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斯塔科維奇在他的回憶錄《見證》中，談到他因《麥克白夫人》一劇被斯大林授意批判。他說“我被稱為人民的敵人，有人悄悄叫，有人大聲地叫，有人在講台上叫”，他沉痛地談到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音樂界人士所遭受的迫害與集體的背信棄義。“當時，人人寫檢舉信，作曲家也許用五線譜寫，音樂學家用白紙寫。就我所知，從來沒有一個告密者有所悔悟。”中國的右派分子被強加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名還不夠，還要被指為“反動派”，可想而知揭發檢舉材料、告密信是不會少的，整風辦公室或審幹辦公室之類的辦公室，經過努力整理出的上綱上線材料也是不會少的，但是曾經義憤填膺地積極地表現這種革命行動的人，有多少是肯於悔悟的呢？
一句老話是：這不是個人的責任。說這句話的人似乎仍然理直氣壯。
所以，誰會認錯呢？
也有人比較慷慨，說這是個路線問題，大家都受了“左”的路線的影響，排排坐，吃果果，每人二十大板算了。有人連這一點也不願意接受。記得在鄧小平同誌視察南方之前的１９９２年初，某雜誌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位老報人，在談辦報經驗時還說：“如果有人問我緊跟上級犯了‘左’的錯誤我悔不悔，答曰‘絕不悔！’”這真令人感到驚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已對黨所犯的“左”的路線錯誤進行了批判與清算，怎麼居然還有人公然表示對犯“左”的錯誤“絕不悔”呢？細想想也不奇怪，受東方文化熏陶的中國人是缺少那麼一點懺悔精神的。本來懺悔是人類不同於動物的一種優秀品質，可惜有人就是缺少這種品質。
不懺悔當然就不會認錯。
怎麼辦？想起聶魯達寫的長詩《讓伐木者，醒來！》，我隻有說：
“讓良心醒來！”
１９９３年３月３日
白香居士緣何腐敗？
洛陽龍門有香山寺，有白居易墓。白居易自號香山居士，他青年時代在洛陽居住過，並在洛陽度過了生命的最後１８年。白居易與洛陽特別是“洛陽四郊山水之勝，龍門首焉”的龍門，有一種生命與詩意的對接，洛陽也因白居易而增色。我是洛陽人，我也很喜歡龍門，但我每到龍門內心都會浮起一個疑問：在白居易留下的三千餘首詩中，為什麼被後人稱僅有販名篇如《觀刈麥》、《賣炭翁》、《秦中吟》等，均作於他人生的前期，而在他人生活的後期特別是在洛陽的１８年間，卻鮮有驚世佳作呢？為什麼一向被我認為平民化的、主張“詩言誌”、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白居易，會心向佛事，怡情歌伎詩酒之間，並能夠拿出幾十萬錢去重修香山封呢？我承認，一個人的人格不是單麵的，人的一生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但像白居易這樣人格複麵的反差與人生前後期的反差如此之大，則令人困惑與深思。
白居易出身於一個小官僚家庭，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戰亂與顛沛流離中度過的。生活使他早慧，使他早以詩而名。他１６歲初到長安時，拿著《賦得古原草送別》一詩去謁見當時頗孚盛名的詩人顧況，顧況用他的名字和他開玩笑，說：“長安米價正貴，‘居’亦不‘易’！”及至看過了這首詩，不禁讚歎道：“能做這樣的好詩，‘居’亦‘易’矣。”的確是首好詩，“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後來成了傳誦千古的名句。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公元８００年）他２９歲時以第四名中進士，到憲宗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３５歲時被授周至縣尉，當了高適形容的“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的那種在封建王朝統治機構中最低級的小官，但總算謀得了一個官職。雖然在這個官位上他隻能發出“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閑”的感歎，想不到這種生存環境卻使他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獲，在將近兩年的縣尉任內，他親眼看到了官僚政治的腐敗，體會到下層社會人民生活的疾苦，寫下了《觀刈麥》、《長恨歌》等著名詩篇，以後為諫官，又寫下了《新樂府》和《秦中吟》這樣的“諷喻詩”，直接揭露朝廷推行的“宮市”、“兩稅製”等等剝削製度的殘酷實質，猛烈抨擊了高級官員的巧取豪奪，地方官吏的進奉邀寵以及他們的窮奢極侈的荒淫無恥的生活。後來白居易的官漸漸做大了，在步步高升中也受到過打擊與排斥，特別是元和十年（公元８１５年）他在太子左讚善大夫任上，因上疏請急捕刺殺宰相武元衡之賊，被宰相弘靖、韋貫所惡，遭貶為江州司馬之後，為了避禍遠嫌，不再諤諤直言。他在此年冬天寫的《與元九書》中雖仍暢論詩歌當以揭露民生疾苦為主旨，但詩風與人生態度已不複前了。
