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買老太太的麵包，這是第一次。
公正地說，我在俄羅斯的那個時期，雖然俄羅斯經濟十分困難，但麵包是不缺的。俄羅斯是一個以吃麵包為主的民族，麵包的花色品種據說有千種之多，但主食麵包則離不了外表焦黃，內呈灰色的“灰麵包”和鬆軟的白麵包“巴筒”。俄羅斯人宴客，菜肴可以豐簡不拘，但這兩種主食麵包則必備。多少代以來，俄羅斯人自家不烤烤麵包，麵包均由麵包店烤製。俄羅斯人喜歡吃新鮮麵包，麵包房每天在一定時候供應剛出來爐的麵包，家庭主婦們就在這個時候到麵包房外排隊等候。麵包房與商店也不是從早到晚都供應麵包的，所以一些貧苦老太太就從麵包房買些麵包，拿到地鐵站與街邊賣給有不時之需的路人。賺這點小錢是很不容易的，有時一天下來也遇不到一兩個顧客。
像中國的有些食品與某個傳說有關那樣，俄羅斯有些麵包也是有故事的。如“黑麵包”中的“波羅金諾黑麵包”，就與俄法戰爭有關。傳說１８１２年庫圖佐夫元帥指揮俄軍於波羅金諾村與拿破侖的軍隊廝殺，當地修道院嬤嬤們為了使受傷的戰士開胃，將一種開胃健脾的草籽放進揉好的麵粉裏去烤麵包，烤出來的麵包色澤黑黃，奇香撲鼻，戰士們吃這種有香味的麵包居然胃口大開。我買過一種“鄉村麵包”，顧名思義這應該是農夫們吃的麵包，其實不然，據說這是一位貴族最先烤製的。
我在莫斯科從不買又硬又酸的“灰麵包”，也不買“黑麵包”。其實“黑麵包”比白麵包貴，中國人認為吃“黑麵包”是受苦，那是誤解。我常買“巴筒”，一次買兩三個，可吃兩三天。但自那個風雪夜之後，我就常常買那個老太太的麵包。
我與老太太漸漸地熟了。老太太身世淒涼。丈夫早死，幾年前兒子也死了。媳婦改嫁，留下一個孫女給她。孫女不好好聽話，整天泡在地鐵站裏與莫斯科那群剃了光頭的“潘克”們玩在一起。前些日子，孫女又執意收養了一隻流浪小狗，老太太雖常常為孫女而苦惱，但在偌大個莫斯科，她也隻有同孫女與小狗相依為命。一天我剛從布拉格日斯卡婭地鐵站走出來，就遇到老太太和她的孫女。老太太換上一件樣式陳舊卻洗刷得十分潔淨的呢大衣，戴一頂毛陸茸茸的厚呢帽，皮靴也是剛擦試過的，看樣子像似要到哪裏作客。
“去看朋友？”我問。
“是的，我們在等您。”老太太回答。
“為什麼要等我？”
“難道您不是一位好朋友嗎？”老太太回頭望望她那穿人造海龍絨短大衣和厚呢短裙的孫女，“今天我們要送給您一個小小的禮物。”
我正感詫異，姑娘已把一個圓麵包托到我的眼前。
“這是一種士耳其麵包，奶奶要我從市裏買回來的。”姑娘說，“送給您。”
我接過麵包，問：“為什麼？”
“今天是個節日。”老太太矜持地說。
“您沒有看到奶奶把獎章和紀念章都掛起來了嗎？”
胡娘眨眨眼，提醒我道。
我猛然想起近幾天的電視節目，試探著問，“是莫斯科保衛戰勝利日吧？”
“祝賀您，祝賀您。”我握握老太太和姑娘的手，仔細看了看老太太胸襟上的獎章和紀念章：一枚勇敢獎章，另外三枚是莫斯科戰役紀念章、庫爾斯克戰役紀念章和奧德河戰役紀念章。我不禁對老人肅然起敬，急忙把她與她的孫女讓到街邊花輔的長椅上坐下，並從花攤上買了兩束花，鄭重地送到她們手裏。
“現在大概沒有誰會為這個日子送花給我了。”老太太傷感地說。
“人們不會忘記偉大的莫斯科保衛戰的。”我安慰她道。
“忘記不忘記對我都不重要了。”老太太望望孫女說，“那一年我就是她現在的年齡，１７歲。我與同學們是唱著一首歌首上戰場的……”
老太太陷入沉思。停一會，她輕輕地唱起來：
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
穿好軍裝拿起武器。……
“這是《共青團員之歌》，”我說，老太太點點頭，我隨著她繼續唱下去：
青年團員們集合起來踏上征途，
