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位體委主任練的是啥功呀？”
“喲，卓雲（我父親的字）兄，”那老者一抬頭，看是我父親，急忙走上前握手，“身子好點了吧？看樣子還行，多走動走動。”
“漢生，你過來，”父親喚我上去後說道瞎，“這是你範老伯。”
“範老伯。”我恭敬地叫了一聲。
“我是範紹曾，就是《侍衛官雜記》裏寫的那個範紹曾。哈哈哈……”
父親也笑了，說：
“行，你這麼樂觀，不拍梧桐樹也能活百歲。”
走過去之後，父親告訴我，範紹曾老伯起義後幾經調整，“文革”前是掛名的河南體委主任，“文革”一開始就徹底靠邊了。
一次在花園路口遇到張軫。張軫身材粗壯，聲音洪亮，他說我很像父親，和父親年輕時一樣。他與父親是２０路軍的老同事，當時兩人不和，老來卻恩仇皆泯，相互憐惜起來。
“聽說你很忙，是不是？”父親問。
“忙，是忙，搞外調的從早到晚不斷。”張軫說，“我讓他們排隊！”
“你還是省主席呀？”（解放前，張軫曾任河南省主席）父親開個玩笑，“要人家拿籌會客嗎？聽說你還拍桌子罵人？”
“我罵我自己不會說假話。本來嘛，向我調查是為了弄清問題，我說事實他們不滿意，說我不老實，非逼我寫假材料不可，你說我該不該發火拍桌子？”
平日父親很少說話，他常雙手拄杖立在門口台階上看門旁的兩株蘋果樹，一看就是半天。這兩株蘋果樹是我家剛搬來時，他同母親兩個人栽的，現樹冠已經很大，早幾年就結果子了。聽母親說，過去每年春天，父親就要修枝、施肥、他病後就沒法管理了，所以今年結果很少。他除了上廁所和看病之外，偶爾也到院子裏走動，遇到人都同人家打招呼說“吃飯啦”、“下班啦”之類簡單又簡單的話。一次看到腰彎成曲尺形的閻濟民拿個尿壺艱難地一步一步挪動著到廁所去倒尿，他喃喃自語道：“他太慘了！”幹枯的眼球蒙上一層淚水。閻濟民原是新６師１６團團長，我父親任民建國軍第１軍軍長時，閻升任第２師師長。在民主建軍“叛變”是事出有因的。他拒不承認強加給他的罪名，直到“文革”前夕才被釋放，安排到河南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來。在我家後麵住了一個政協夥房的大師傅，政協成立領導小組時，硬把他結合了進去，算是我父親機關裏的領導了。每次遇到我父親，大師傅都要問問我父親的身體情況，我父親向他問問機關裏的情況，他們的對話很有意思。一次我父親問他，機關裏在忙什麼，他說，“沒什麼忙的，還不是學習？我還幹我的老本行，老先生還坐在學習室裏念報紙。”
“都學些啥呀？”父親問。
“這幾天在學習‘楊傅餘’。”大師傅答。
“誰叫‘楊傅餘’哪？”
“這我就說不清了。要我說豆腐魚我倒能說出個丁卯。”大師傅笑著，“反正是剛挖出來的，新鮮熱辣，說是藏得很深。”
“那可不容易學呀！”父親說。
“那是，那是。”大師傅點著頭。
父親看我寂寞，沒有書看，一天上午忽然說：“漢生，我帶你去看看你石老伯。”石老伯名乃紹也是政協的人，住的同我家隔幾個門口。一進石老伯的房，父親說：“老先生，俺漢生來向您借幾本書看。”石老伯是個矮小幹瘦的老頭，忙扶扶黑邊大眼鏡，從一張破藤椅裏站起身，“拿吧，拿吧，還借什麼。反正這些書對我都沒用了，我這輩子不會再看它們。”石老伯有兩大櫃子書，我從中挑了一本《希臘古代史》。父親主勸串門，這是唯一的一次。
