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郊外的黃葉
黃葉飄落
偶爾翻出一張照片，一時想不起拍於何處。照片裏穿著米黃色風衣的我，坐在一張長木椅上。腳下散發著濕氣的林間草地鋪滿黃葉。秋風從槲樹和椴樹的枝頭穿過，仍不斷摘下黃葉。林間很靜，時時聽到樹葉落地的輕響。夕陽從樹隙間斜射進來，冷冷的陽光像水一樣流淌在地上，黃葉浮動起來，蕩來蕩去，愴然而輝煌。
這是在莫斯科。１９９０年深秋，列寧山下。
我想起林間那泓半月形的水池。水池那邊，一位老婦人坐在另一張長木椅上。
１９９０年是世紀不能忽略的一年。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初，我與中國代表團到法蘭克福參加國際圖書博覽會。１０月３日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正式宣告統一。前一天，我們聽說法蘭克福市民們將於深夜舉行狂歡活動，電視台實況轉播。我們坐在電視機前等了很久，沒有看到這一節目。第二天，法蘭克福街上很平靜，也沒有看到“熱烈慶祝”的跡象。後來從報紙上得知１０月３日柏林帝國大廈前的廣場上，興行了隆重的統一慶典。１０月２日２３時５０分，代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錘子、麥穗和圓規三色民主德國旗，從勃蘭登堡門降落，接著一麵成為統一象征的８０平方米的聯邦德國三色旗，升上帝國大廈前５０米高的旗杆頂端。魏茨德曼總統在慶典上說：“這個統一是從天而降的，這次曆史很照顧我們德國人。”
我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特別判眷顧所有的德國人，但我是在德國目睹德國統一的為數不多的中國人中的一個，這個曆史事件給我留下了記憶。
１０月中旬，我與同團的李君、陳君到了柏林。我們先住西柏林，後住東伯林。那時柏林牆已於一年前拆除，隻留下斷壁殘磚，東、西柏林已沒有地域界線。我們本想乘火車往莫斯科，以便途中看一看正在發生巨變的東歐，但在西柏林中央火車站購步到票，預售票要等一周，遂決定乘飛機。因飛往莫斯科的飛機從東柏林起飛，我們又搬到東柏林住下。我們在東柏林住的賓館是座高３３層的大樓，據說是全柏林最高也是最大的賓館，但服務質量很差。總台的服務小姐美麗而高傲，好像個個都是公主，麵若冰霜，冷峻、木然，而男服務員一送東西就索要小費，早餐剛推到房間門口就伸出了手：“Ｔwo Mark(兩個馬克)!”我們打趣道，這裏的女服務員是“社會主義”的，男服務員是“資本主義”的。大樓建造得不錯，裏麵的設備卻很低劣，一擰水龍頭，轟鳴聲震耳，接著是鏽水噴流，不要說飲用了，洗漱都令人性怯。大堂內身著奇特異服的妓女蕩來蕩去，公然挑逗旅客。這雜色紛呈的畫麵，真令人感慨係之！
我們抽暇參觀了國家珍寶館，瀏覽了莘提樹大街，去了馬克思、恩格斯廣場。廣場一邊的總理府已改作他用，另一邊用金色玻璃砌成的被稱為“黃金大廈”的原東德議會大廳，寂寂清清地麵對廣場上馬克思、恩格斯的黑色花崗岩雕像，今已是人去樓空的了。一群在廣場上遊玩的中學生，看到我們照相就笑鬧著一哄而來同我們合影，似乎還感覺不到故國不堪回首的況味。
我們搭乘艙內十分寒傖而空姐十分漂亮的蘇聯飛機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雖不同於東柏林，但一種動蕩不安、變幻莫測的氣氛卻是共通的。