文宗大和三年（公元８２９年）５８歲的白居易稱病回到洛陽，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過起“心向佛道，意在詩酒，田園閑放，悲觀頹唐”的優遊生活。近年鍾叔河、舒蕪對白居易晚期為詩為人的批評雖有過激之詞，但基本上是實事求是的。白居易７０歲作《不能忘情吟》，寫的是他“既老，又病風”，擬將家妓樊素與家養的一匹良馬賣去，此馬與此妓均眷戀老主人，“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老主人對樊素一時也難以忘懷，遂改轉賣之意（以後還是賣了）並作《不能忘情吟》。白居易寫這類狎妓舞宴之詩還有不少，反映了他晚年生活的頹廢與糜爛的一麵。他６７歲時還寫過一首《追歡偶作》，詩雲：“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醜換娥眉。樂天一過難知分，猶自谘磋兩鬢絲。”這是說他將十五六歲的女孩買來當家妓，玩弄了三幾年就嫌人家老了，醜了，十年換了三批。把窮人家的少女買來當性奴隸，終日生活在“不得當年有，猶勝到老無”的春啼鶯舌之中，及時行樂，嗟歎的隻是兩鬢如絲，來日不多！我認為不一定像舒芫那樣給白居易扣上“老流氓”、“老淫棍”的帽子，但也無需為白居易辯白。
白居易緣何老年喪誌，做出如此荒唐事，寫出如此荒唐詩呢？我想這有社會製度的與個人品格的雙重原因。在那個時代白居易並不認為自己荒唐，社會也不認為他荒唐，高官厚祿、養尊處優不及時行樂又作何為？白居易初任太子賓客時是正三品，年俸８００００錢，米４００石，另有手力（仆役）３０人，防閣（警衛）３８人，車４乘，馬４匹，驢６頭，料錢每月６０００錢，永業田２５頃，職份田９頃。至大和九年（公元８３５年）升任太子少傅，年俸已達２０００擔，其他各項亦相應增加。改任刑部尚書後年俸稍低些，他就喊著賣妓賣馬了。總之，此時他的經濟收入已非他任周至縣尉時“吏祿三百擔，歲晏有餘糧”可以相比的了。富貴思淫逸，白居易雖然高唱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也未能跳出這個怪圈，所以到晚年沉湎酒色，喪格失誌就不奇怪了。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就叫做“革命意誌衰退，晚節不保”，我們老百姓也隻能見怪不怪的了。
２０００年２月
河南人算老幾
我，河南人也！近來聽了不少關於河南人的笑談，調侃者有之，挖苦者有之，惡意攻擊者有之！一言以蔽之，河南上空沒有太陽和月亮，飄動的都是大話空話吹起的氣球；河南大地不長莊稼專產騙子。這真是“高抬”了俺河南人。
說到騙子，河南有，可能還不是絕無僅有的“有”，不敢說是有一大片吧，起碼也有那麼“一小撮”。但說起來這些河南騙子，也真叫河南老鄉臉紅和寒磣，刻幾枚假章甚至於開一個假證市場，或像前幾年安陽某些單位以簽供銷合同為名，騙沿海商人去那邊請吃一頓飯，發一個紅包，均是雞零狗碎之所為，上不得台麵的。哪有某些兄弟省份的“成大氣”者，動輒騙取出口退稅幾十幾百億億，走私各種物資幾十幾百個億，製造假煙假酒或其他假貨幾十幾百個億，真乃“大手筆”。相比之下，被栽上騙子大省惡名的河南算老幾！老子說，大象無形，把先哲這句話引申開來，如今就似乎是大騙非騙。由於大騙非騙，反令有幾個小騙子的河南成名，怪乎哉？作為河南人，我認為河南人有掠美之嫌，對某些兄弟省份來說確為不公。
至於河南人是不是應該成為“假大空”的代表，事關共和國的一段曆史，不敢妄加評說，但河南人在曆史上確實率先做過兩件“假大空”的壯舉，影響波及全國，也難怪兄弟省的父老鄉親至今肯淡忘。一件事是辦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最先確是河南人鬧騰起來的，這把兄弟省的父老鄉親折騰個小半輩子，既攀不上天堂，又踩不著地麵，那滋味難受，河南人該死！但作為河南人我要再重複一下那句謙虛話，河南人算老幾！如果不是有位偉人在河南一個叫七裏營的地方說了句：“人民公社好！”各省的父老鄉親能夠立刻熱血沸騰，敲鑼打鼓，爭著搶著掛那個牌牌嗎？再一件事是辦公共食堂。這公共食堂也害人不淺。河南有個小小遂平縣，遂平縣有個小小嵖岈山，嵖岈山卻辦起個大大的衛星人民公社，這個人民公社想趕時髦放“衛星”，想弄點新鮮事顯示顯示優越性，於是乎就辦了個公共食堂。這一辦不得了，新鮮事物好，公共食堂好，“一大二公”好，一聲號召，全國老百姓都忙著砸鍋扒灶，無比幸福地去喝“共產主義的大鍋青菜湯”，如此豐功偉績，如果硬擱在河南人頭上，我想河南人是受之有愧的。
最近我查閱了一些資料。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東風壓倒西風，15年超英， 然後再用20年至30年趕美或超美。