萬眾一心保衛祖國和。
我們再見了親愛的媽媽，
幸福的星會照耀著我們，
再見吧媽媽，
別難過別悲傷，
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歌聲因老太太哽咽而中斷。
“那一年我與我的同學戰鬥的地方在莫斯科南部。也許就是現在我們眼前的這一片地方。”老人回憶著，“那時城市還沒有延伸到這裏，還沒有這條基洛夫格勒大街。許多同學在這裏倒下，我算幸運，隨紅軍一直打過奧德河。勝利後當我走過莫斯科大街，我會常常想起這首歌，她像又看到一隊隊年齡同我相仿的年輕人從街上走過。他們唱著歌，穿著不合身的軍裝，背著不習慣的背包從大街走上戰場。……”
我與姑娘靜靜地聽著她的述說。
“這是一首十分沉重的歌。唱著這首歌，你就會感到肩上沉重的責任。‘再見吧媽媽’，可我們心裏都在說，‘為了祖國，媽媽，永別了’。您知不知道，多少青年唱著歌與母親告別，但從此沒有回來，再見，沒有再見！”
老人啜泣起來。
“我知道，我知道，”我說，“１９５０年朝鮮戰爭爆發，我與千萬個中國青年都唱過這首歌。那一年冬天，這首歌像火一樣燃燒著中國大地，唱著這首歌的許多中國青年，從戰場上也沒有再回來。”
從這次談話之後，走在基洛夫格勒大街上，我耳邊常響起《共青團員之歌》，我常看到整裝待發的隊伍，……我知道這是幻象。在現實中我看到的卻是胸前掛著多種獎章和紀念章的躑躅在街頭的老人。
風雪仍然不斷侵襲著其洛夫格勒大街。
老太太是堅強和樂觀的。有時我停下來買她的麵包，順便說幾句安慰她的話，她卻反而安慰我說：
“夏天快來了，夏天快來了。您放心，一切都會好的。”
夏天來了，又能怎樣呢？
夏天來了她可以到她的別墅去。
千萬別誤會，不要把老太太的“別墅”與達官貴人們、“新俄羅斯人”們的別墅混為一談。蘇維動亂時代，老太太家同莫斯科７０%的人家一樣，在郊區分到了一塊土地，並在上麵蓋了一座簡陋的木頭房。這種“城外的木頭房子”，被人們稱作“達恰”——別墅。俄文中“別墅”的意思是“郊外避暑的地方”，這是俄羅斯根深蒂固的莊園文化的一處發展，與通常理解的別墅不是同一概念。８０年代後，物資匱乏，物價高昂，許多莫斯科居民利用“達恰”的土地生產蔬菜、土豆、水果，用來養活自己。像老太太這樣的年老婦女，一到四五月間，就忙著在廚房、窗台育苗，青椒、番茄、土豆的幼苗，綠瑩瑩地生長在一個個木盒子裏，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培栽的“盆景”呢。接著是整個夏天與秋天，留在“達恰”侍弄這些有關“國民生計”的作物，希望有一個好收獲。老太太盼望著夏天就是這樣的一個夏天，老太太要去的別墅就是這樣的一個“別墅”。那不是帝俄時代貴族的別墅，不是蘇維埃時代的政策別墅，也不是“民主時代”新貴們的別墅。聽說，總統葉利欽可以享用多座別墅，其中羅斯別墅，占地就有１.３萬公傾。政要紹辛除了借私有化之機買了幾座位於伊利英斯科伊一帶的原屬政府的豪華別墅，又花去２００萬美元建了兩座別墅。作家索爾仁尼琴不甘落後，在風景最為秀麗的莫斯科河上遊銀色鬆樹林對岸，建了一座帶塔樓的別墅。那些寡頭新貴們就更有“氣魄”了，他們不僅大建附有網球場、遊泳池的豪華別墅，還在他們的新貴別墅區建了一座高大的紀念碑，形式與大小類似於莫斯科市裏的宇航紀念碑。走在基洛夫格勒大街上，我常想起孟夫子的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如果君象征權勢的話，千萬年來有誰把自己手中的權勢看輕了呢？有幾個不把權勢變成特權呢？但是，不管以傳統名義、以革命的名義或以“民主”的名義，如果將勞苦人民肆意作踐，總有一天大地還要湧起《國際歌》的怒濤的。
