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獨語
一米八一的個子三十八碼的腳
荷蘭是個低地國家，海麵高過陸地，河麵高過陸地，因此許多地名與：“壩”字有關。阿姆斯特丹就是水壩的意思。由於低地潮濕，荷蘭人自古喜穿用楊木製作的木鞋，現在還有許多人穿這種木鞋。我到阿姆斯特丹木鞋廠參觀，廠房外擺放一雙作為標誌巨大木鞋，鞋長約兩公尺，寬約一公尺，如舟。我從沒有見過如此大的鞋，在潛意識的支配下，不覺一陣欣喜，急忙把雙腳跳進去，長籲口氣，說：“今日得寬餘！”
我是穿小鞋長大的。我出身於非貧困之家，但在我的記憶中，從小沒有穿過合腳的鞋。抗日戰爭時期住在鄉下，母親托村人給我做鞋，大概母親怕麻煩，喜歡一勞“久”逸，托人剪個鞋樣一做就是五六雙甚至八九雙，所以我的腳隻能階段性發展，在一定階段內隻能是那麼個尺碼，任你腳酸腱腫，也是不得超越階段的。
自幼穿小鞋，雖然無數次掙紮，長大成人之後，腳仍不過三十八碼的樣子，可憐兮兮。老天可憐見，此人既然穿小鞋穿殘了腳，就叫他長個兒吧。於是乎，搖搖晃晃就長出了個一米作一的個頭。弄得人高腳小，不成比例。
走進社會，小腳與高個子對我均不利。人家說，此人穿慣小鞋，還讓她繼續穿吧，小鞋對他合適。以至於五光十色、天上地下的小鞋紛至遝來，綿延供應數十年。個子高又不會彎腰，更是一件氣惱人的事：“天塌要他一個人頂嗎？神氣個啥！”事物相反相成，堅定不移地向其對立麵發展，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了，小鞋變成大帽。記得剛入社會時，求知心切，每疑必問，出了毛病。有次聽一個關於蘇聯治安情況的講座，是一位領導講的，他說蘇聯是天堂，蘇聯人個個覺悟高，治安是無法形容的好。如此天堂，聽課者本應歡欣鼓舞，我不知哪根神經扭住了，竟然提問：“蘇聯有無搶劫之類案件發生？”講者當即麵露慍色，以後在不同的場合，多次不指名地對我進行批評：“有人對社會主義製度有懷疑”呀，並把“搶劫”換成“強奸”，說“有人思想意識不健康，為什麼對‘強奸’那麼有興趣”呀，等等，暗中被穿上小鞋，後果可想而知，用那個時代的事表達，確實“影響了進步”。５０年代做監察工作，上級要監察工作者“堅持原則，向不良傾向作鬥爭”，我於是又熱血沸騰起來，根據群眾揭發，向單位領導提起了意見。這次的後果就不單是獎勵你一雙小鞋了。你說領導“不民主”，他就給你一頂“反黨”的大帽；你說他腐化，他就給你一頂“攻擊黨的領導”的大帽，帽子套帽子，對照毛主席殫精竭慮為我們製定的“六條標準”，一頂更大的帽子就非你萌發了。
話得分兩頭來說，穿小鞋並非完全是壞事，我這雙因穿小鞋養成的小腳，也並非全然不被人欣賞。間或聽有人說，“這人長得傻高傻大，一雙腳倒秀氣”，我在自豪之餘，不能不對母親及社會諸君油然而生出感激之情。
中國人欣賞小腳從而製造小腳，由來已久。辛亥革命之後雖然已不興女人纏腳，但一種嗜好裏腳布的社會心理與審美情趣，並未絕種。
據說，女人纏腳是大詞人詞人李後主的一大發明。我認為李後主李煜可能是個性變態者，才如此欣賞畸形美。他整日沉淫在“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的青鬢紅唇之中尚不盡意，不要把女人的腳裏成三寸金蓮，婀婀娜娜地走過去供他把玩，難怪他要成為“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垂淚對宮娥”的亡國之君。李煜的遺風流韻，千年矣。
開放改革之後，隨著生活環境的改善，我穿鞋四十碼的。雖然足已定型，不可能再長，但念其幾十年的委屈，令它稍得寬鬆總算一點補償與安慰吧。據我個人的經驗，腳與身高不一定成比例，所以看電影每看到偵破片中公安人員量腳印推身高，我就暗笑。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杜拉斯與寇白門
７０年代初，巴黎街頭，米歇爾?芒索突然遇到瑪格麗特?杜拉斯。芒索是杜拉斯相交 三十餘年的親密女友。她在回憶相遇時寫道，杜拉斯像個乞丐，像在城裏迷了路的疲憊不堪的農婦。杜拉斯用粗語一遍一遍地說她煩透了。她說年人喜歡她，她兒子的同學喜歡她新出版的兩部小說，她感到欣慰，可是她受不了評論界的寂然無聲，她為此感到孤獨。從芒索的這篇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到杜拉斯衰老的體態與紊亂的心情。那時，杜拉斯大約６０歲。杜拉斯活到１９９６年，活到了８２歲。一些回憶文章大都如芒索所說，杜拉斯晚年不事修飾，性格乖戾，絕非像《情人》女主人公那麼美麗奔放，也不似一般老人那麼安泰和祥，心境清靜。