1958年7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在毛澤東同誌的旗幟下》兩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的設想。
1958年8月7日至30日，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糧食產量8000億斤，鋼產量2700萬噸；1960年糧食產量13000億斤，鋼產量5000萬噸；到1962年，糧食產量就要達到15000億斤，鋼產量8000萬噸至1億噸。在“二五”期間，把我國建設成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創造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以上指標不可謂不高，話說得不可謂不大，上有好者，下必效之，於是一夜間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者有之，大放“衛星”者有之，一時間真乃“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各路英豪捷報頻傳。根據1958年6月30日的報道，河北省安國縣婁底鄉卓頭村農業社創了小麥畝產5130斤的全國記錄，緊接著9月25日報端報道青海省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的畝產小麥出現了8586斤記錄。水稻產量也不落後，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宣布水稻畝產13043斤，接著是廣東某地畝產四萬餘斤，別的地方還有達到六萬餘斤的。
試想河南人算老幾，假話大話空話還未說到這個分上吧。
但畢竟河南人確也說過假話大話空話，並自身深受“假大空”之害。“大躍進”時期一個“信陽事件”，餓死人一百多萬，當年信陽地區八百多萬人口，銳減八分之一。這個教訓不僅對河南，就是對全來說，也是理應記取的。
要深刻吸取教訓，亦非易事。河南地理環境比較封閉，加之數千年水患與戰亂的破壞及過度開發，原本孕育中華民族文明之沃原，早已變成被吸幹乳汁的母親那樣貧瘠不堪了。比沿海省份，河南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居民觀念比較保守。由於落後與保守，河南人養成了“唯上”的思維方式，唯上是從，唯上是命，為了迎合上命，不惜說大話，說了大話緊接著就得說空話說假話。這是一種很可悲的積習。河南人要自強，就必須改掉這種不光彩的積習。
但河南人說的大話和河南騙術不同不少地方的同類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罷了。什麼“董存瑞炸藥碉堡是被河南班長騙了”，“河南人吹噓能給太平洋蓋蓋子”、“能給跳蚤穿褲子”之類的段子的創造者，本身就是說大話的高手，君不見他們上嘴唇頂天，下嘴唇接地，唾沫如雨，全沒有臉麵的樣子，也堪可憐！聽著他們為調侃河南人而編製的大話假話，我倒一時糊塗起來，幾乎相信了他們說的有關河南人的話，因為他們正是那種河南人，如若不信，查查他們的族譜，看看他們的祖先有幾個不是他們倍加嘲笑的那個地方走出來的呢？
2002年5月30日
思想泡沫與“哈韋爾崇拜
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似乎中國隻出了一個思想家，就是顧準。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這塊曾經板結的大地，突然為成了思想的沃土地，雨後春筍般地，喧嚷著爭先恐後著破土而出了一批批思想家。
好像在物資生活日益豐富的今天，中國也迎來了成批量生產思想家的時代。學者們與出版社忙碌起來，推出了一套又一套的所謂“思想家叢書”、“思想家文庫”。近幾年編輯出版的這種“叢書”、“文庫”之類有數十套之多吧，以每套收輯十個思想家的思想論計，新秀思想家不下數百人，可謂盛況空前，為產生過諸子百家的先秦時代所不能相比。後來，不在是出於編者的謹慎還是思想家們的謙虛，又將思想家改稱為思想者。“者”者，人也，但彼人人者不同於一般凡人者也，思想者實乃思想家的自謙稱謂罷了。
可惜的是，思想家雖然洶湧而至，令人眼花繚亂的思想泡沫翻滾著，卻未給中國人帶來什麼厚實的思想與理論。不是對這些謙稱思想者的思想家不尊重，實在是人們從他們的作品中找不出多少屬於他們自己的思想。
就先來說說餘傑的“哈韋爾崇拜”吧。
餘傑在《昆德拉與哈韋爾——我們選擇什麼？我們承擔什麼？》一文裏，把哈韋爾稱作“聖人”，似乎人們都應該對哈韋爾頂禮膜拜。我們中國的“聖人”本來已經夠多的了，餘傑不硬要給我們一個洋“聖人”。