我離開莫斯科時，老太太還沒有等到夏天的到來，還沒有去到她的“別墅”，還站在布拉格日斯卡婭地鐵站的出口賣她的麵包。
這使我久久不能忘記基洛夫格勒大街的風雪。……
我常常聽到從大街飄過來的遙遠而又遙遠的歌聲。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６日
【注】
①全書年代未標明世紀的，均為２０世紀的年代。
這裏沒有紀念碑①
從紅場向北走進高爾基大街（現改名為特維爾斯卡婭大街），你會看到兩旁樓宇的牆基，均用巨大的赭色花崗石砌成。赭色石牆高數公尺，綿延連接大半條街，堅實穩固，蔚為壯觀。俄羅斯的石料與石匠聞名於世，但這些石頭卻是舶來品，主其事者，希特勒也。
１９４１年冬天，希特勒調集８０個師圍攻莫斯科。這個不可一世的叫囂著要建立千年王國的瘋子，不單運來發動進攻的炮彈，還運來大批赭色花崗石，打算於攻陷莫斯科之後建立一座紀念碑，以紀念他的“不朽功勳”。蘇聯紅軍與與蘇聯人民予狂妄的敵人以英勇反擊，敵人被殲３０萬，狼狽潰退，留下這批赭色花崗石，成了一個曆史笑料。幸好戰後重建莫斯科時，這些石頭排上了用場。
拿破侖的命運似乎比希特勒好些。１８１２年冬，拿破侖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煙霧彌漫的莫斯科，並把克裏姆林宮裏為沙皇舉行加冕和登基大典的多棱宮改為馬廄，以示他的勝利與統治。但他在莫斯科隻停留了一個多月，就淒淒惶惶地敗退而去，揮淚告別陷於凍餒中的將士，獨自渡過涅曼河，先行回到巴黎。莫斯科成了拿破侖的了恨天、傷心地，當然他來不及在那裏建造紀念碑。
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人經過許多次戰爭——同瑞典人的戰爭，同土耳其人的戰爭，同法國人和德國人的戰爭，也出了像蘇瓦洛夫、庫圖佐夫、伊萬?蘇薩寧、卓婭、馬特洛索夫等等代表俄羅斯人英勇無畏氣概的英雄，便最為慘烈的莫過於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的衛國戰爭。麵對軍事博物館的一張統計表，我的心猛烈地顫抖起來：在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共犧牲２９００萬人，其中犧牲在戰場上９００萬人。這是何等巨大的犧牲！那時，整個蘇聯還不足２億人，犧牲２９００萬人，其比例就是１５%！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希特勒發動突然襲擊，蘇聯人民在戰事失利的情況下沒有畏縮，２０天內５３０萬人應征上戰場，３個月內１３００多個企業由西部遷移到烏拉爾以東，把生產轉入戰時軌道。在衛國戰爭最激烈的了階段，蘇聯有２０００萬人在戰場上。這就是為什麼５０年後的今日，俄羅斯人的男女性別仍然失衡，為什麼莫斯科有那麼多老太太和單身女子獨居，為什麼有形成風氣的如電影《秋季馬拉鬆》那樣的社會悲喜劇。為戰爭的勝利，人民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
３月的一天，中國專家、莫斯科大學柏依束教授聽說我準備回國，來探望我。她是５０年代莫斯科大學的高材生，幾年前回到母校任教，對莫斯科極熟悉。她問我這兩個月都到莫斯科哪些地方，我一一告訴她，她想了想說：“還有一個勝利廣場你該去看看。早聽說那邊在修一座勝利碑，要在明年５月９日衛國戰爭勝利５０周年紀念日舉行揭幕典禮，現在可能已基本修好。可以去看看。”