我們住在列寧山附近的中國大使館，對麵是莫斯科大學。莫斯科大學的仿古典主義建築，高聳在列寧山上。在大使館與大學之間，有一片各種樹木雜植的泰加林。我們常到林子裏散步，有時穿過林子到莫斯科大學的校園去。一天傍晚，我們在大學主樓前邊看到一群女學生從一輛卡車上卸下一籮籮馬鈴薯過磅，一個穿鮮紅上衣的女學生手拿本子和計算器在主持分配。原來她們從郊區收馬鈴薯剛回來，個個精疲力竭的樣子。田裏的馬鈴薯沒人收，誰收誰分一半，車上卸下的馬鈴薯就是她們的勞動所得。我們從大學穿過林子回來，走到一個大水池旁，看到一位穿黑色風衣、銀發飄飄的老婦人坐在水池旁的長木椅上，神情安詳。她身邊放了一小籃馬鈴著。幾隻野鴨在水池邊遊來遊去，不時望望她，沒有一點怯意，甚至還有兩隻爬上岸跳到她的籃子上。老婦人一動不動，麵對夕陽將落的天空，似在冥想。我們的說笑聲驚擾了她，她友善地向我們點點頭。我們中間有人懂英語，她就用流利的英語同我們交談。她是莫斯科大學的曆史學教授，那籃馬鈴薯是學生們剛分給她的。她很自尊，她不像如今許多俄羅斯人那樣抱怨生活，當我們談及政治，打趣地問她為什麼不像她的一些同事去競選時，她不語，隻微笑著搖搖頭。我們問她，依她看蘇聯改革的前景如何？她仍不語。
夕陽的帶點寒意的餘暉照在她蒼白而鬆馳的額頭上，她翕動一下嘴唇像要說話，雙唇卻又猛一收縮緊閉起來。慢慢她的眼皮搭下來，多皺的眼角泛起兩顆難以察覺的抖動不已的淚珠。
“我是學曆史的，我相信俄羅斯民族，但我個人是個悲觀主義者。”久久，她說，“天快黑了，我要回了，我住在附近的大學宿舍。”
她站起身提起小籃，沿著喂條林間小道走去。樹林很靜，從她的背景後麵，傳出漸遠漸杳的腳步踩在黃葉上的沙沙聲。
這片黃葉遍地的樹林真靜啊！
１９９０年秋天莫斯科的社會政治生活卻熱鬧非凡。許多有事幹和無事幹的人，不停地忙碌著、奔跑著、興奮著、呐喊著，把莫斯科攪成一鍋滾水。
對蘇聯、對俄羅斯、對莫斯科乃至對世界來說，１９９０年都是無法忽略不計的一年。
這一年，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進入了第５個年頭。戈爾巴橋夫代表的中間改革派在與葉利欽代表的激進改革派和雷日科夫代表的穩健改革派的不斷衝突中，左右搖擺著蹣跚前行。由於前三年經濟改革的失敗，市場供應日趨困窘，戈爾巴喬夫把改革的中心由經濟改革轉移到政治改革上來，把原來提出的“完善社會主義”的改革目標，調整為“徹底更新社會主義”。很多人為戈爾巴喬夫的先抓政治改革喝彩，認為這是改革原有體製的捷徑。可惜的是這一“徹底更新”，卻搞亂了改革主體，把改革主體“改革”掉了。
１９９０年在蘇聯發生了一係列急劇的變化：
——３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修改憲法，正式取消蘇共法定的領導地位。
——有月，蘇共二十八大召開，在《走向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鋼領性聲明中，決定“放棄政治壟斷地位並把政權交給蘇維埃”。戈爾巴喬夫鼓吹的“全人類價值”和“無限製的公開化、民主化”，促使曆史積累的矛盾與現實衝突糾合起來，人心動蕩，形成了波及社會各個階層的混亂局麵。人們盲目地成立與參加政治團體，政治團體成百成千成萬地劇增，煞是一道風景。蘇巫內部出現激烈的政治爭論和公開派別，黨內激進改革派不停出擊，蘇共分裂已成難免之勢。許多黨員努力為私利鑽營；有的謀官，有的謀利；有的竊權，有的竊財，許多黨員退黨。
——波羅的海三國要求獨立之呼聲日熾，許多加盟共和國產生了離心傾向。
在這種前途難測的動蕩中，物價飛漲，商品愈益匱乏。１９９０年本是個少有的豐收年，但因人們都投身“政治”去了，豐產不豐收。全麵物價改革使食品價格提高了１５%，日用品價格提高１００%以上。１２００種消費品中有９５%以上經常斷檔，２１１種食品中有８８種憑票定量供應。搶購風席卷全國，戈爾巴喬夫下令軍隊與民警在莫斯科等中心城市進行晝夜聯合巡邏以穩定秩序。