“聖人”哈韋爾者，原是捷克劇作家，後為捷克總統。哈韋爾受劇作家貝克特與尤內斯庫的影響，寫過描繪異化的生存狀態及陷於懷疑、消沉中的神經質氣質的知識分子的劇本《花園聚會》、《備忘錄》、《集中的困難》、《陰謀家》、《巨大的荒蕪》等，打開了捷克荒誕劇的新局麵，其藝術成就是序予肯定的。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之後，他是《七七憲法章》的重要組織者，曾在多份抗議蘇聯入侵、抗議政府虐待政治犯的抗議書上簽名，多次入獄。正如她在《政治與良知》一文中說的那樣，“一個無權無勢的人敢於為真理而呐喊，並以自己個人的全部生命來支持自己的聲音”，確實表現出了他的政治勇氣與責任感。1990年東歐劇變，哈韋爾在“天鵝絨革命”中就任了捷克總統。哈韋爾也遠遠不是如餘傑所說的那種屬於“貞德、揚?胡斯、布魯諾和某地這一譜係的人”。
餘傑為什麼要抬高哈韋爾？說穿了一是為了貶抑昆德拉，二是為了貶抑中國知識分子。
也許昆德拉沒有像哈韋爾那樣熱心地去組織知識分子簽名，去組織抗議活動。在他1984年寫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確有主人公托馬斯拒絕簽名的細節，但他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的積極參與與者，並因而被他任教的布拉格高等藝術學院開除。20世紀60年代，他是捷克青年詩人派別“五月”的成員，後轉而創作小說。他最初的小說有《玩笑》、《可笑的愛情》等。《玩笑》寫兩個大學裏的朋友——盧德維克與澤曼尼克。後來盧德維克成了“個人主義分子”，澤曼尼克組織批判他並將他開除團籍。幾年後時局變了，盧德維克遇到到澤曼尼克，如今變得比他還要新派和先進，而他則被更年輕的一代看成過時和可笑的人物。這是生活的真實，也是生活的荒唐。這篇小說藝術涵蓋力之強，好像它寫的人物就在我們身邊，澤漫尼克這種人不僅捷克有，中國也有。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描述了生命與必然、沉重、價值的關係，“隻有必然，才有沉重；所以沉重，便有價值”，“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地不輕，會高高飛起，離在地亦既離別真正的生活”。昆德拉認為，小說的情節並不那麼重要，關鍵在於要表達思想。昆德拉小說的深刻性是不言而喻的，理所當然地引起世界性轟動，並為中國讀者所喜愛。餘傑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昆德拉的著作一本本譯到中國，“昆德拉在中國刮起一陣又能一陣旋風”，而哈韋爾的戲劇作品幾乎沒有一部得到翻譯出版而憤憤不平。他為“昆德拉泛濫哈韋爾缺席”而歎息，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對哈韋爾這種不應有的“疏離與冷淡”，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愛上了昆德拉“置身於事外的遊戲態度”。這話說得很武斷，餘傑喜歡使用武斷的說話方式。
餘傑說：哈韋爾強調“靈魂自足”，“而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的恰恰是這樣一種信仰。生存是他們的最高信仰，為了生存可以放棄所有的原則和所有的承擔。因為是為了生存所以作出多少違心的選擇都是不可指責的”。我不知餘傑有沒有讀過中國曆史。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上有多少慷慨悲歌、熱血噴湧，通道都不是為了信仰，為了承擔與責任嗎？遠的不說，餘傑總還知道戊戌變法與四五運動吧！
對昆德拉與哈韋爾的接受問題，有藝術的思想的原因以及一些客觀上的偶然因素，不能說這是“對哈韋爾的有意回避”，更不能說所謂“回避”哈韋爾就“照示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人格層麵存在的某些盲點”，並由此推論出“先秦以降，在中國的知識譜係當中，一直異乎尋常地關心智慧問題而又異乎尋常地忽略心靈問題”。好像從孔夫子孟夫子到陳獨秀胡適都把心靈問題忽略了，那麼中國知識分子何而還講什麼情操、骨氣和以天下為己任呢？餘傑指責90年代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專家”這種職業的身份，不再對社會發言，放棄承擔，也就是放棄了知識分子的職責。他認為這樣的知識分子，“即使生產出‘與國際接軌’的知識來，這樣的知識對特定的時空的‘中國’來說，也未必是一種有機的知識”。我認為知識分子的承擔有兩種，一是在國家與人民處於危難之際，勇於挺身出來說話；一是運用知識促進國家的富強，並非如餘傑想象的那樣，所謂承擔僅僅是抗議與“簽名”之類。把知識奉獻給“特定時空的‘中國’”，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承擔，是中國知識分子應盡的職責。沒有“兩彈一星”，也許作為中國人之一員餘傑，今日就無法在此大發宏論了。
