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我結識了保爾?柯察金。他的不屈與堅毅，他對人民事業和理想信念的忠誠，他的不計個人生死得失的犧牲精神與奉獻精神，都令我感動與敬佩。
1954年初我得到了一個喜訊：我的一個失散數年的少年友伴有了音訊。我立即給她所在的軍區寫了封信，又很快收到了她的回信。我很激動，穿越戰爭，穿越死亡，穿越夢想，我向她走去。我立即想送她一件禮物，不知為什麼，我竟毫不猶豫地走到北京路新華書店買了一本剛剛出版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寄給了她。我是我送她的第一件禮物。這是一本談咖啡色綢麵上凹印著一柄馬刀的精裝書。在回憶與向往中，我把我的生活與書中人物的生活交織在一起。……
50年代我曾看過兩部根據《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改編的蘇聯電影，一部是黑白片，一部是彩色片；一部基本按照小說的故事情節展開，一部則著重於對修築鐵路那一段艱苦生活的回憶。這兩部電影都是當時中國青年最喜歡看的。
在烏克蘭遼闊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長著兩棵美麗的白楊，
這就是我親愛的故鄉。
彼得留拉凶惡的匪幫，
攻占了我可愛的故鄉，
烏克蘭原野變成了戰場，
白楊樹葉飄落在地上……
前一部片子中的這首主題曲，長久地在我和無數年輕人的心中回蕩著。
1958年我被送到海南島後，在無盡的淩辱與沉重的勞役中，始終有兩個朋友攙扶著我，同我一起在泥濘中跋涉。這兩位可信賴的朋友，一個是牛虻，一個就是保爾?柯察金。一本書或一個人物能在你處於苦難之中給你安慰，給你鼓舞，給你信心，就是一本好書，就是一個好朋友。保爾?柯察金就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在俄羅斯訪問期間，一直在尋找這位早年結識的朋友。
蘇聯解體後，西方文化潮湧般地衝進了俄羅斯大地。地鐵站與街邊的書攤上，堂而皇之地擺放著從西方運來的書刊。在巴黎或柏林用塑料膠袋封住之後專供成年人購閱的色情刊物，在莫斯科卻連個“遮羞袋”也不要，掛在書攤、售貨亭公開叫賣。想發財的本土出版商們以與外部“合作”為名，大量翻印這些色情刊物，或創辦一些有“民族特色”的色情刊物。莫斯科有一個編輯部編了兩張報紙，一張叫《小姐》，是專門給男士看的；一張叫《先生》，是專門給女士看的，其內容低級下流的程度實在汙人眼目。《妓女日記》之類大行期道，低俗、平庸讀物充斥市場，像《荒淫無恥的女皇安娜》、《風流女皇葉卡捷琳娜》之類，算是比較可看的書了。這幾年俄羅斯經過如此一場巨變，卻沒有一部反映這一曆史進程的文學作品問世。老作家大都封筆，新秀們熱衷於去學習西方，邯鄲學步，走起來歪歪扭扭，讀者不買賬。文學界有一些人在文學意識形態化的口號下，則對蘇維埃時期的文學進行清算，特別是描述“十月革命”、國內戰爭與蘇維埃時期成就的文學作品，更屬清算之列。那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及其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在這些人眼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這些人認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部當代神話，是斯大林主義的產物；保爾?柯察金是一個當代社會所不需要的紅色使徒。我認為，隻從政治上不從藝術上分析一部作品是不可取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反映了特定的曆史真實，保爾?柯察金是這一特定的曆史真實中一個生動的藝術形象，他有一個活躍的血肉之軀，他身上必然留有意識形態的烙印，但不是意識形態的圖解。隨便給一本書貼上“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意識形態的腳本”等標簽是非常缺乏曆史觀點的。實際上這些高喊“非意識形態化”的人，有他們的“意識形態”，有他們喜歡的“意識形態化”，他們手中握的武器，不過是另一種“意識形態”罷了。一次我同一位俄羅斯朋友談起這一話題，他笑笑說，你到書攤上看看，就能找到他們要的那種意識形態了。
獨聯體出版發行協會主席斯拉斯喬年科的與副主席莫杜萬這兩位老出版家，與我談起“往昔的光榮”，仍然激情滿懷。“《普希金文集》我們一次印過100萬套，《萊蒙托夫詩選》我們一次印過1300萬冊。”斯拉斯喬年科主席自豪地向我介紹這些曾經在曆史上出現過的數字之後，不禁感慨係之，因俄羅斯的出版業現狀而麵色戚戚的了。談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說這樣的書現在雖被排擠出圖書市場，但人們不會忘這樣的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在蘇聯時期印過3000萬冊，許多人會記住它，也許若幹年後，它還會再版。