“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們在莫斯科感覺到的正是這樣。我們接觸到的人，大都熱衷於議論“政治”，或高談闊論，或憤世嫉俗，很像中國“文化大革命”時的情景。我們看到跑著排隊購物的人流，看到滿街軍人與警察。西歐的城市裏，想找一個警察問路都很難找到，一到莫斯科，不同兵種的徽章、肩章等等弄得我們眼花繚亂。
我們這次來莫斯科是通過蘇聯國家新聞社介紹，同《××都市》雜誌談判合作問題的。據說，《××都市》雜誌已在紐約、巴黎、柏林出版了英文、法文與德文版，雜誌社的負責人想與一家中國出版社合作出版雜誌的中文版。受聘於蘇聯國家新聞社的中國教授白先生同花城出版社取得聯係，於是我就由法蘭克福繞道來到莫斯科。白教授與蘇聯國家新聞社的Ｖ同誌到大使館看我，Ｖ同誌說，他已與主編通過電話，主編知道我到了，但因主編在莫斯科市政府與總統行政委員身兼數個要職，這兩天正在克裏姆林宮開會，一時難以分身，要我等一兩天。
第三天晚上，Ｖ同誌與白教授開車來接，說是要與主編會麵。李君跟我同去。車到市中心一座長方形的顏色灰暗的大樓前停下。走進主編先生的辦公室，一位濃妝豔抹的女秘書馬我們讓到一張碩大厚重的長會議桌旁坐下，然後走進裏間通報。等了很久，主編先生才出來見麵。這位先生年齡不大，四十幾歲的樣子，小個，精力充沛，走起路來腳後跟像裝了彈簧，上身一聳一聳。他做作地過分熱情地與我們打過招呼，雙方開始會談。聽Ｖ同誌說過，他原來是一名記者，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才逐步走向高位。他屬於這幾年在變化不定的政壇上嶄露頭角的那類“新人”。
“我們給你們物實。”談到投資他說，“要什麼？要鋼材？要汽車？從轎車到２４噸的大卡車都可以給你們。”
“我們不要汽車，”我說，“要資金。”
“好吧，你們要我們拿出多少盧布？”
“按國際慣例，雙方投資以美金為單位。”我望著他。
“好吧，”他毫不猶豫，“２０萬、３０萬美金可以嗎？你們同Ｖ同誌計算一下再告訴我。”
“不需要那麼多。”我笑了。
回來的路上，性格直率的君按捺不住對官架子十足的主編先生的不滿，發牢騷說，“是個什麼了不起的人物，架子這麼大？隻會說大話，放空炮！”
我不想使Ｖ同誌難堪，把話岔開，轉過臉問道：
“《××都市》雜誌是誰主辦的？是屬於莫斯科市政府還是屬於主編先生個人？”
Ｖ同誌意義不明地笑了笑。
白教授感歎地說：“現在這裏許多事情都說不那麼清楚。”
白教授這種“說不清楚”的感歎，我在莫斯科短短的一周內是深有感受的。
一天， 我聽說幾天前戈爾巴喬夫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了“三個旗幟不能丟”：列寧主
義的旗幟不能丟，社會主義的旗幟不能丟，蘇維埃聰明的旗幟不能丟。人們將信將疑或簡直用嘲弄的語氣來談論戈爾巴喬夫新發表的這個講話，可能誰也不相信他的這個講話。一次我問Ｖ同誌對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看法，Ｖ同誌是個平和的人，對政治比較淡漠。他不談他個人的意見，隻說“人們認為戈爾巴喬夫是個空談家，喜歡左右搖擺，幹不成事；人們似乎比較擁護葉利欽，說他是個實幹家，但也有人說他是個野心家”。葉利欽是激進派，戈爾巴喬夫為了爭取支持不甘落後，往往提出更激進的主張。但他又受傳統派的壓力，所以常常搖擺不定，把蘇聯共產黨推入困惑、迷惘與自我否定的境地。整個蘇聯社會也被一種茫然的氣氛籠罩著。