餘傑對中國老知識分子的態度，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輕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餘傑以他那被人稱道的“悲憫情懷”，審視曆史劫難中的中國老知識分子。為什麼你們當時要屈服？為什麼你們當時不抗議？為什麼你們不像哈韋爾那樣組織“簽名”？而反要寫檢查、要“低頭認罪”呢？我想這些問題應該由整個民族、整個社會來回答，不能要被損害與被侮辱者來負責。有一些像餘傑的年輕人，對馮雪峰、丁玲、錢端升等這樣的老知識分子在反右鬥爭中寫檢討承認錯誤感到“惋惜”與不解，進而對他們的人格提出質疑，我寫過一篇題為《帕斯捷爾納克的英勇與無奈》的文章，為馮雪峰們辯護。我經曆過那一切，我有責任也有義務為他們辯擴。被餘傑稱道不已有的“有勇氣”、“有品格”的哈韋爾麵對的是外國入侵者及其傀儡政權，與他站在一邊的幾乎是整個民族與社會良心，而馮雪峰們麵對的卻幾乎是整個社會。對抗外部侵略勢力易，對抗一個暴虐的失去民心的政權易，但對抗來自內部的迫害，對抗整個社會則複雜得多、難得多。當時馮雪峰們雖已被目為“非我族類”，但他們的臍帶仍然與“族”聯係在一起，這就把他們推向手足無措、無所適從的境地。有人說，為什麼他們不學梁漱溟，其實梁漱溟又如何？他在一次國家的高級會議上的發言觸怒了領袖，他雖然沒有認錯，卻希求得到領袖的“雅量”，“雅量”不能得，隻好在全場一片憤怒聲討中沉默下來，這一沉默就是幾十年。當幾乎整個社會都在偶像崇拜的瘋狂、盲從和非理性中震蕩，馮雪峰們的命運就隻能是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了。就是餘傑們當年在場，也是沒有辦法改期甚或根本不願意去改變的。
餘傑喜歡談懺悔，特別喜歡談知識分子的懺悔。對一個人、一個民族來講，以思與懺悔至為重要，但中國知識分子沒有必要以哈韋爾為參照係進行懺悔。中國人確實缺乏懺悔精神，有些過去在運動中或路線上迫害他人的人，總想逃脫責任，將罪過推給他人、組織和社會，自己不性悔悟，不認錯；甚或堅持錯誤，甚或像昆德拉《玩笑》中的人物澤曼尼克那樣，搖身一變成了更新潮的人物。缺乏懺悔精神是中國文化以及整個東文化的一大缺陷。雖然儒家亦談自省，但多停留於修養的層麵。我們發明和轉借了許多外來的術語，如“反省”、“檢討”、“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但我們缺乏真正的內心審視與審判，所謂的“反省”、“檢討”往往成為對自己所犯錯誤與罪過的搪塞與敷衍。這是民族性問題，整人者不誠心反省，反而拉出幾個在集體罪錯肆虐下被扭曲了的老知識分子來鞭撻，實在有失公道與厚道。
懺悔必須以事實為依據。過與非過既不可臆猜，也不可掩飾與誇大。餘傑在答《南方都市報》記者問時說道：“我認為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蠅國人多災多難的一個世紀。百年來，中國人至少留下了四道沒有愈合的傷痕：一是本世紀上半葉軍閥、黨派之間先先後後、大大小小的若幹次內戰，在內戰中國力遭到嚴重的削弱，更有數千萬同胞死在同胞的槍口之下；二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死於抗日戰爭的軍民超過了3000萬人；三是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謂的‘自然災害’，活活餓死、病死3000萬至6000萬人；四是1949年以來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若幹次殘酷的政治運動，剝奪了數千萬人的生命，特別是絕大多數本民族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的生命。對於這四道至今仍然血淋淋的傷痕，我們沒有作出任何有分量的反思來。”（見2004年4月2日《南方都市報》）其實，對中國和中國人民來說，20世紀不僅是多災多難的一個世紀，也是有巨大進步與巨大變化的一個世紀。辛亥革命推翻了綿延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統治；“五四運動”喚醒了另人的民主與科學意識；新中國成立基本結束了國家分裂的局麵；從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終於打破了閉關鎖國的局麵，國家經濟開始騰飛，人民生活得到前所未的改善。20世紀對中國人民來說，有苦難也有鬥爭與勝利。20世紀中國人民流了太多的血，但19世紀中國人民流的血少嗎？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團起義與八國聯軍侵略等等，每一次都在中國的地圖上流過一條血河。關於20世紀的傷痛，餘傑提供的幾個可怕的數字，有的是不科學和可以質疑的。