父親告訴我，石老伯是他們這一群人中最有學問的一個。他在法國留學時與周總理相熟，後來回國參加了民社黨。民社黨參加蔣介石政府組織的國民代表大會，他堅決反對，他是民社黨湖北省委主委，帶領民社黨湖北省委退出民社黨，此舉曾轟動全國。
在省政協駐會的老先生中，同我父親來往密切的是劉希程老伯。劉老伯比我父親小幾歲，他常開玩笑說，他是這群人中的“青年”，機關也把他當“青年”使用，比如拉架子車送病人之類的重活、急活就得由他來幹。他是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曾當過孫中山先生的衛士，參加過“八一”起義，由於他伯父是國民黨元老的關係，後又回到國民黨的軍隊裏，抗戰時任軍長。他性格開朗、和善，幾乎每天都來看我父親。他家在後麵一排房住，門口正對我家窗口，他常常下班捎一張《參考消息》，從窗口遞給我。有時繞過來，進屋同父親說說話，談得最多的是學習室裏的情況。
“今天誰回學習室了？”父親問。
“回得有一半吧。”劉老伯接著說出幾個人名來。
“學得咋樣啊！”
“老樣。”劉老伯慢條斯理地把學習室的風景描繪一番：某老頭鼾聲如雷，某老頭口水漢了一尺長，軍代表大皺眉頭，權當聽不到，看不見，繼續叫人念報紙。
“你哪？沒睡一會兒？”
“我不敢呀？我‘年輕’啊。”
說到此，兩個老頭大笑起來。這是父親最開心的時候。
父親最親密的夥伴是我妹妹的五歲兒子小棟。小棟長得胖乎乎的，很好玩，整天與父親為伴。隻要小棟在身邊，父親臉上諔有悅色。一會兒不見小棟，他就拄杖走到門口，大聲叫：“棟！棟！”後來全院的孩子都學父親呼叫小棟的喊聲。
１９６９年我在幹校患病，回鄭州治療了五個多月。這是我一生同父親在一起時間最長的一次。父親的身體比一年前又差了許多。他經常一個人悶坐，半天不語。母親把飯做好，裝好飯放在他麵前，叫他吃他就吃，不說要他吃他也就不動筷子，一點脾氣沒有。有時候母親同他講話，他好像聽不到，母親常常苦笑著說：“看這老傻子。”我看到父親這樣，心中一陣悲涼。
我喜歡問他過去的事，他斷斷續續地講一些。一天晚上圍坐爐邊，他望著火苗沉默了好久，忽然說：“漢生，我從頭給你講講吧。”從這一晚開始，他在爐邊給我講了許多個晚上。
他的思維基本上還是清楚的，我提到的問題，他大都能給以清晰的回答。我問了許多他在延安的事，譬如他的入黨經過，他同中央領導同誌的接觸等等，他都能記得起來。
有一晚我容錯碼然向他提出一個在我心中懸疑多年的問題，我說：
“爸，我們父子之間說夫鬹話，你告訴我，你起義後是不是想過‘叛變’，是不是又同湯恩伯取得了聯係。”
父親閉上眼久久沒有說話，嘴角慢慢浮起苦澀的笑，輕輕籲了口氣。
“欲加之罪啊！”他十分平靜地說。“我同湯恩伯的關係是比較密切，但邯鄲起義後，我同他沒有聯係。老鎮嵩軍的將領後來一直還能在軍隊中走動的隻有三人——劉茂恩、武庭麟和我，劉茂恩是靠蔣閻馮中原大戰的倒戈，扣押萬選才，取得了蔣介石的信任；武庭麟靠劉茂恩，我確是靠湯恩伯的幫助。湯恩伯認為我對他有救命之恩。１９３２年１月，湯恩伯的第２師在潢川一帶被陳賡部擊潰，湯與師部被圍，我帶著２２８旅增援，在一個河邊，正遇王仲廉、鄭洞國兩旅潰散過河。王、鄭見到我，告訴我說湯師長還被紅圍困在河那邊一個寨子裏，求我解救。