前讀友人一篇文章，激賞杜拉斯晚年“青翠欲滴”，實不敢苟同。看著文章所附照片，杜拉斯年邁臃腫，衣著不整，狀為“老年嬉皮士”，看不出哪裏來的“青翠”，何處還有“欲滴”。如就作品而言，１９８４年杜拉斯於７０歲之高齡期，寫出了有強烈個人色彩與激情迸射的《情人》，可以說心中青春之火仍熾，但在她一生中，也有太多的消沉與寂寞。近些年，她的作品如《琴聲如訴》、《廣島之戀》、《情人》等在中國甚為走紅，她成了中國作家和讀者的崇拜對象，甚至被奉為偶像，但她的作品並非部部寫得好，《黑暗號輪船》就寫得過於隨意與粗糙。這正像她本人可能一生都“青翠欲滴”一樣。
杜拉斯經曆曲折。１９１４年她生於印度支那的西貢郊區嘉定。１９４３年發表第一部小說《無恥之徒》。納粹軍隊占領法國期間，她被密特朗引入地下抵抗運動，二戰後參加法國共產黨，１９５０年宣布放棄共產主義。她為人激烈，從不寬容，做事淋漓盡致，毫無保留，而對創作影響最大的則是大半生的愛情糾葛。到老時，杜拉斯老人家爆發了一場傳為“美談”的黃昏戀。她兒子的同學、比他小４０多歲的揚?安德烈亞愛上了她。揚是個多情郎，一天一信，終於打動了本應心如枯井的杜拉斯。杜拉斯在生命的最後１０年，是揚陪她度過的。杜拉斯對揚很專橫，她說青橄欖是黑色的，揚絕不能說青橄欖是青色的，揚就這樣把“黑”橄欖含在嘴裏，吮吸著愛情的幸福滋味。
黃昏戀是中國的“國粹”，不要以為法國女作家杜拉斯擁有一場黃昏戀，就驚世駭俗，稀罕得了不得，不要“崇洋媚外”嘛。我們中國的寇白門，比她驚天動地得多。
寇白門是南明名妓。南明小朝廷那段曆史，大家借助戲劇與說部已經得以熟知。在風雨飄搖的南明，有一批身為貴公子的東林黨憂國之士，又有幾位色藝雙絕的秦淮名妓；有憂國的貴公子又有俠肝義膽的豔妓，不產生戲劇性的愛情就怪了。董橋先生說，那個階層那個時代的特殊情形就是“嫖妓不忘憂國，憂國不忘宿娼”，中國數千年興亡更替、英雄淚流的故事何其多，為什麼南明一幕曆史卻成了說不完、道不盡的保留劇目，原因就在侯朝宗、錢謙益、朱國弼幾位達官雅士和寇白門、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幾位名妓身上。從孔尚任寫《桃花扇》到目瞽後的陳寅格老先生著《柳如是別傳》，人間道義盡寄寓於幾個弱女子的柔肩上，詠之賦之，可見這幾位女子在中國士人心中的曆史地位。這個情結我不甚解，不敢妄加評議。寇白門是這幾位頂兒尖兒淮豔妓的“大姐大”，先為保國公朱國弼購之，保國公降清，她以千金為朱贖身，後改裝為女俠。她築園亭，隱江湖，仍醉心與文人雅士往還曾一度嫁予揚州一孝廉。據餘情《板橋雜記》載，寇白門晚年回到金陵，鬧過一場悲喜交集的黃昏戀。修身養懷寫道：“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參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捶數十，遂死。”看樣子，中國的寇白門同法蘭西的杜拉斯一相多情，不同的是韓生是個薄幸兒，寇白門沒有得到杜拉斯晚來的幸運。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４日
開國那一天
開國那一天，我在武漢。那時我正在中南公安學校學習。
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開國的前幾天，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通過了《共同鋼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法》，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人，全國人民沉浸在興奮與歡欣中，企盼著１０月有１日的來臨。
“武漢市各界人民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會”會場，在中山公園內。各單位的隊伍從上午就開始向會場集中，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彩旗、秧歌隊和潮流般的人流。中南公安學校設在南京路大孚銀行，我們從南京路口出發，通過中山路、江漢路及當時尚未貫通的解放大道，約於中午１２點鍾眰了中山公園。
會對揚的氣氛非常熱烈。由於許多單位帶有有秧歌隊，鑼鼓聲此起彼伏；各單位之間不斷拉歌，歌聲也是此起彼伏，人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大會將要開始，主持大會的武漢市市長對住話筒多次要求大家安靜，人們就是無法安靜下來。直到下午３點鍾上，廣播裏傳出毛主席的聲音，會場才突然安靜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我們聽到了毛主席的莊嚴宣告。