我年輕時，讀了許多描寫蘇聯衛國戰爭的小說和紀實文學，如《青年近衛軍》、《日日夜夜》、《寧死不屈》、《恐懼與無畏》、《真正的人》等等，深受感動，往往心飛神馳，用聯想繪出一幅幅畫麵，與主人公一起感受著艱辛與悲壯。不是常常是蹩腳的，即至置身在俄羅斯的山川與人民中間，才真切地領受了那些文學作品描寫的氛圍，對主人公的音容笑貌、崇高心靈倍感親切。我好像同他們一起經曆了場戰爭，因此我對標誌那場戰爭勝利的紀念碑，很有興趣。
按柏教授所說，一路問去，找到了勝利廣場。
勝利廣場在庫圖佐夫凱旋門與波羅金諾戰役博物館之間，是個麵積曠蕩地廣場，從廣場向南望，穿過一片廣袤的雪原，可以望到列寧山上莫斯科大學的主樓。雪堆起伏著擁向列寧山，大樓像雲海中浮蕩的玉宇仙閣。廣場的東麵是市區，北麵被一條大道割斷，而西麵，在陳列館背後是疏疏密密、漫向遠方的樹林。廣場上看不到什麼建築，滿地融冰和殘雪，幾乎沒有人跡。
我踏著冰水雪泥走向廣場中心，隻看到一些花崗岩砌成的花壇似的方形矮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３０日，蘇聯紅軍把紅旗插上德國國會大廈的樓頂，５月８日，德國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蘇聯政府把５月９日定為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１９９５年５月９日是戰勝德國法西斯５０周年，葉利欽政府宣布，１９９５年勝利日仍然是要隆重慶祝的，勝利碑的揭幕典禮仍然是要隆重舉行的。
即使沒有紀念碑，俄羅斯人也不會忘記那場戰爭。凡同我交談的人，隻要提到那次戰爭，都會麵帶悲戚地談起在那次戰爭中為國捐軀的親人。在地鐵站和園林裏，常會看到一些雕像與小型紀念碑，記述那次戰爭的光榮與犧牲。
一天我和友人在一個中國留學生的住處聚談。房東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我們都叫她“巴布什卡”（老奶奶），她很高興，請我們喝茶，拿出她做的果醬和烤的圓麵包請大家吃。談起莫斯科保衛戰，她說那一年正遇上她生小孩，不能上前線，隻能到郊區挖戰壕，風雪中，從早到晚一天挖十幾個小時。她的幾個親人在戰場上犧牲了，她現在住的街區原先是效野，是當年激戰的地方。她指指窗外莫斯科河一個轉彎處，說那裏從前是個煉油廠，德國人向它進攻了一個多月，始終未能奪得它。但保衛煉油廠的紅軍大都犧牲了。
“你們看，在花圃中間有座紀念碑。”仔細望去確有座灰白色的紀念碑。碑基上半蹲著一個肩扛反坦克炮的戰士塑像。
“每縫勝利日，附近許多居民就會買些鮮花獻上。”老奶奶補充道，“雖說這幾年生活艱難，鮮花很貴。”
軍隊在俄羅斯是受到尊敬的。與西歐的城市不同，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可以看到許多軍人，從士兵到將軍，從坦克兵到工程兵，各個兵種、各色軍服一應俱全，不停地在街上流動展覽。俄羅斯兵種繁多，外國人是弄不清的，隻感到他們服裝筆挺，軍容嚴整，確有軍威與風度。軍人待遇好，這是個曆史傳統，據說一個校級軍官的待遇，高過一個大學教授。一個雪天，我在和平大街排隊買蛋糕，一位中校軍官開車過來，優先買了兩盒，然後走回車旁，把蛋糕交給後座上的夫人。排隊的老百姓看著他們，不無羨慕之色。在當前困難時期，一下購兩大盒蛋糕，算是很“闊氣”的了。冷戰結束後，為了得到西方的經濟援助，俄羅斯大量削減常規軍事力量，軍人的日子也不好過。西方的援助停留在口惠而沒有實惠的會議桌上，引起了軍人的不滿，為了減少開支，製止通貨膨脹，雖利欽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不得不再次作出裁軍決定：１０月日之前，將軍隊由現有２２０萬裁減到１５０萬，裁減到國防部長格拉喬夫所說的“保證安全”的２００萬以下。