莫杜萬是一個頗有傳奇色彩的人。在他身上我能看到保爾?柯察金留下的影子。莫杜萬是烏克蘭一個農民的兒子。1941年6月德軍入侵蘇聯的第8天，他入伍走上前線。那一年他18歲，中學剛畢業。他在故鄉烏克蘭與敵人輾轉戰鬥，曾多次受到褒獎。1942年他轉戰到哈爾科夫。在這座城市，奧斯特洛夫斯基於1931年動過手術和開始醞釀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莫杜萬在哈爾科夫保衛戰中身負重傷，左目失明，傷愈後被派到新鐵匠城任共青團宣傳部長。1944年調到烏克蘭，先後擔任過兩個州的共青團州委書記。1949年調任共青團莫斯科市委書記。1955年到蘇聯社會科學院學習政治經濟學，5年行教研室主任。自1965年起，一直在出版部門工作，曾任蘇聯新聞出版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我到莫杜萬家作客，談起奧斯特洛夫斯基，他從書櫃裏拿出一本在衛國戰爭時期帶在身邊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給我看，他對保爾?柯察金是崇敬的，毫無疑問他把保爾?柯察金當作了學習榜樣。
我認識一位普通婦女——格林娜。她是一位退休的女工程師，現已接受洗禮皈依東正教，但她的玻璃明亮的書櫃裏，仍有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談到保爾?柯察金，她就“保夫卡、保夫卡”地說個不停，看樣子她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要比東正教教義熟悉些。
我走過高爾基大街，看到一座房子，門旁鑲了一塊金屬牌子，上刻從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奧斯特洛夫斯基曾經在裏麵住過一年，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俄羅斯沒有被人遺忘，在中國同樣不會被人遺忘。單是梅益的譯本，“文化大革命”前已印了１４０萬冊，近年來各種譯本紛紛推出，這除了像有人所說的是出版業的商業考慮之外，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廣大青少年喜歡這本書。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評價，國內也有爭論、有分歧這是正常的。人們對曆史上任何一部名著的評價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我認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並非沒有缺陷，保爾?柯察金這一形象說成是斯大林主義極左路線的產物，是蘇聯主流政治的產物，則失於簡單武斷。我們需要的是藝術分析，而不是用政治術語粗暴地對其進行全盤否定式的判決。這樣的批評是不能服人的。至於說保爾?柯察金在愛情與工作上犯過錯誤，但世界上有幾個人在愛情與工作中沒有犯過錯誤呢？世無完人。完人形象無藝術。有人說不能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讀了會影響你的愛情與工作，這就好像是說人們讀了《紅樓夢》就會學寶哥哥和林妹妹那樣談情說愛一樣。有人說保爾?柯察金雖然對信仰很忠誠，但卻是迷信和愚昧的；隻知盲目地去“為人類的解放事業奮鬥”，即不知道選取何種正確的手段與方法。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何爾不應該選取革命。我想，對“十月革命”可以再進行深入地研究，但近年來否定“十月革命”的那些論調是缺乏充分論據的，理論上旺火得褊狹而幼稚。人類曆史上的革命幾乎同暴力與流血不可分，常常伴有過激行動與血汙，不僅僅“十月革命”如此，法國大革命如此。最被有些人稱道的美國革命（獨立戰爭）因為沒有解決黑人解放問題，到後來不是也要打一場南北戰爭嗎？人類走向理想社會的道路是漫長而曲折的，達到目標的手段與方法隻能在反複求索的痛苦中尋找，別無他途。