會場上，一麵嶄新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望著這麵國旗，淚水和著回憶、希翼，在陽光下閃動。
人們沉醉了，沉醉在一個偉大的夢想之中。
安排在會場周圍的十幾門高射炮，同時向天空射擊，一顆顆炮彈在半空中開花，從一團團藍煙中，跳出一把把小傘，傘下是一個個燦爛的光球，光球隨著小傘慢慢飄動著，不意間迸裂成一片閃亮的銀星。高射炮不斷地射擊，滿天飄散著藍煙、小傘和銀星。
忽然人們被這特別的禮炮與禮花喚醒了。會場成了一片狂歡的海洋。掌聲、口號聲、鑼鼓聲和著炮聲，震撼著心靈和大地。
人們忘情地高呼，道賀。就在這一刻，大家感到自己的雙腳踏進了一個新紀元……
大會接下來的議程，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軍區的領導和各界人士的講話。由於大家情緒難以平複，加之當時的擴音效果不佳，那些話很少有人留心去聽。人們心中隻有一個聲音：
“共和國成立了！”
遊行開始後，我遇到在團市委工作的哥哥和幾位在開封分手的老同學。他們比我早兩個月來到剛剛解放的武漢，雖然很久沒有見麵，但大家隻顧唱歌，見麵後也隻是笑一笑，點點頭，招手致意。
五十年過去了，一切都像是發生在昨天，但有些記憶確實已經模糊了。
談到開國，女兒問我：共和國成立那天你想些什麼？那天除了歡慶，我好像什麼也沒有想。共和國成立之前我剛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一個１５歲的青年什麼樣的奇思妙想沒有呢？我曾想為革命建立功勳，我又想革命成功之後去念大學。但我知道共和國成立之日，並非說革命已經成功。開國那一天，我沒有想這些。我真誠地滿懷信心地一遍又一遍地唱著《解放區的天》，把其他的事情都忘了：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
我平凡而曲折地過了五十年。我沒有功勳，也未能圓我的大學夢。我同共和國一樣遇到過陰無時無利霾、雷電和風暴，但我對共和國的天空仍充滿信心和摯愛。
１９９９年９月９日
往事越千年
當新西蘭北島東部的毛利人，正在吉斯伯恩市海濱載載哥載舞迎接新千年的第一個日出時，我的思緒卻飛到一千年前中國的京都——汴京。由於上一個千年的中國曆史是從汴京開始的，由於我少年生活在古人稱謂汴京的開封，所以古之汴京，今之開封這時就一直不離不棄地在我心頭盤桓。
在上一個新千年悄悄地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北宋的第三個皇帝宋真宗趙恒正坐在汴京的皇宮裏俯問天下。公元１０００年，即宋真宗鹹平三年。我相信那時的中國人不會有迎新年千年的想法。物華輻輳，萬方來朝，當時近百萬人口的汴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市，宋真宗雖在澶淵之盟後，深感來自北方遼國的威脅，深感納歲幣求苟安的屈辱他和他的許多臣子仍陶醉在如《東京夢華錄》與《清明上河圖》的所描繪的那種繁華裏。當年被猶太人稱作“東方聖土”的汴京，確實有一番繁榮景象。那時世界的西方正處於神權統治的黑暗的中世紀，以汴京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卻形成蓬勃發展之勢，放射出人類文明的新曙光。
上個千年的第一個世紀（即１１世紀），在中國政治經濟史、文化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無法忽略的一個世紀。在這一百年中，留下了計多曆史上不可磨滅的名字，如寇準、範仲淹、文彥博、歐陽修、王安石、沈括、司馬光、蘇軾等等，這些人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及文學藝術等等方麵，作出了貢獻。在這一百年中，古老的中國激蕩著改革與反改革的鬥爭風雲，上述這些人物大都在綿延百年、變幻不定的鬥爭中，經受著成功與失敗的反複考驗，立身立誌，對曆史作出了回應。
在中國曆史上，宋朝是一個比較貧弱的朝代，自建國起，即受來自北方與西方兩方麵強敵的壓逼。１１世紀初，宰相寇準為改變“積貧積弱”的狀況，就向宋真宗提出“富國強兵”的策略，想要進行一場改革。他反對南遷，力主抗遼，但一個“澶淵盟”令他的改革之夢很快破滅了。