如“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若幹次殘酷的政治運動，剝奪了數千萬人的生命，特別是本民族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的生命”之說，我就存疑。我“有幸”於23歲之年被加冠為右派分子，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我均身臨其境，想避也避不開。對運動中的具體狀況有所了解。運動確實殘酷，但如說“剝奪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我就不能不產生疑問，不知這個數字是怎樣統計出來的。在1956年中央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時，將小學畢業的人都算作知識分子，全國才有500萬，怎能在幾年後就可以死去數千萬呢？索爾仁尼琴在《古格拉群島》一書中，根據俄羅斯流亡國外的統計學教授庫爾甘諾夫的估算，說斯大林在肅反運動中殺害了6600萬人。對這個數字我也深為懷疑。斯大林的大規模肅反是從1934年基洛夫被刺開始，到1941年德國軍隊入侵前夕結束的，當時蘇聯不足2億人，不可能被殺害6600萬人，即使算上20年代的清洗托洛斯基分子及50年代初被冤假錯案牽連的人，這個數字也是大大被誇大了的。統計學是門科學，不是藝術，對研究對象是不能進行誇張與渲染的。餘傑的統計學方法近乎庫爾甘諾夫的方法，其得出的統計結果令人難以信服，這種嘩眾取寵的隨意性不僅是對曆史的不負責任，也影響我們總結曆史經驗，進行真正的懺悔與反思。
我們的曆史傷痕不僅在幾個數字上，我們必須反思產生悲劇的深層原因。我認為，在20世紀中國本有幾個走上民主、繁榮、富強的機遇，卻失掉了。一是辛亥革命之後，全民族本應努力去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新國家，卻被軍閥混戰代替了這種努力；二是1927年北伐戰爭的勝利，中國本可迎來一個民主、統一的新局麵，卻因黨派之爭，開始了新的內戰；三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眼看“和平民主新階段”已來到中國人民的腳下，但很快這個所謂的“新階段”就成了一個踩不住的幻影；四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當中國人民正打著腰鼓，扭著秧歌“激情滿懷”地迎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與《論聯合政府》中，為我們描繪的那個民主、自由、平等、和平、繁榮的新國家時，他老人家卻突然“撥轉航向”，帶領我們呼著口號或掛人黑牌投入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這四次機遇的喪失，才是我們民族的真正隱痛，為什麼民主與經濟繁榮對中國是那麼奢侈，那麼漂遊不定，那麼高不可攀呢？因類我們民族性裏對這些新事物有一處頑固的抗力。我們習慣了封建主義、宗法思想、帝王思想；我們葉公好龍，害怕與抗拒我們呼喚的新事物。我們民族的這種根深蒂固的封建的和封閉的心態與理念，是造成一次次大悲劇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們需要不斷反思與克服，以利於改革開放繼續深入發展的關鍵所在。
二十年來，由於改革的不斷推前，思想研究空前活躍，但我們還沒有看到哪位所謂的思想家提出了新的學說與體係。有些學者在沉靜地思索著，但也有些人急於推出一些蒼白的思想碎片和五顏六色的思想泡沫。餘傑雖然往往為武斷與隨意所誤，但他在思考問題的深度上，還勝過他們之間的一些人。有的有把家長裏短的文章都收入“思想家”叢書，真是浮躁得有些可笑了。浮躁是不能產生深刻思想的。
80年代，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等等西方哲學著作，在中國成了暢銷書。尼采、叔本華、弗洛伊德、波普爾、卡西爾、韋伯、丹尼爾、貝爾等一批哲人被請入國門，人們虔誠地聽從著從悠遠的時空傳來的布道。我們甚至於強拉硬扯，借黑格爾、艾什比和湯因比的學說，用地於環境決定論與曆史循環論來解釋中華文化的發展，用所謂“藍色文化”與“黃色文化”，“海洋文化”與“黃土文化”來說明中西文化的優劣。在吸納西方文化時，難免生吞活剝，但對這些西方哲學思想的移譯、介紹與轉述，對全民族的反思、懺悔與自我拷問，確實起到了一定的啟蒙作用。但移譯與轉述，不等於構建的思想體係，寫幾篇讀書筆記之類，更不可以“思想家”自詡。
穿越90年代，如今已到了一個新世紀，是更冷靜地思考與審視我們自己的時候了。我們需要繼續用理性光，徹照被皇權與神權禁錮了千百年的中國大地。思想界應從自己和出版界共同營造的那個浮圈裏突圍，從容、冷靜、客觀地麵對曆史，思考曆史，然後托出豐盛的“思想”果實來。到那時，卻詵折掛，為時未晚，不必爭於爭一個“思想家”的名號。