在“尊重各種不同利益”的口號影響下，蘇共內部的政治派別，鬥爭十分尖銳。後來我曾聽一位原蘇聯政府的負責幹部說過，一些黨的負責人為了挽救蘇聯共產黨，曾在一次黨代會上策劃撤換戈爾巴喬夫，但由於當時在黨內威望很高的納紮爾巴夫堅決反對，此舉作罷。至於以摧毀蘇聯與蘇聯共產黨為己任的葉利欽，則放手大幹，後來確實幹了幾件“實事”。對葉利利欽的改革將如何評價，隻能由曆史去作結論。單就叫得最響的“私有化”來說，幾年後的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是這樣說的：“丘拜斯當政時實行的私有化是一種犯罪。西方也有責任。丘拜斯先生簡單地把國有財產分到個人手裏，而且是白給，丘拜斯的政策造成大量營私舞弊、巧取豪奪的罪惡。”
１９９０年秋，蘇聯的經濟尚未滑向最低穀，但人民生活已處處顯出窘迫狀。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兩旁商店裏商品大都空乏單一。走進市裏最大一間兒童世界，令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冷落的空曠感，記得我隨意說道，這裏可以打籃球了。人民被盲目的力量所支配，到處排隊購物，而能購之物又無多少變化。Ｖ同誌與白教授都自嘲地說過，他們家裏存的香皂早已超過一百塊了，但遇到商店賣香皂，仍會不自覺地站進購買者的隊列中。戶布大幅度貶值，但政府公布的彙率幾乎沒有變動。一天使館的司機在車上向大家開玩笑地宣布：“知道嗎？盧布更堅挺了，已由０.６７兌換１美元，升值為０.65兌換１美元了。這是今天早上電視上公布的牌價。”滿車人笑起來。外彙黑市活躍，此時１美元兌換１４盧布、１６盧布或更多。商品價格不變，有美元的人占盡便宜，沒有美元的老百姓隻能吃苦。一種失望情緒在擴散著，舊體製的弊端更加凸現出來。
中國倒爺也扮演了一個角色。中國好的和低劣的商品，在俄羅斯大行其道，被俄羅斯人所青睞。俄羅斯的倒爺與官爺們，也竭力與中國做生意，但他們勇於打破舊的卻不尊重新的遊戲規則。同我一起住在大使館的中國人，大都是來討債的。珠海市一家公司發給遠東地區一家公司２０００台彩電，分文無收，跑到遠東找不到人，跑到莫斯科找主管單位，主管單位早已是主而不管了。沉寂了多年的北京—莫斯科國際列車，前所未有的火爆起來。我與李君、陳君想乘火車回國，以便途經西伯亞觀看那向往已久的傳說中的風光。我們托留學生買票，每票交付車站售票員“小費”３０美元，結果買的卻是重票，那晚車站的景象使我回憶起來不寒而栗。我們一到車站就被眼前的混亂景象驚住了。人流湧來湧去，在入站口打著旋，人們吵嚷著推搡著，一張張惶恐和冒著熱汗的臉，像濁流上跳動的雜色泡沫，一團團扭結在一起，來回衝蕩，消失了，又浮上來。我們行李多，無法進站，經地討價不價，用５０盧布、２瓶北京二鍋頭雇到一部手推車。車夫是個小個子的車臣人，戴頂圓桶破皮帽，小胡子翹著，一臉怒容，講價時毫不退讓。不過小個子也真能幹，他把我們的行李捆在車上，囑咐我們緊跟車後，於是一躬腰大聲呼喊著向人群猛衝過去，居然殺出一條血路。他衝上站台，我們緊跟車後奔跑。我們好不容易擠進車廂，找到票上標明的鋪位，隻見幾個高鼻子已當仁不讓地躺在鋪上了。我們與列車員發生了掙執，車長走過來不由分說地把我們轟下車。
我們頹然地站在站台上。陳君說，“這裏怎麼這樣像抗日戰爭時期的湘桂大撤退呢？”我說，“真像，這裏也在撤退嗎？不知道這麼多人擠上這列車幹什麼！”望著這列不堪重負的列車，兩人相視而笑，無可奈何地搖著頭。
“幹什麼？”站在我身旁的李君接過話花茬，“不管白皮膚還是黃皮膚，我敢說車上９９%的人是到中國倒運豬皮茄克方便麵和廉價運動服的。”