３０年後，任參知政事的範仲淹於宋仁宗慶曆三年（１０４３年）聯合富弼等實行“慶曆新政”，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供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項改革措施，仁宗皇帝聽了很興奮，一心要範仲淹等人輔佐他當個“明君”，但新政剛一實行，就遭到守舊官僚們的激烈反對。被剝奪軍權，除去樞密使職的夏竦對範仲淹、富弼等恨之入骨，製造假案，暗示富弼與另一改革派人物石介有廢黜仁宗的謀反之心，仁宗心生疑竇，對改革的態度驟然放冷，改革受到打擊。慶曆五年（１０４５年）初，範仲淹和富弼被撤去軍政要職，實行僅一年的新政，遂告夭折。範仲淹感慨萬千，隻能對著一張嶽陽樓圖，抒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感慨了。
時間又向前推移了二十餘年，到公元１０６７年底，趙頊即位，是為神宗。這時候朝廷裏出了一個大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時，就給廷上過《萬言書》、《時政疏》等，要求“改易更革”被當時為太子的趙頊所賞識。趙頊即位不久，即於神宗熙寧元年召其越級入見皇帝對策、內外矛盾、痛陳朝政失修、社會弊端，累朝君主因循弊政之危機，深深震動了神宗皇帝的心靈，堅定了這位年輕皇帝棄舊圖新的信念，為熙要變法拉開了序幕。熙寧二年（１０６９年），王安石拜參知政事，力主“變風俗，立法度”，在呂惠卿等人的參助下，先後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文彥博、呂海、呂公著、程顥、程頤的激烈反對，連曾經參與範仲淹改革的富弼、歐陽修，這時也站在保守派一邊。王安石以大無畏的精神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與之相對抗，但保守勢力有曹太後、高太後的支持，加之新法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不出弊病，奸吏為虐，廣大農民不僅得不到實惠，反而受到更殘酷的剝削，一時民怨沸騰，新法推行受到很大挫折。熙寧七年（１０７４年）神宗對新法動搖，改革陣營發生了分裂，呂惠卿誣告王安石結黨營私，欺君罔上，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熙寧八年二月（１０７５年）王安石複相，但於熙寧九年十月（１０７６年）再次罷相。從此王安石退居江寧，以詩詞自娛，“念往昔，繁華竟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隻能在回憶中討生活，在政治上已是無所作為的了。
宋朝的改革戲劇性地向前發展著，“元祐更化”時，助司馬光廢免役法而大受司馬光讚賞的蔡京，到宋哲宗紹聖初年（１０９５年）又竭力支持宰相章惇變行免役法。由於童貫的相助，蔡京於崇寧元年（１１０２年）入相，以“紹述”名義恢複新法，定司馬光、文彥博等１２０人為“元祐奸黨”，由徽宗書寫刻石立黨人碑於文德殿門。他假改革之後， 行打擊異己、搜刮天下之實，使北宋持續了百年的改革運動徹底變質，並最後將北宋推向滅亡。
在迎接新千年來臨之際，我想到我曾經在那裏生活過的開封，以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在那裏生活過的汴京，這是很自然的。在上一個一千年的第一個一百年中，中國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改革運動，由於這一場場改革運動以失敗告終，北宋王朝終於沒有走出積貧積弱的困境。但這一百年不僅僅給我們留下了範仲淹、王安石等許許多多光照千古的名字，也給我們留下了許許多多發人深思的教訓。在毛利人的鼓點聲中，我反複想到的是一千年前的改革與我們今天正在進行的及新千年仍要進行的改革。要進步就要改革，隻有改革才有進步；改革是在新與舊的反複鬥爭中向前推進的；改革必須使人民得到實惠；改革事業最容易被貪官汙吏（奸吏）所敗壞；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陣營是會變化的，是日的改革派可能成為他日的保守派；壞人或反對改革的人如蔡京之流，也會偽裝成改革者，改革的旗幟一旦抓在他們手裏，就意味著改革徹底失敗的到來。北宋的教訓，對我們正走向新千年的人們，應是有所警示的。
往事越千年，新千年就是這樣在我對上一個一千年的緬懷中，靜靜地向我走了過來。……
２００００年２月
畫鬼容易畫人難
有幾個新銳藝術家朋友，大作在畫廊標價不菲。慕其名，請畫素描像。我充模特，矻矻半日，所畫均不似我。行家開導道：此乃變形也！