2000年5月10日
沈從文的不盡鄉思
1981年春，從文先生在廣州逗留期間，給我寫了一張章草條幅，內文是他的新作舊體詩10首。從文先生的章草書法是很有名的，他的舊體詩作亦為精品。這軸條幅彌足珍貴。我在區莊住的時候，書房內掛的唯一一張字畫，就是這軸條幅。我常麵壁默誦這10首詩，其中一首《五竿竹枝詞》尤能引發我的想象。詩文如下：
桃花開來回，含笑迎麗日。
偶蒙春風事，生此豔陽質。
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
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
訊知南山鬆，獨立自蕭瑟。
沈從文的故鄉是鳳凰，鳳凰城又名鎮竿，“五竿即指鳳凰一帶地方。這首《五竿竹枝詞》，表達了79歲的沈從文對離別數十載的故鄉的思念。在詩人的思念中，五竿故地正是一派桃李迎日的初春絢麗景色，但春風如煦卻又春寒料峭，在乍暖還寒當中，桃紅李白終難以自持，還是凋謝了。如果故鄉問訊遊子如今的景況，他鄉遊子可以告慰故鄉的是，他仍像南山那棵鬆樹一樣，雖然蕭瑟，但卻終能麵對風雲變幻的塵世，獨立自守啊！
這首詩表達了沈從文當時的心境與濃濃的鄉愁。每讀這首待，我的思緒就會隨著這位敦厚的老人去到那個山高水遠的邊城，但也隻能是神遊而已。直到今年１月，我才有緣踏上那塊土地，並在鳳凰古城庭造訪了沈從文故居。
沿著紅砂岩路麵走入古城，在街道兩旁的青磚瓦舍中，終於找到了沈從文故居。故居位於沱江鎮中營街中段，是一座穿鬥式磚木結構的清代建築。整座建築分前後兩棟，呈“器”字形，前棟中為過庭，左右暗室兩間，後棟為正屋，一明兩暗，共三間。前棟與後棟之間為天井，地麵鋪紅砂岩，天井左右配有廂房。通觀整座建築，結構嚴謹，布局合理，具有濃鬱的民族特色和鄉土風韻。這座老宅是沈從文的祖父沈宏福於１８６６年買地建造的。沈宏福少小從軍，成為湘軍的一員猛將，在同太平天國軍隊作戰中，屢立戰功，２５歲時已官至署領貴州提督，成了清政府的封疆大吏。１８６１年，“青岩教案”發生，貴州提督兼欽差巡撫大臥田興恕怒斬了法國傳統士文乃爾，被慈禧太後革職查辦，沈宏福與田興恕是同鄉好友，受牽連而辭官回鄉。沈宏福建起了這座老宅的第三年，槍傷複發病故。沈宏福之弟沈宏芳娶了一個苗族姑娘，生二子，次子沈宗嗣與黃氏夫人在這座老宅中生了第三個兒子，取名沈嶽煥。這個血管裏流淌著苗族血液的沈老三，就是後來的文學巨匠沈從文。
自稱“鄉下人”的沈從文，並非出身農。祖父是高官，父親沈宗嗣也不是一個守土為生的農人。沈宗嗣曾當過同八國聯軍血戰殉國的大沽口炮台總羅榮光的裨將，後參加同盟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響應武昌起義，在家鄉組織過義軍攻打鎮竿廳城，而後又到北京加入鐵血團，謀刺袁世凱。事敗，改名換姓逃到赤峰隱蔽。由於父輩的影響，沈從文這個從邊遠山鄉走出來，自幼同鄉野有千絲萬縷聯係的“鄉下人”，具有向外的勇於探求外部世界的目光。如果沒有這種目光，沈從文這個“鄉下人”就隻能是老死鄉間的鄉下人了。
由於沈宗嗣常年在外奔波，家道中落。１９１７年，１４歲的沈從文不得不輟學，被母親交給一位楊軍官，以補充兵員的名義，隨軍到辰州當侍書。自此，沈從文數十年未回過家鄉。１９１９年，為派大兒了了到關外尋找丈夫，母親變賣了這座老宅。
１９８１年，沈從文離開這座老宅已經六址四載了，仍係念著這座老宅。那年沈從文是受花城出版社約請，偕夫人張兆和到廣州來看《沈從文文集》清樣的，並一路南下，到香港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清樣。從１９４９年起，沈從文已被塵封了三十餘年，《沈從文文集》是新中國建國後國內出版的他的第一部書。春風徐來，但也流未盡，反對出版這部書的聲音，不絕於耳。此時，作為“出土文物”的沈從文雖是一個經曆過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人，並早已進入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置身物外的化境，也不能不心有餘悸。畢竟是寒冬將過，春汛如潮，所以此時他神態安閑，寧靜致遠，不為耳畔風言所動。他身材微胖，穿一套鐵灰色舊滌卡中山裝，戴副黑框眼鏡，常常麵帶笑容，不論同誰談話，都露出謙和而恭聽的神情。誰第一眼看到他，都不會相信眼前這個平和、淳樸、敦厚的長者，就是《邊城》、《長河》、《湘西散記》等名作的作者。起初我們把他與夫人張兆和安排在越秀賓館，每次我問及他們生活上有沒有什麼不方便，他總是回答沒有，有一次還幽默地說，什麼時候我到北京他住的那間八平方鬥室看一看，就知道他說的不是客氣話了。沈從文在廣州期間日夜埋頭工作，日子過得好像很愉快，但我感到他內心有一種深深的悲哀：一是時間老人恩賜他的時間似乎不多，他要同時間比速度；二是氣候變幻不定，在此“最難將息”的時刻，他不能不謹防冰雪的再度襲來。一天早晨，我攙扶著他在小花園散步，走了一段路他忽然問：
“昨晚你聽廣播沒有？”
“沒有。”我答。