我立即率部隊反攻，並要王、鄭兩旅長整理他們的部隊跟上來。此時紅軍已撤，我很輕易地給湯恩伯解了圍。第２師戰敗，蔣介石震怒，湯恩伯急於趕到南江彙報。天下著雪，沒有交通工具，我就叫馬夫套車，用我的轎車把湯恩伯送到潢川車站，湯恩伯感激不盡，這就是我同湯恩伯交情的淵源。抗戰初期，我任湯部８９師獨立旅旅長，同他一起參加了台兒莊會戰和瑞昌會戰。以後湯的官做大了，對我確實有不少關照。這些都是往事了。後來我來到共產黨這邊，劉茂恩去到台灣，武庭麟解放後被槍決，各走各的道了。我到了共產黨這邊，還要同湯恩伯聯係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９日，邯鄲起義一周年前夕，我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向全國同胞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獨裁專製發動內戰的罪行。難道我不能留有後路嗎？”
他說，共產黨真能教育人，改造人，邯鄲起義一年多，他的思想有很大轉變，加上中央領同誌對他的關心，很看得起，他是真心參加共產黨，想好好幹，為革命立功。他是在延安交際處入黨的。介紹人是申伯純、金城、周子健。他遞交入黨申請書後，朱總司令代表黨中央、饒漱石和安子文代表中央組織部分別同他談話，楊尚昆同誌主持支部大會討論通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分別簽字同意，中央批準。延安撤退後他到了山西興縣賀龍司令部，為什麼急於回晉翼魯豫邊區？就是想“表現”，想過黃河組織隊伍，配合陳賡同誌在河南戰鬥。不料進入晉冀魯豫邊區就蒙冤係獄。
我問到他對每個中央領導同誌的個人印象，他說朱總司令是忠厚長者，周總理熱誠幹練，彭德懷同誌是一位模範的革命軍人。
“毛主席呢？”我問。
他拿起火鉗顫顫巍巍地去夾燒紅的煤塊，沉默良久說：“你要我用一句話來說我說不準。隻能說是偉大吧。不過，大家都這樣說，這不能算我的個人印象。”
“我們參觀團的人最怕彭老總。”他說。
“為什麼？”
“他不苟言笑，處處表率，所以都敬畏他。”父親又說“他給我們講《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上課最多。”
“為什麼他給你們上課最多呢？”
“在延安他是個大閑人嘛。”父親看著我吃驚的樣子，笑了。
“他怎能是個閑人呢？”
“唉，百團大戰之後他就閑著了，直到胡宗南進攻延安，他主動請纓才又忙起來。延安撤退前，毛主席曾找我談軍事部署，我們兩萬多人對付胡宗南的１７個旅，當時我真沒有信心。後來事實教育了我，我服了，我佩服毛主席的戰略眼光和彭總的膽識。”
談到抗戰，父親用火鉗敲敲鐵皮煤爐，揚起頭長長地噓了口氣，悲憤地說：“說我什麼都可以，說我不抗日就是不行！龐炳勳、孫殿英投敵了，我不投敵，怎能把漢奸的帽子往我頭上戴？‘八一三’戰役，我以最高軍事委員會參議的身份指揮二十路軍７６師２２８旅守衛常熟虞山，我旅與敵人拚刺刀拚來拚去，一天就傷亡一千多人，我也沒有想活著下山同。二十路軍倒在淞滬戰場數千兄弟，哪一個不是為國犧牲的？”
我問及他由京回汴後的遭遇，這是他最不願意談的。隻談“過五關”，不說“走麥城”，大概人都有這種狹隘心理。好像這一段是他一生曆史中最蒼白的一頁，他感到無話好說。