走在街上，繁多的兵種雖弄得人眼花繚亂，但大多數兵種的帽徽或其他徽誌中間仍鑲有鐮刀斧頭的圖案。在電視中看到，國旗改了，許我兵種的軍旗未改。這說明曆史的慣性力量在軍隊中比在其他領域更為牢固。軍隊更不願忘記他們那血染的光榮。軍人和老百姓的關係一般是好的。我很少聽到對軍隊不滿的議論，隻是去年“十月事件”②，軍隊炮轟白宮，在老百姓心中留下了陰影與傷痕；在軍人心中也留下了痛苦的重負。但這尚不會割斷軍民之間在衛國戰爭中培育起來的血肉聯係。
那一天我在積雪泥濘的勝利廣場上久久徘徊，５０年的滄桑，５０年的風雪，盡收眼底。曆史像大地一樣，枯榮往複，色彩變幻。但曆史畢竟不是繪畫，塗上的可以抹去；它一筆下去，即刻凝成永恒，更何況衛國戰爭這樣的濃筆重抹！１９９５年，是衛國戰爭勝利５０周年，即使這裏看不到紀念碑，但衛國戰爭的英魂精魄，仍繁衍在血洗的大地上。
１９９４年８月
尋找保爾?柯察金
莫斯科的春天來得遲，已經是4月了，還是斷地續地下著雪，難得遇到一個晴天。臨回國，我想再去新處女地教學墓園（又譯新聖女教堂墓園）一趟，幾經推延，總算選擇了一個真正的好天氣。這天，天空藍得透明，溫柔的陽光擁抱著大地，從教堂的圓形鎦金塔頂放射出的光芒和著柔風飄下來，連風兒似乎也染上光亮。春天終於來了。但墓地的老白楊依然沉默地麵對教堂的紅牆，冰封玉裹，頭顱高昂，將尚未吐出葉苞的枝椏伸向大海般的藍天，毫不理睬人間的冷暖和季節的變化。
我站在墓園中間，看著一排排殘雪斑駁的墓碑。
我曾經兩度訪問莫斯科。一次是在蘇聯解體前夕的1990年秋，一次是在炮轟白宮的“十月事件”發生之後不久的1994年春。前一次，我看到蘇聯走向自我否定的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失控景象；後一次，我看到了經過“民主洗禮”的俄羅斯人民的茫然與困惑。1994年我在莫斯科逗留了幾個月，作為局外人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國家巨變帶給社會各個方麵的震蕩與變化。這時，新處女地墓園即使不是莫斯科唯一寧靜的地方，也是莫斯科最寧靜的地方。這裏埋葬著俄羅斯的過去，埋葬著俄羅斯曾經有過的輝煌，一頁頁激蕩著光榮與呼喚的曆史在這裏靜息了。
這座墓園真可謂“名人薈萃”之地。果戈理、契訶夫、柴可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赫魯曉夫、圖波列夫、斯大林的夫人阿利盧耶娃和許多元帥、將軍、科學家、藝術家，都在此安息。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H?A?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碑也矗立於此。
1994年3月我第一次來到墓園，遇到一個陰冷欲雪的天氣。我走上緊鄰堂的一條墓道，轉過阿利盧耶娃墓，突然看到奧斯特洛夫斯基墓，不由停住腳步，久久佇望著。阿利盧耶娃墓上有一尊白色大理石半身雕像，用玻璃覆蓋；奧斯特洛夫斯基墓上是一塊巨大的黑色大理墓碑，呈長方形，橫置，上麵除鐫記得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姓名與生卒年月外，還在左下角處鐫刻了一柄微彎的馬刀。阿利盧耶娃與奧斯特洛夫斯基是同代人，雖然他們的經曆不同，結局不同，但他們都為同一個理想忘我地奮鬥過，如今這一白一黑代表的純潔和堅強，就是他們留給世人的共同遺產了。