創作與接受不是一回事，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評價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深信感動過無數青年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不至於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會被送進曆史博物館。至於誰被塞林格和金斯堡感動，誰被奧斯特洛夫斯基感動，這是各人的接受問題，無須強求；你一生不與保爾?柯察金結交，不為遺憾；我一生引保爾?柯察金為朋友，也非愚昧。
至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經過兩位編輯修改完成的，這一點不奇怪。我做過多年編輯，我知道幫助作者修改甚或加工作品是編輯的責任。修改不等於創作，創作權仍屬於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對編輯很尊重，能虛心聽取意見正說明他具有優良的品格。５０年代我讀過他的另一部小說——《暴風雨所誕生的》。這本書出版後受到一些批評，在一次座談會上，他不是強詞辯解，文過飾非，而是請求大家對他的新作無情地進行批評。我認為這種態度值得尊敬。
對我來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有益的書，保爾?柯察金這一藝術形象是感人的，他的堅忍不拔、無私無畏、為理想勇於獻身的品格值得學習。奧春播持洛夫斯基隻活了３２歲，他短暫的一生是壯烈的對人類進步有所貢獻的一生，為此，當我站在他的墓前，不由得默誦起年輕時數次抄錄在筆記本上的那段著名的話：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在於人隻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 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他可以說：“我已經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１９９４年４月初的一天，也就是那個美麗的晴天，當我第二次來到新處女地教堂墓園，看到奧斯特洛夫斯基墓前又有一束鮮花。花朵上的水珠流動著早春的陽光。
我不知道鮮花是誰放的，但我知道人們沒有忘記他。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７日
帕斯捷爾納克的英勇與無奈
我在編輯部幾次接到年輕作者批判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缺乏骨氣”的稿件。我沒有同意發表這些稿件，我不知我這樣處理對不對。我隻覺內心痛苦。我認為新一代有新一代的生存環境，沒有體驗過已過去的那個時代，就不要去把老一代的傷口撕開，並撒上鹽。
記得１９５８年夏天我被發配海南島的前一日，在廣州廟前西街一個整風辦公室裏說的最一句話是：“你們現在就槍斃我吧！”這句話是喊出來的。專案人員逼我在“認罪書”上簽字，我不簽，他們說我這種態度隻有“死路一條”，於是我喊出了這句話。
我並非“英勇”。當年我二十歲出頭，無家（未結婚）無業，隻有一腔悲憤、滿身衝動，這是馮雪峰、丁玲、錢端升等等眾多老先生所不能相比的。家庭、社會以及大半生的經曆，給他們造成的壓力與困擾是今人難以想象的。今天，把他們在運動中被迫寫的檢討、把他們“向人民低頭認罪的悔過書”拿出來“示眾”，還要鞭笞一番，難道不是太殘忍與太不公正在嗎？
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哪一條生活之河中無有漩渦與回流？現在人們喜歡把因寫《日瓦戈醫生》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說成是反對專製主義的“英勇鬥士”，其實他公何嚐沒有寫過頌詩？即使是違心的。帕斯捷爾納克賣力地把歌頌斯大林的格魯吉亞詩歌翻譯成俄文，把詩集《第二次誕生》最長一首詩獻給布哈林。１９３４年，布哈林在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代表黨中央把帕斯捷爾納克樹為“詩人樣板”。當然，隨著布哈林的失勢，帕斯捷爾納克的身價也就自然下降了。實事求是地說，斯大林沒有直接迫害過他，隻是１９３５年把自殺已５年的馬雅可夫斯基拉出來樹為“詩人榜樣”，以壓抑他。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３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１９５８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獎給帕斯捷爾納克，蘇聯政府威逼他發表聲名，拒絕接受，否則將把他們開除作家協會。