“在開封辦麵粉廠失敗後，可以說是逃債吧，我跑到陝西，那時張鈁在西安住，我想向他要幾個錢，在二十軍時，我曾向他辦的觀音堂煤礦投過資。他給了我幾百元，不頂用，我又去到蘭州，跟著民眾劇團活動。一次從蘭州到西安，出站時軍警檢查行李，我帶了個旅行袋，本無任何違禁物品，隻因河南那邊的事心煩，我趁檢查人員不注意走了。這一下惹出麻煩，軍警把同我一起的一個朋友扣下。那天晚上我在一個小旅店裏一夜未眠，心想我範龍章一輩子沒有辦過這樣不義氣的事，再大的事自己當，不能連累別人。第二天一早，我跑到西安市公安局門前，吵著要公安局放昨天在車站扣留的那個人，我說我是範龍章。公安局門口值班的人被弄得莫名其妙，看我這個人有些氣派，就打電話向局長彙報。局長是從延安公安局來的，聽說過我，就要值班的把我讓進會客室，他馬上出來。接著他打電話向市委彙報，市委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彙報。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同誌接到電話，指示公安局把我送到西北局交際處，並查詢我朋友的下落，也立即送到交際處。我到交際處剛坐下，習仲勳，馬明方同誌就坐車來了。我同習仲勳同誌在延安相熟，老朋友見麵，習仲勳很熱情，拉住我的手說‘真相不到在這裏見到你，你是怎麼來到西安的？我以為你一直在北京呢？’我不願意詳談，隻歎氣，說，‘仲勳同誌，不多說啦，你讓我和我的朋友走吧。’習不同意，說，‘老朋友幾年不見，怎能一見麵就要走呢？’馬明方也勸留。習仲勳耐心開導我，安慰我，我才把撤離延安後幾年經曆原原本本說了一遍，他也歎口氣，很同情我，但嚴厲批評我不該離開北京，離開組織，說現在不同你過去闖蕩的時候，離開組織，寸步難行。他要我回河南，說那點債不算什麼，他同河南那邊打個招呼。我不回，我感到太沒有麵子。習仲勳無奈，隻好勸我說，‘不回河南也行，就在交際處住著，不要再東走西走，你看這對組影響不好。’”
於是，父親一直住在西北局交際處，習仲勳找他談心，說如果你不願回河南工作，就在西北軍政委員會工作吧，他不幹，說：“我要工作的話，就留在北京了，何必跑到這裏。”大家知道他的性格，不同他計較。後來就給他掛了個西北軍政委員會參事銜。到１９５３年，河南省開人民代表大會，省府秘書長何芸生找我母親，要我母親同他一起到西安去，總算把他勸了回來。至此，他才正式到河南省政府參事室工作。回河南後，有一段時間他的熱情還是很高的。
１９５７年整風，領導動員來動員去要他們向領導提意見，他說沒什麼意見好提，領導說沒意見不行，一定要提意見才是愛護黨，才是向黨交心。於是參事室的老先生們拿著大蒲扇坐在院裏樹下想來想去，說了參事室副主任對人態度不好等一些雞毛蒜皮的意見，父親還說了陝北戰役，起初他對毛主席的部署有懷疑，後來事實證明毛主席正確等一些話，不料這就構成了攻擊領導及懷疑毛主席的“反黨罪行”（河南參事室保存有材料），作為劃父親“右派”的根據的一個記錄，如今仍在，看後真令人啼笑皆非。被錯劃“右派”後，父親真可謂是心灰意冷。