聽說現代主義藝術講究變形；又聽說變形需有寫實的堅實基礎。我者行外之人，聽聽而已。我在國外看到過很多畢加索、凡高、高更、塞尚、馬蒂斯等人的原作，大都是變形藝術的精品，對變形也稍有領悟。據說這些大師都不是一開始就畫變形的，畢加索十七八歲時素描已畫得很好，是以後才畫“下樓梯的女人”之類的。如果那時候畢加索不習素描，畫人走了樣，可能飯都沒有得吃。如今有些所謂的新銳則不同，不肯從練素描做起，不學畫人先畫鬼，藝術修養停留在“畫鬼容易畫人難”的水平。按說藝術本應反其道而行，是“畫人容易畫鬼難”的。
近來想到曆史。寫實也好，變形也好，都有一個藝術真實問題，但對待曆史，就隻有一個曆史真實，而沒有一個藝術真實好講了。治史切不可玩變形。
曆史是過去了的事實。把一個眼前的事實說清楚不容易，把一個過去的事實說清楚就更不容易了。每個曆史事件甚至一件小事，都是一個菱形多麵體，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方麵隻能看到不同的一麵或幾麵，你摸象鼻，他摸象腿，隻說所摸處，何來全象？眾口成訟，更何況時過境遷，在幾十年幾百年幾千之後去說它研究它呢？所以我對曆史這一門大學問是很敬畏的。
試舉兩例說明：
一是近讀李潔之、程思遠兩位老先生寫的關於１９３６年“兩廣事變”發動的文章，兩位老先生均為“兩廣事變”的知情人，其說法卻截然不同。時為陳濟棠的兵工總監的李潔之說，是白崇禧去到廣州梅花村竭力慫恿陳濟棠“反蔣抗日”的，而身為李宗仁幕僚的程思遠卻說，是陳濟棠力主出擊反蔣，雖“李、白以外侮日亟，不宜用兵”，但仍被陳濟棠拉下了水，用“文化大革命”的話來說，就是被拉上了“賊船”,究竟誰上誰的“賊船”了呢？史家隻好去小心求證了。
一是參加了一部《中國現代史演義》的研討會。煌煌八卷，著者可佩。演義乎，本可瀉染，應該說著者治史的態度還是嚴肅的。會議上我對“邯鄲起義”一章挑了點誌病。我認為我有那麼一點發言權權，因為我父親是參邯鄲起義的主要將領之一。國民黨39集團軍在邯鄲馬頭鎮舉行反內戰起義之後，被命名為民主建國軍，我父親先任第1軍軍長，後任副總司令。書中把民主建國軍說成和平建國軍，是一錯；在敘述起義過程中，把參加高樹勳親信會議的閻濟民說成是聶子超，是二錯。聶子超是黃埔四期學生，曾加入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回家鄉發動農民暴動，又失敗，遂避於豫西警備司令部，我父親時任豫西警備司令。邯鄲起義後，聶子超仍在我父親屬下，任第1師師長，兩人關係一直密切。1947年民主建國軍冤案發生，他首當其衝，瘐死獄中。可能書的作者根據之資料有訛，故失實。
以上兩例，隻為說明治史不易，必須稽幽探微，廣收互證，小心謹慎才是。但也有一種“史家”卻另有蹊徑，玩曆史於股掌之間，這就使我聯想起本文開頭所說的變形。
近年寫大事件、大領導的所謂紀實文學，給圖書市場很添了幾番熱鬧。公允地說，有些紀實文學作品在發掘曆史資料，澄清曆史迷霧，填補正史闕疑方麵作出了貢獻，但不可否認，也有不少打著“紀實”的旗號，胡編亂造，隨意加工，把“曆史”戧害得傷痕累累。他們大膽假設，大膽想象，得到一個小麵團就放一大把酵粉進去。這種作家本領大，千裏眼、順風耳，心中心外無所不知，上天入地無所不曉。有一本書描寫兩位中央領導同誌從鄧小平同誌居所出來，竊竊私語、洋洋得意的模樣，似乎作者身在其間。真乃是憑空臆猜，捏造有術啊！這樣的紀實文學是對曆史的褻瀆弄今人，貽害子孫。治史不能玩藝術上的變形。研究曆史得畫人真實，畫鬼亦真實；真實的生命，畫人畫鬼均不容易。
1999年10月25日
喑啞了的夢幻曲
每次我到法蘭克福，都喜歡在舒曼大街旁邊散步。說的是大街，其實街上和行人與車輛。街兩旁多是兩三層高的帶有華麗雕飾的巴洛克風格的建築。門前大都有一個小花園，用鏤花的鐵柵圍住，整條的的氣氛清幽而神奇，好像一個上世紀遺下的幻境。每當我沿著街邊漫步，一個旋律——舒曼《夢幻曲》的旋律——就不可遏止地從我的心底、耳畔和洶湧的血脈裏升騰起來。在夢幻般的音樂中，舒展著翅膀，飛向那些閃耀著神話色彩的壁柱與窗欞，飛向纖塵不染的藍天，飛向白雲的夢。……
我隻知道舒曼的一生大半是在萊比錫度過的，不知道他在法蘭克福有什麼重要活動。為什麼這裏有一條舒曼大街呢？也許是這裏的人也十分喜愛他那支著名的《夢幻曲》的緣故吧！１８４０年，３０歲的舒曼幾經磨難，終於同老師的女兒、他熱戀多年女鋼琴家克拉拉成婚。可想而知此時舒曼沉浸在怎樣的幸福與浪漫的憧憬之中！舒曼迎來了創作的高峰期，於是在１８４１年寫出了這首禮讚愛情、自由、夢想的鋼琴與管弦樂曲《夢幻曲》，把心靈的詩意與旋律變成不朽的音符，永留人間。
我在舒曼大街徜徉，就是為了尋找這首浸透我心靈的《夢幻曲》的。
想起許多往事。