帕斯捷爾納克不肯屈服，他在給作協主席團的信中寫道，“任何力量也無法使我拒絕人家給我——一個生活在俄羅斯的當代作家，即蘇聯作家——的榮譽”，“你們可以槍斃我，將我流放，你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預先寬恕你們”。正氣凜然，義無反顧。但過了幾個小時，當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婭同他通電話之後，他就到郵電局給瑞典文學院拍了拒絕接受資金的電報，並同時拍電報給蘇共中央，要求恢複伊文斯卡婭的工作。當時在蘇聯幾乎沒有一個人讀過《日瓦戈醫生》，但蘇聯的著名作家卻幾乎沒有一個不對《日瓦戈醫生》進行言辭激烈的批判。同行們的“口誅筆伐”，群眾的遊行示威，摔石塊砸玻璃，帕斯捷爾納克被這全體一致的“怒吼”聲震暈了，真乃是“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他萬念俱灰，垂下了高傲的頭顱，默默地等待死亡。１９６０年５月３０日，帕斯捷爾納克在孤獨中寂然長逝，報上隻發表了一條“文學基金會會員帕斯捷爾納克逝世”的簡單消息，連他是詩人與作家都不承認了。
中國許多老知識分子的遭遇同帕斯捷爾納克的遭遇不是有許多相似之處嗎？
１９０７年清政府在紹興軒亭口殺害了革命黨人秋瑾。即使在那麼黑暗、殘暴的政腐統治下，被視為劊子手的紹興知府卻不得安寧，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他在浙江無法呆下去，朝廷把他調到江蘇，江蘇的群眾不接受，朝延又把他調往山西，一路上群眾燒紙送鬼，喊打送行。馮雪峰等老先生沒有秋瑾烈士之幸，到他們遭難之時，麵對的社會就不是這般態度了。對抗一個皇帝、一個政府、一群官僚易，對抗整個社會難。馮雪峰等老先生所處的時代，輿論高度統一，動輒“全黨共誅，全國共誅”，同誌、同事、朋友、配偶、父母、兄弟統統與你劃清界限，甚或之反戈一擊，大義滅親，轉眼之間人成了敵人，成了社會棄兒。任憑你有千般真理、萬般委屈，在集體罪錯的打擊下，也隻能忍辱殘喘，否則真要成為常使毛主席老人家痛心疾首的那種“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了！這一切都發生在陣營內部，都是“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的，一個麵對敵人酷刑，英勇不屈的人，在麵對“自己人”的迫害時，往往無所適從。
不是馮雪峰等老先生沒有骨氣，是給予馮雪峰等老先生屈辱的那個時代，缺乏社會良知。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２日
說不透的莫斯科
我的散文集《莫斯科郊外》中的大部分文章，說是的莫斯。從少年時代起，我就心儀莫斯科——那遙遠而寒冷同時又是神秘而神聖的莫斯科。我們這一代人對莫斯科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親切感。我們看過那麼多關於十月革命的電影，讀過那麼多關於衛國戰爭的小說，唱過那麼多關於星辰與曙光的歌曲，這一切都將我們的思緒引向那座迷霧籠罩的首都。我曾經想象舉著鮮花穿過五月一日的紅場，也情同身受地想象著１９４１年冬天的嚴冷；我想象過莫斯科郊外蘋果園裏的手風琴聲，想象過阿爾巴特街的孩子們在聽到警車尖嘯時的驚懼……莫斯科同我們這一代人有一種扯不斷的情感聯係。我到過一些國家的首都，如華盛頓如巴黎如布魯塞爾，但那些首都對我僅僅是陌生與新奇而已民，而莫斯科對我則是熟悉的親切的。為什麼？也許因為我們知道太多那裏發生的故事緣故，也許因為我們同那裏的人曾經讀過同一本“聖經”的緣故。
因此，我比較多的寫了一些關於俄羅斯、關於莫斯科的文章。
我是一個旅行者，但我不是一個遊人。我在莫斯科漫步與思索。我看到的已不是紅色莫斯科。我不為褪去的紅色哀傷，也不為新換的顏色歡呼，我隻寫我“個人的”在場體驗。我把我的腳印與曆史疊印起來，我用我固有的文化體認去親和那裏的異質文化，力逑各觀地說一說處於一個特定時期的莫斯科，說一說在這個大變動時期莫斯科人的生存環境、生存方式以及他們的情感與思緒。我不敢說我的觀察絕對客觀，我隻能說我沒有說假話並力避虛話。我的思索不能不同我的哲學曆史學的觀念融在一起，因此我對事物的評判自然脫不開哲學的曆史學的意義。不人雲亦雲也不故作驚人之語，尊重事實，是我的宗旨。十月革命時期，當漫罵像潮浪一般從世界各個角落湧來，一部《震撼世界的十日》給曆史留下了真實的縮影。在今日，當紅旗從克裏姆林宮落下，鼓掌叫好之聲遍布各地，也應該有人像當年寫《震撼世界的十日》的作者那樣，不畏眾，不畏言，隻相信自己的觀察與良心，為曆史做一真實的記錄。鸚鵡學舌，說出的話再“崇高”也是卑下的；獨立不阿，說出的話再微弱也是可貴的。
莫斯科，有著恢弘曆史與恢弘現實的莫斯科，有哪一個旅人能夠把內心的體驗與鬱積說透呢？
