝國落日一樣沉到了地平線以下。在廟前西街上，再也看不到這塊牌子了，而出現在門旁牆壁上的，卻是另一塊上書“廣東省商業集團公司”的新牌子。
均益路邊的那個小足球場，如今，變成了新開辟的東華北路下的一塊綠茵草地。
過去，翻過鐵路，有一條通向菜園東的路，如今，我竟然找不到這條路了。我在想象中翻越了“路基”，在夜風和燈光下，展現在我麵前的，是一片全然陌生的嶄新屋宇。我迷了路，我找不到“東”了，直至左彎右拐，走到了東山電影院的舊址，回頭一望，才知道剛才穿過的就是菜園東了。
於是，在恍惚之中，我仿佛又聽到了鐵輪的轟鳴，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一片菜地，列車好像正在逆時間而奔馳，將我帶回到那遙遠的、遙遠的過去……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