“何至於如此。”我歎口氣。
確實難以思議。蘇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體製，長期把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重工業上，造成嚴重的比例失調，產業結構不合理，消費品緊缺，便蘇聯畢竟是有雄厚經濟基礎的大國。蘇聯經過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超高還發展，使綜合國力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用不到一半的時間走完了美國１５０年所走的經濟曆程，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加爾布雷斯都承認：“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的強大經濟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成功地實現了比較公平的社會分配。”這樣一個大國怎麼突然就“窮”了？改革不是要改除舊體製的弊端，使經濟更合理地發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嗎？怎麼越改越困難，越改越苦呢？也許這就是有人常說的陣痛吧，但這陣痛要痛到幾時？
第二天下午我在房間裏等友人送來飛機票，望著窗外的梧桐樹出神，想起上午大使館組織我們去參觀克裏姆林宮和紅場的情景。那靜靜躺在墓室裏被年輕士兵護衛著的列寧，那墓前長長的隊伍，那在紅場上搭起帳篷請願的少數民族人群，那克裏姆林宮內安放帝王棺槨的古教堂和據說人民代表正在裏麵激烈辯論的大會堂，還有那麵飄揚了六十餘年的印有鐮刀錘子圖案的紅旗，在我心中交織翻騰起來……
窗外的梧桐在低語。我從未見過這般美麗的梧桐樹。青灰色的光潔而筆直的樹幹帶著幾分柔情伸向晴空，手掌般的梧桐葉在陽光照射下像透明的金子。秋風從樹頂吹過，搖曳著一樹靈動的毫光。時不時有幾片黃葉離開樹枝，在空中一仄仄，像似飛舞卻溢出幾分淒苦，最後無聲地落到地麵。地麵被黃葉覆蓋，再往上看，樹梢的葉子已經是很稀疏了。
梧桐樹美麗而悲涼。
傍晚，我繞過坐在林邊的瘦骨嶙峋的聖雄甘地雕像走進樹林，如我所預想，那位老婦人正坐在水池邊的長木椅上。她用馬鈴薯皮喂身邊的野鴨，看到我就把手中的那點碎屑撒到地上，攤開手搖頭對我笑了笑。我想對她說些什麼，談論些什麼，但我們能交流的隻能是一個微笑。她微笑著點點頭，好像是在回答。我給拍了一張照片，她示意要為我拍張照片，於是我就走到鋪落黃葉的草地，留下了本文開頭所說的那張照片。
以後，蘇聯發生了一係列重大事件，終於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晚上７時３８分，飄揚在克裏姆林宮上空６９年的蘇聯國旗沉重地落下。
冰雪覆蓋了黃葉。
１９９２年俄羅斯政府采納了國際化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實施了以全麵開放物價、緊縮信貸貨幣為主要內容的“休克療法”，一年內物價上漲２２００%。
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沒有德國的魏茨德曼和科爾的福分，沒有等到“從天而降”的“照顧”。
如今不知道那位老婦人可好？
我國的孟夫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群為輕。”每想起這句話我就感到痛苦，我因某些政治家的作為而感到痛苦。