阿利盧耶娃與奧斯特洛夫斯基墓前都有鮮花，不知是誰擺放的。雪，3月的莫斯科的雪，紛紛揚揚地飄落在花束上，給百合的玫瑰包上一層白絨，白絨呈放出晶瑩的閃光，像似保爾?柯察金馬刀上舞動的絛穗。我與同來的陳老師和達莎在墓碑前站立良久，不約而同地想起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雖然我們以年齡而論幾乎是三代人。
“這裏埋葬著保爾?柯察金。”我說。“
“……和他年輕的繆斯。”達莎模仿著普希金詩句的口吻，先用俄語後用漢語半開玩笑接道。
“不，和他的馬刀。”陳老師突然嚴肅起來。“他為工農解放戰鬥過，砍殺過，因此他與繆斯同在。”陳老師50年代畢業於莫斯科大學，他用俄語同達莎交談著，聲音有些激動。
新雪下麵被遊人踩過的積雪凍成了冰，路麵很滑。我們攙扶著陳老師在縱橫交錯的墓道上小心翼翼地走去，陳老師不時給我們介紹一些墓中人的生平事跡，我們也不時因為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墓中墓碑而發出讚歎。
由於下雪，才午後四時許，天色已黑。回到住處，那些墓碑像發黃的史頁不停地在眼前翻動，翻到奧斯特洛夫斯基一頁，停了下來。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的書，深深地感動過我……
1949年7月，一列鐵悶罐車由隴海鐵路緩緩轉向平漢路。這列火車上坐的主要是中共中央華中局機關的工作人員和第四野戰軍總醫院的醫務人員。列車由開封出發，由於敵機轟炸與道理遭到嚴重破壞，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七夜才走到目的地武漢。當年我就坐在這列火車上。機關的一位負責人是老區的“生產”裏手，聽說武漢的鹽比開封的鹽貴，出發前特意去買了幾百包鹽裝上車，打算讓他的“生產“在武漢狠賺一筆。7月流火，遇到下雨，人們還受得住，遇到大太陽，就難熬了，何況擠在車皮炙手的悶罐車裏，還要坐在鹽包上呢。幸好經常停車，車一停人們就急忙跳下，或找片樹陰納涼，或找個小河溝擦臉，我卻往往呆坐不動，因為我的膝蓋上有一本正打開的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1934年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由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據說，我國於1973年6月即有段洛夫和陳非璜的譯本，1942年上海新知書店又出版了梅益的譯本。梅譯本後來在我國流傳甚廣，1949年6月我在開封北書店街新華書店購買的就是由中原新華書店出版的這個譯本。書的紙質很差，因此書很厚。當時尚沒有人向我們推薦這本書，因此同誌們看到這本厚書都感到驚訝，“怎麼看這麼大部頭的書呢？好高騖遠麼！”甚至有人誤以為這是一部講煉鋼技術的書。不管別人說什麼，很快我就被書中的情節吸引住了。保爾?柯察金的種種近乎奇遇的經曆，比如往神父的麵團裏撒煙絲，與林務官的女兒冬妮婭相愛 ，猛揍紉絝子弟維克多，偷手槍，與老板打架，救朱赫來，揮刀殺敵負傷，不計個人生死在泥濘中修築鐵路，以及雙目失明後用紙板做成框格進行寫作等等，在在都令我神往。我和我的同伴們大都與保爾的年歲相仿，我感到保爾就在我們中間，就在沿著路基向南急步行軍的戰士中間，就在扛著枕木向被敵機炸壞的橋染飛跑，壘起枕木作橋墩，搖著紅旗讓列車從剛修複的橋上通過的年輕工人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