８０年代，出版社請作家戴厚英來廣州改稿。好帶著女兒住在二沙島的一座西式青磚小樓裏。一個上午我去探望她，她與女兒剛起床。我問她怎麼起得這麼晚呢，她與女兒都笑了。她說昨晚因聽音樂睡得遲了。
“昨晚我和女兒都哭了。”她說。
“你們聽的是什麼曲子？”我望望她們母女微腫的雙眼，問。
“柴科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孫道臨解說的。”她望望窗外，“你哭過沒有嗎？”
“什麼時候？”我笑了笑。
“聽音樂的時候。”
“哭過。”我沉默了一會，又說，“一次聽到舒曼的《夢幻曲》。”
“怎麼會呢？聽了《夢幻曲》怎麼會呢？”她與女兒幾乎時時驚疑地問道。
我不知怎麼對她們說明，就把臉轉向窗外花園裏的雕塑。
窗外細雨霏霏。好些代表青春的雕像被細雨打濕了。它們同廣州人一樣，從來不知道春天的腳步是如何走過來的，隻有這陰冷的黏性的似有無而又十分纏綿的細雨，給人報出一些春的消息。大地是永恒的綠色，花朵昨晚謝了今晨又開，隻不過他們周身多了些水氣，好像春天是從珠江的波浪裏跳出來一樣。
天空是灰蒙蒙的，江麵是灰蒙蒙的，二沙島漂浮在天與水之間，縹緲而孤獨。
“我們還是聽《悲愴》吧。”為了打破室內的沉默，戴厚英到桌前按了一下磁帶錄音機的撳鈕，即刻那裏傳出孫道臨蒼涼沉鬱的聲音：
１８９２年冬天，在聖彼得的第一樂章以緩慢、低沉的引子奏出飽經滄桑、曆盡磨難的作得的內心獨白，營造出一個陰暗、悲慘的氛圍。接著，引申出了憤激、不安的全部旋律。……旋律裏有作者的憂傷、呼號和對死亡的抗爭。梅克夫人的絕交，妹妹的不幸病逝同相別多年的家庭女教師裘爾巴赫的重逢，在他內心引起了巨大的創痛。他想到了死亡。關於柴科夫斯基的死因有種說法，均無法稽考，但在創作《悲愴》時他已預感死斯將近是肯定的。因而第四樂章就成了一首柴科夫斯基的音樂事業推向頂峰，同時也給他的音樂事業作了終結。
正如當時戴厚英的感歎：“沒有什麼比這更高貴，更偉大的了。”
多年後我在草莫斯科新處女地教堂墓園，看到了柴科夫斯基墓。墓園裏埋葬著舊俄與艻聯時期的許多名人，有果戈理墓、契訶夫墓、斯大林夫人墓、馬雅可夫斯基墓、赫魯曉夫墓……但最簡單、最清寒的是柴科夫斯基墓。他的墓隻有一塊窄窄的約一米高的墓碑，為了保持原貌，上麵覆蓋著一個用鐵皮做支架玻琉罩，整座墓沒有一點裝飾，更沒有頌揚碑銘。但人們將永遠向那個隻書寫了一個名字的墓碑低下頭。偉大作家契訶夫曾經說過：“我準備在彼得?伊裏奇的台附前肅立，當一名榮譽哨兵。”這句話表達了全人類對曾經用音樂同不公正命運搏鬥過，並把善與美留存在人間的柴科夫斯基的崇敬與愛戴。
我記不得後來我是怎樣向戴厚英講術我與舒曼《夢幻曲》的故事，但自此以後，我卻常常把柴科夫斯基與舒曼聯係在一起，雖然這是兩位音樂氣質與音樂風格截不同的音樂家。
１９５６年夏天，我的生活融入了舒曼《夢幻曲》。一個女孩從北方來到廣州，在我們共同度過的那個愉快的暑假即將結束，在我們即將告別，卻深信一條用愛情與憧憬織成的彩帶會把我們緊緊聯係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常著那個年代人們常有的心境去聽了一次音樂會。音樂會在中山紀念堂舉行，最後一個節目是無伴奏合唱：舒曼《夢幻曲》。編導別出心裁，把這首器樂小品，用人聲演唱，沒有伴奏，沒有歌詞，隻有最純淨的發自心靈的聲音在大堂裏盤旋、飛翔。優美的旋律飛進我們的心裏，又像從我們心裏發出，展開翅膀飛向高遠高遠的地方。我們緊握住手，不能不激動不已。
當我們走出中山紀念堂的大門，燦爛的夕陽反照，驀地耀花了我們的眼睛，原本熟悉的景色，卻變了樣，都美得不可思議。剛下過一陣雨，空中殘留的金色雨絲，好像要把老石栗樹葉子上的水珠串起來，去贈予正在企盼佳期的新嫁娘。大地沐浴在玉液金湯之中，一片寧靜與輝煌。一陣微風吹過，從白蘭樹梢頭飄來忽濃忽淡的清香，暗暗撩撥著人們的心弦。可能由於雨水的重量，從濃綠中不停地跳出幾朵白蘭，在半空中打著旋，爭著去濡香根部的泥土。一群綠色的相思鳥在琉璃瓦頂叫鬧一陣翻騰而下，柔翅貼著閃閃爍爍的草地，打起水花，歡笑著刺向高空。一條彩虹從越秀山後升起，把剛被雨水洗過的藍天裝飾得更加絢麗無比。……
“太美了。”她說。
“太美了。”我也說。
我們不知道自己指的是什麼。是音樂，是生活，還是眼前的景物？我們走著，談話慢慢熱烈起來。她談起下學期的功課和大學畢業後的誌願。我談起我的“向科學進軍計劃”。我說我計劃寫兩部小說，她笑我說寫小說怎麼是向科學進軍呢？我說科學和文學是兩姐妹，不分彼此。
“就會強詞奪理！”她假裝生氣地說。
“誰強詞奪理了呢，”我爭辯道，“也許我寫完了小說才去當科學家呢。”
她笑起來，笑得彎下了腰。我喜歡同她作這樣的爭論。我同她少年時期就在一起，她比我大兩歲，她總是寬厚待我。