1999年2月3日至7日
風雪基洛夫格功大街
幾年前的事情了。一直不能忘記。
那時我住在莫斯科南部的新城區。從地鐵最南端的一個車站——布拉格日斯卡婭車站出來，是寬闊的基洛夫格勒大街，大街東邊有一片７０年代①建的住宅小區，我住在其間一一高樓的公寓房裏。沿著基洛夫格勒大街向北，可通往市中心，向南不遠處則有一大片森林，那是真正的郊區了。由於道路不熟。我去市中心往往用最簡便的辦法——從布拉格日斯卡婭乘地鐵。莫斯科的深冬幾乎天天風雪交加，但再大的風雪亦與地鐵無關，地鐵從來不會因風雪停開或晚點。
一天中午我到市中心購物回來晚了，一出地鐵站口，天色灰暗，時間已近下午５時。風很緊，灰色的雪片來回撲打，不時卷作一團，似乎要把我從地上吸起來。莫斯科有些地站設在商場裏麵，一個下午我都流連在地鐵與商場之間，竟無注意到外麵的大風雪。我在站口停了停，翻起皮衣的毛領，望望混沌一片、神秘恐怖的天地。近旁有一根高高的燈柱，挺立著發出淒厲的嘯聲，正與風雪搏擊。雪像灰色的飛蛾，圍著燈光旋轉著，卷成一個圓筒又一個圓筒，一心要把燈光旋轉起來帶來，但它們總不成功。路燈的光暈被騷擾得昏昏沉沉，明明滅滅，變成忽白忽灰的一團團水氣。這景象使我想起我居住的中國南方。在中國南方緊靠稻田的小鎮裏，夏天也有這種景象。不過，那在路燈四周飛卷的是真正的飛蛾，而不是寒可砭骨的雪片。……一輛看不清形體的汽車轟轟隆隆地拖泥帶水地從我身旁駛過，像一根渾濁的抖動不安的繩索，把我的思緒從萬裏外驕陽似火的故鄉那邊，硬拉回到風雪交加的基洛夫格勒大街上。
我鼓鼓勇氣，準備走進風雪。雖然車站離我的住處隻有兩三百米路程，但要頂風冒雪走這樣一段夜路，確實是需要鼓鼓勇氣的。
“先生，買麵包吧？”
我剛跨出幾步，就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這聲音非常微弱、非常寒冷，像從風與雪的縫隙裏擠出來似的。我不禁停住腳步，看看四周，四周灰茫茫一片，沒有任何活動的影子。
“先生，買麵包吧？”
我鎮定了一下自己，循聲看到一個穿黑衣的老太太。也許是為了避風，剛才她躲在車站出口的一堵牆後麵，我沒有看到她，現在她從黑影裏走出來，停了一下，猶豫著向前走了兩步。
她穿一件鼓鼓囊囊的腈綸棉大衣，一條大披肩從頭一直裹到腰。她又緩慢地向前移了兩步。透過站口的微弱燈光，我看到她那包頭巾裏的布滿皺紋的幹瘦的臉。
“買吧，先生。”她睜著一雙幹枯的大眼睛，抖抖索索地從大衣裏麵抽出放在胸前的一隻手。這隻手握著一個細細的長麵包。
“３００盧布，先生。”
我給了她３張１００盧布的鈔票。當時３００盧布約等於人民幣１元８角。
她將長麵包遞給我，我擺擺手沒有去接。她緊跟著我走了幾步，還是要把麵包給我。我不接麵包，她趕上我，嘴角不斷地說著：“ ，（不，不）”急急忙忙把３張盧布遞過來。
我隻好接過麵包的。我勸她早點回家，天又冷又黑，這樣在外麵會凍壞的。
她向我道了謝。這時傳來了呼喚聲，她轉過頭，笑笑說：“這是我孫女。”
“巴布什卡（奶奶）————”黑暗中傳來一聲悠長的呼叫。風雪像大帷幕一樣被揭開了一道縫，我看到從大幕後邊閃出來一個姑娘的身影。
我想起了在白天曾多次見過這一對奶孫。老太太總是穿著一件臃腫的黑脯綸棉大衣，手裏拿一個麵包，無聲無息地站在站口的一角等待顧客，一個年紀約十七八歲，穿著廉價而又時髦的女孩，大約就是她的孫女了。這女孩經常來找老太太，有時為了送麵成，有時拖隻小狗無所事事地在老太太身邊轉悠一會，要幾個零錢。無論什麼時候，從女孩塗抹的鮮豔的小嘴裏，總能吐出向日葵籽殼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