３０年代有兩位大作家去了莫斯科，都惹了一身的是非，一腔的苦悶。這兩位作家，一個是紀德，一個是羅曼?羅蘭。紀德原本是個社會主義者，滿懷熱情地到“社會主義祖國”去考察，結果大失所望，回國後寫了《從蘇聯歸來》與《蘇聯歸來答客難》，一變而為“反動作家”，幾十年為革命陣營所不齒。其實紀德講述的未必不是真話。受高爾基邀請訪問蘇聯的羅曼?羅蘭比紀德聰明，他把他寫的《莫斯科日記》封存起來，５０年後始發表。他參加了紅場的檢閱，他在日記中寫到：“我無法在兩個斯大林之間找到共同點——前天大克裏姆林宮與我交談的斯大林，以及像羅馬皇帝一樣花了６個小時欣賞自己封神儀式的斯大林。”他對蘇聯的建設成就給予了一定的評價，但對在專製主義形成的個人崇拜卻十分厭惡與不解。他又寫到：“斯大林對我來說是個謎。暫時我還不能解開這個謎：他在所有的行為和言論中都表現出自己是一個純樸和嚴肅的人，討厭讚揚。他怎麼會允許在蘇聯出現圍繞他的那種氣氛，不停地對他大加讚揚？”幸好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發表在清算斯大林個人崇拜之後，否則，羅曼?羅蘭頭上也要給戴上一頂尺寸不小的帽子了。
在斯大林時代，要寫出一個真實的莫斯科不容易，在今天據說是有了民主的時代，要寫出一個真實的莫斯不容易。
２０世紀，莫斯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實驗場，這裏發生的一切都可以引起爭論，引人深思。
蘇聯有一位享譽世界而為熱愛蘇職文學的中國讀者了解甚少的作家，因為他的作品被蘇聯政府封禁了幾十年。他的名字叫劄米亞京。劄米亞京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他於１９２１年寫了一個理想國——“唯一國”。在這個國度裏隻有“我們”而沒有“我”，“我”被由代表“我們”的至高恩座所統治，一切生活需要包括性愛都要接受少數掌權者的統一安排，生活無虞，雖被剝奪自由，卻可享有“幸福”。這使人想起陀思妥發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塑的那位宗教法庭庭長。“唯一國”的最高恩座與那位宗教法庭庭長具有同樣的統治原則和幸福觀：在少數人的專製統治之下，賜予多數人以沒有自由的“幸福”。我們不能不佩服劄為亞京的深刻洞察力與預見性，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不久，斯大林的專製體製尚未確立的１９２１年，他就“預告人和人類會受到無論是機器和國家過大權力的威脅”。以後在蘇聯所發生的事被劄米亞京不幸而言中。一個隻有“我們”而沒有“我”的社會，一個隻有“幸福”而沒有自由的社會是可怕的，但反過來說，一個隻有“我”而沒有“我們”的社會，一個隻有自由而沒有“幸福”的社會也是可怕的。由於莫斯科正在經曆著十月革命以來的又一場社會變革，而我不能說清這場變革是進步還是倒退，隻能說這是事物發展的否定之否定，因此我在莫斯科漫步，看到那些在饑寒中彷徨的人們，常常會陷入沉思。
在《莫斯科郊外》中，我提到一位俄羅斯知識婦女，當我問到蘇聯解體前後的兩種社會製度哪一個好時，她說：“過去有飯吃，但說錯一句話就可能坐監獄，現在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沒飯吃。”不能說她沒有把話說明白，在她樸素的近於冷酷的話語裏，留給我們太多思考的空間。
如果說共產主義是天堂，那是空話，誰也沒見過；如果說資本主義是天黨，那是笑話，大家明白。我認為人類是需要理想的，社會主義是人類幾千年的理想，切不可輕率予以否定。過去我們看到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往往像劄米亞京所描繪的那樣隻有“我們”而沒有“我”，不尊重個人，並非人類的真正理想。人類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中，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人類以個體為存在形式，以集體為存在條件，我認為這種個體與集體、“我”與“我們”的依存與矛盾關係，仍會在人類未來實驗理想社會的道路上，演繹出許許多多悲劇與壯歌。
莫斯科是最先進行社會主義實驗的地方（當然還有聖彼得堡），在這裏人們熟知曆史，人們在反思曆史的經驗與教訓。盲目否定十月革命，盲目否定蘇維埃俄羅斯，在這裏將會留下狂躁與無知的笑柄。
我在莫斯科住了幾個月，每天走在街上像讀一部曆史，我是帶著感情讀的，因為在這部曆史裏有我的一個情結——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莫斯科情結。
我那斷斷續續寫出來的一些文字，無法解透這部曆史。
說不透的莫斯科啊！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