後來我們又談起剛才欣賞的無伴奏合唱，我曾答應抄一首樂譜給她。這時候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在舒曼《夢幻曲》的音符上，會有我們的淚滴。但第二年我就被妄加以罪，送到遠離幻想、遠離音樂會的海南島農場了。
１９６０年夏天，我已由海南島回到廣州，但仍在農場勞動。一天下午澆完最後一畦菜地，我挑著一擔木桶獨自向食堂走回去。這條坡路很長，用特製的大木桶挑了一下午水，早已是精疲力竭，患著水右上病的我，腳步十分沉重。我慢慢走著，也為了延緩這難得的片刻清靜。不意一個熟人迎麵走來，為了避免尷尬，我隻當沒有看到。這是一位老大姐，作為人事處長，今天她帶了幾個助手駐進農場，聽說是來辦理“摘帽”問題的。下午人們在田裏悄悄談論這件事，不少人懷著隱隱的希望。我已經從她身邊走過去了，忽然聽到她從背後喚我，我積得停了下來。
“小範，聽說你思想還不通。”她向我走近了幾步，溫和地說。
我不語。
“小範，這可是個機會呀，”她低低地說，聲調很懇切。“你要把問題拖到啥時候？”
我仍不語，但內心對她卻有幾分感激。
“唉，”她歎口氣，“那你再想想吧。”
走了幾步她又把我叫住，說有封信給我。
“上午來農場之前，見傳達室有你一封信，就順便帶來了。”她說，“聽傳達室的人講，這幾年有你不少信，他們都要郵局給退回去了。”
我向她表示謝意，接過信順手塞進褲袋。
我沿著有些昏暗的長長的土路繼續走去。“我為什麼認錯？我怎麼認錯？”我心裏堵得慌，我像被一塊巨石壓住一樣喘息起來。
不知從何處傳來了一支十分親切但卻暌違已久的樂曲。聽聽，再聽聽，這不是舒曼的《夢幻曲》嗎？在這嚴酷的環境下，那柔美純淨的旋律猛地攫住我，把我帶入另一個世界。我放下水桶，坐在扁擔上，望著田野，眼裏已溢滿淚水。
西天一片陰雲退去，落日用它最後的光彩，撫慰著山岡和原野，大地變成一片柔和的金色，像那個夏天的雨後。難得的寂靜織成一張輕毯，由東向西覆蓋了憂憂一整天的水稻和牧草。遠處小河那邊，村莊被炊煙籠罩了。田間暫時闃無人聲，路邊桉樹的影子越拉越長，像一隻隻即將拍擊起來的夜的翅膀，幾顆星星已在東方升起，盤旋在空中的音樂像搖籃曲，要給大地一個新的夢。
我想起那個信封上的地址，急忙從褲袋裏把信掏出來拆開。裏麵隻有一張樂譜——三年前我抄給她的舒曼的《夢幻曲》的樂譜。
她找過我嗎？也許我永遠沒法知道在那些被退回的信中，她說了些什麼。
優美的舒曼《夢幻曲》撕心裂肺地在黃昏的暮靄裏回蕩。我用雙手捂住了顫抖的臉膛。三年來我一直深信卡斯特羅的一句話：“曆史終將宣判我無罪！”我從沒有在屈辱與苦難中流過淚，我保護著我被剝奪得隻剩有的自信與尊嚴，但如今在舒曼《夢幻曲》中我痛哭失聲。
隔河村子裏敲響了挑燈夜戰的鍾聲， 農場高音喇叭又叫起“一天等於二十年”之類的豪言壯語。我想起晚上還得去那塊可笑的堆成金字塔狀的畝產三十萬斤番薯試驗田“奮戰”通宵，隻好站起身向食堂走去。
我堅信，我的幻想和夢幻曲雖被愚昧、野蠻、殘暴所窒息而喑啞了，但我作為人，不能放棄幻想與內心的情感及自由精神。
每次我在舒曼大街漫步，就會想起這些往事，想起我與戴厚英關於柴科夫斯基與舒野的對話，想起我與舒曼《夢幻曲》之間的故事。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日
誰會認錯？
《讀書人報》從《新文學史料》上摘轉了兩篇文章，一篇為黃秋耘同誌談１９５７年中國作家協會的反右鬥爭，一篇為丁寧同誌對黃秋耘同誌的這個談話的反駁。兩篇文章談的是同一個問題，同樣的人和事，但結論卻截然不同，讀後難免不生出許多感慨！
我揣測秋耗的想法大約是那場運動已過去幾十年了，他是當時在中國作協看到把馮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陽等數十名作家與編輯打成“右派分子”的見證人，而且他自己幾乎也被劃了進去，感受頗深，如今就想回憶回憶當時的運動以及運動領導者和“積極分子”之類的情況。秋耘的回憶可能在細節上有某些誤差，並指名道姓地提到搞運動的人，犯了忌諱，引起了丁寧的憤慨，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我感到秋耘太書生氣了，同時也覺得秋耘很可愛。他回顧以往事件時，不怕承擔責任，敢於直稱與事件有關的任何人。但四十多年的事，諱莫如深的事，還能弄個明白嗎？即使弄明白了，誰會承擔責任，誰會認錯呢？反右運動隻是擴大化而已，雖然擴大了百分之九九點九九九九……依然隻是個擴大化問題，也難說有多少錯，或許反右運動還推動曆史向前發展了呢。君不見打倒右派反動派之後，搬走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絆腳石，解放了生產力，前無古人的“大躍進”就“躍”起來了嗎？