“茅盾去世了。”他像是在自語，“好像他比大五、六歲。唉，是老了。”
《沈從文文集》的責任編輯鄺雪林曾經告訴我，沈老在稿件的處理上，非常謹慎。他從文集的編稿中，抽下了許多篇，如果編輯同他意見不一致，他就耐心說服編輯，仍然堅持抽下。在整個校改過程中，他雖然寫了一些題記，但他力求保持作品原貌，並沒有為文集寫序或跋之類的文字。這中間雖有預防風雲變幻的成分在，但這種對自己作品的客觀態度與對讀者的忠實態度，是與他的為人相一致的。
在沈從文的性格中有“鄉下人”倔強的一麵，有竿人的不畏艱險的精神熏陶。如果性格中沒有這一麵，１９２２年，２０歲的沈從文就不敢離開部隊隻身來到北京，就不敢在找同鄉救助被拒後，毅然拿起筆，殺出一片文學新天地；就不敢當上海文壇生長出來勢洶湧的各色流派之時，在北京發表《論“海派”》一文，打出“京派”的旗號，掀起一場京派海派之爭的文壇風波；就不會一直被拒於主流外，堅持獨立人格，寧折不彎，在被剝奪了文學創作權之後，默默地堅忍不拔地在古代服飾研究領域耕耘出了一片沃土。沈從文的性格是平和的也是倔強的，是散淡的也是剛直的。他在《一個傳奇的本事》中說：“水的性格似乎特別脆弱，且極易就範。其實賜予柔弱中有強韌。，如集中一點即涓涓細流，滴水穿石卻無堅不摧。”他像老子那樣，崇柔尚水，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又雲：“不望報，以柔克剛，謙和卑下。”兩千多年前老子說的這幾句話，大約可作為沈從文一生做人做事的寫照。
《沈從文集》的責任編輯老鄺與沈老接觸較多，一日老鄺問我想不想請沈老寫一幅字，我擔心沈老太忙，不便打擾，老鄺對我說，沈老待人寬厚，有求必應，他可以代我求一幅字。我本想沈老能給我寫幾個字即可，沒想到竟給我寫了這幅錄有１０首詩的章草條幅。章草的章法是很規整的，沈老先生在宣紙上用鉛筆打了數百個寸半方格才動筆。接到這幅字，我十分感動。
如今我來到沈老在詩中思念的故鄉，並且訪問了他的故居。１９８２年，沈從文曾經回來過一次， 這是他離家７０年中唯一回來的一次。他在這裏出生，在這裏生活了十四年，人去物移，他麵對依稀相識的故居，難免百感交集。如今我們參觀的故居，是經１９８８年修繕過的，據說基本恢複了原貌。我在後屋左側室窗下一張梓木書桌旁佇有久，１９３４年沈從文就是在這張桌子上寫出舉出聞名的中篇小說《邊城》的。這張桌子幾經戰亂，失而複得，並能隨其主人魂歸故裏，實屬忠貞可慰。再看看靠牆書櫃裏的一套花城版《沈從文文集》，頓時浮想翩翩，宛然如同故人相會於茲。
沈從文的作品是不死的。故居裏有錢偉長“人生朝霞，文字千秋”的題詞，道出人們對偉大作家與偉大作品的崇敬。鳳凰古城一平方公裏的地方，他清朝出了一百三十多個二品以上的官員，如今誰還記得他們？隻有這個無官無職的沈從文，將永遠為人們所紀念。
出故居，穿城門，沱江一帶清流粲然相迎。一江好水，黛綠色水草如柔發一樣在碧波下蕩漾，吊腳樓的倒影被夕陽鍍上江麵，一時輕舟浮動，虹橋斜橫，古樸的跳岩橫貫江心，成就了一幅絕美的江流圖。我在跑岩上流連了一會，這跑岩可能是最原始的過江設施了。一個石墩人又一個石墩，不連接，不是橋卻起著橋的作用，人們過江是從一個個石墩上跑過去的。據說沈從文非常愛這條江，小時候逃學常跑到江邊玩耍，是江水啟發了他的思索與想象力，並給予計多書本沒有知識。１９８２年，８０歲的沈從文來到沱江江邊，還從跳岩上跳過對岸。麵對江流他想什麼？是想他的少年時光，還是整個一生？
我在跑岩中間停留了一下，望著平靜的川流不息的江水，我想，如果沒有這條江，會不會有沈從文呢？
上善若水啊！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
米豆腐與芙蓉花鼓
說是去芙蓉鎮，其實地圖上沒有芙蓉鎮這個地名，那個地方叫王村。近些年，王村因一部電影而出名而改變命運。
據說王村是因王姓人氏最早居住而得名。秦時有王公者為避“焚書坑儒”之禍，由江西難至此，後以土人為妻，生兒育女，繁衍生息，遂在酉水岸邊出現了一個逐年擴大的村落，並終成小鎮。西漢初，此地設酉陽縣治所，轄今永順、龍山、保靖、古丈及四川一些地方。王村今屬永順。兩千年來，一直是永順唯一的水陸碼頭，溯水入川，順流出湘，均以此為起點，故能長期保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近代由於交通工具多樣化，汽車、火車代替了船運，它逐漸沉寂了，沉睡了，不料想，一部電影《芙蓉鎮》，又將它喚醒過來，成為人們到湘西旅遊的一個重要目標。
王村依山傍水，著名的五裏石街，由山頂一直延伸到酉水對岸。由於修建鳳灘水電站，截斷酉水，大壩以上成了一個平湖，石街的一大段被淹沒在平湖裏了。一大早從猛洞河火車站下車，轉乘汽車來到王村，首先給我深刻印象的就是這條石街了。石街有很多台階，來回走了兩趟，不覺已氣喘咻咻。街兩旁建築雖古舊卻令我感到新奇。臨河的吊腳樓，大街上張羅的婚禮的執事，鋪麵內圍坐在一張棉被下烤火的居民，賣小吃及土家刀具飾物的小攤，對我這個疲憊的旅人來說，都好像來自另一個天地，古老、神秘而又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