中國人是很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雖然孔夫子的高足曾參二千年前就說過，“吾日三省吾身”，但他要“省”的是替別人做事有沒有盡力？交朋友有沒有守信？老師傳授的知識有沒有溫習？並不敢觸動與暴露內心的幽深之處。中國人喜歡擺一副冠冕堂皇、道貌岸然、死要麵子、死不認錯的架勢，就隻好把寫《懺悔錄》的權利讓給法國人盧梭了。
談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曆次運動，表示懺悔的並非全無，但大都是本自身心已是傷痕累累的人，如錢鍾書讀了楊絳《幹校六記》書稿，指出尚缺一記——記悔；華君武因所繪的一張漫畫傷及一個同誌，曾在文章中多次表示道歉；在《文學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黃秋耘訪談錄》中黃秋耘也多次因他在反胡風運動中傷及的一位同誌而深表悔恨。但曆次運動的“積極分子”及實際掌握單位運動領導權、當時可以一言定性一、生殺予奪者又有幾人真有悔意呢？說句公道話，這種人確有許多理由不需要為其所作所為而感到悔恨的。其一，一切都是按照組織的命令與指示辦的，堅決跟著組織走，何錯之有？管運動是組織上要我管的，當“積極分子”是領導上要我當的，我隻不過是“服從”罷了，責任不在我。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那時要你當“積極分子”，怕是你也不敢不當吧！但“積極分子”是不是都是被動的呢？有沒有發揮主動精神呢？有沒有“爭取表現”呢？這隻能捫心自問的了。“一個包攬了所有責任的詞作其後盾，它就是命令。”“‘命令’一詞將會經常回響在人們的身邊，而與之相提並論密不可分的另一個詞是‘服從’。”德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因裏希?伯爾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發生在德國人中的關於罪與責的問題時，常常提到“命令與責任”，並為一些德國人把“服從命令”作為推卸責任的遁詞感到困惑與不安。其二，“我雖然搞運動，但我在運動中同情過人、幫助過人做過好事”。感情因素是複雜的，也許這是實情，但難道沒有另一麵嗎？難道沒有助桀為虐、入人以罪、橫心整人的一麵嗎？也許這還是主要的一麵呢。其三，“我在運動中挨過整！”這也可能是實話。在中國當年那種盛產運動的時代，運動接運動，完全不被運動整過或擦過的人，可能真的不太多。你整我，我鬥你；今夕是同誌，明朝變敵人；劍拔弩張，驚心動魄，正像海因裏希?伯爾在《你的兄弟在哪裏？》一文中所感歎的，弄不清誰是該隱，誰是亞伯。但每次運動中都有整人者與被人整者之分，有“積極分子”與運動對象之分，這就很能說明問題的了。當然自始至終捧著“積極分子”金飯碗沒有經過磕磕碰碰的人確也難找。
黨的政策是向前看，不糾纏曆史舊賬，我們都擁護這個政策。但曆次運動包括反右在內，是一頁頁曆史，這一頁頁曆史雖然沉重，總不能不去翻閱，不去總結，不去反思。反思正是為了“向前看”，為了子孫後代，反思對一個人與一個民族都是十分必要的。黃秋耘與丁寧談中國作協的反右運動，我想就是一種反思，但反思難免牽扯到責任，這就出現了問題與爭論。
秋耘與丁寧的兩篇文章都很有價值，它們的價值在於給今人與後人提供了分析問題的資料，但孰真孰假，孰是孰非，怕隻有後人才能分析個明白。誰會認錯？重讀兩篇文章我隻能再一次向自己提出這個在今天的中國沒法回答的問題。
我也參加過運動，參與過審查批判他人，傷害了他人。很早以前——在我23歲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前；我也曾經當過“積極分子”，但漸漸地一個念頭常常在腦海裏出現：運動的雙刃斂效應。這個念頭很危險，這是當時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所不應有的，但我無法拂去這個念頭。我真切地感到：每場運動戕害的不僅僅是被無辜拉到台上或人圈中挨鬥爭的人，並且戕害的還有那些狂熱地或木然地參加鬥爭的人，運動一來，一麵是任人潑灑虧水的運動對象的屈辱與觳觫，一麵是站穩立場、劃清界限、反戈一擊的狂悖與愚妄。抱著不同目的的人，或真誠或違心，或自願或被迫，揭發、檢舉、告密、造謠、誹謗、汙蔑，一時間滿口是虔誠的謊言，滿耳是莊嚴的假話，人的人格盡消、尊嚴盡喪、良心盡泯！這是一種集體罪錯，人們在這種罪錯中，靈魂可能比肉體受的戕害更為慘重，但作為個人，能為這種罪錯的集體性質而原諒自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