不過他這個人好勝，不甘落人後，不願別人吃虧，所以在接受改造時，他勞動表現好。聽母親說，他經常拉很重很重的煤車， 從鄭州街頭走過，任憑烈日曬，也很少戴帽子，毫無“破帽遮顏過鬧市”的那份慚愧。他雖說是窮苦出身，但養尊處優年數多了，開始拉車， 往往肩膀磨破，血水與襯衫粘在一起，晚上回來就用溫水把粘連部分濡濕，衣服才能脫下。母親說：“你不會少拉一點。”他說：“我要少拉別人就得多拉，反正大家的任務得完成。”１９６９年我同他談起我被劃為“右派”到海南農場勞動的艱苦情況，談到開荒，談到深翻，談到硬是把土肥料一車車從這裏搬到那裏，他笑笑問：
“漢生，你一車能拉多重？”
“三四百斤吧。”我答。
“嘿嘿，”他笑兩聲，很自豪地說，“我一車拉過７００斤。”
１９７２年春節前夕，我在英德東風幹校請一位五七戰士給我理發，準備回廣州度假，學員們正圍著我開玩笑，事務長走過來問：
“你準備今晚回鄭州嗎？”
“不是，回廣州。”我說。
“聽說你父親病逝了，指導員剛才接到電報。”
我找到指導員問明情況，請了假，立即到河頭車站爬上一列北上的春節期間臨時加開的簡易列車。車廂是貨車，隻有幾個農民模樣的乘客，或蹲或坐，默默不語。夜裏，車到終點站韶關，我下車後在候車室等了幾個小時，淩晨搭上１５次特快。那一天是年三十，車廂裏沒有了往日的擁擠與喧嚷，鐵路上的宣傳隊在因廂裏表演節目，乘客大都是趕回家團聚的，一處節日歡快的氣氛在蕩漾。我依著窗口，窗外的景物中時時閃出父親的富有生氣的豪爽的和蒼老的麵容，隨著年代的更替，父親不同的麵容在交替著，又不時集中到一點上，就是父親的死，父親的喪事和孤苦的母親。
我到家已是春節。家裏隻有母親和妹妹戰利。晚上，在蘇州工作的弟弟漢忠也趕回來了。
由於臨近春節，機關的負責人已把喪事快辦了，所以我和弟弟都沒有看到父親的遺容。妹妹說，開了追掉會，有十幾個人參加，機關還送了一個花圈。
父親逝世，總還算有一個花圈送行。
母親總是重重複複對我和弟弟說：
“今年真冷，你爸看病太困難，出不了門口。晚上睡覺，把熱水袋放在他腳邊，他仍說腳像掉了一樣，沒有一點感覺。這一年，他的病情一天天加重，頭痛得厲害，大便很困難，每到半夜就喊叫。那一晚下雪，我把被子給他好好裹了裹，他一夜沒出聲，第二天早上窗外一片白茫茫，屋裏映得很亮，他還躺在床上。我心想，這老頭安生了一夜，到現在還不知醒。我走過去，掀開被頭一看，他嘴角流血，摸一摸已經沒氣了，我就趕緊喊你劉伯他們。”
母親又歎口氣，像自言自語：“唉，走了也好，活著受罪。今年太冷，我們家養的公雞，今冬每晚都飛到蘋果樹上睡覺，趕它它都不下來。上一場大雪，它凍死在蘋果樹上。蘋果樹枝上都是雪，它身上也是雪，白花花的，但它至死抓住樹皮不放，揚起脖子，像似還在打鳴，但它叫不出聲了。”
聽母親說到這裏，我哭了。我望著那兩棵立在雪地裏葉子落盡的蘋果樹，望著幻想中出現的那隻凍死的沒有人需要它打鳴的曉雞，我哭了。
父親的骨灰盒放在火葬場，我同妹妹買了一朵白花放在他的骨灰旁，寄托我們的哀思。火葬場的規矩，每兩年要交一次保管費，否則火葬場就會將骨灰處理了。所以那幾年我每隔兩年要跑一次位於鄭州西郊的火葬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撥亂反正，父親恢複了名譽，１９８０年７月，河南省政協、參事室為父親開追掉會，薄一波領導同誌發來唁電，滿祭堂的花圈，滿祭堂的淚水，父親骨灰盒移放在河南烈士陵園。這好像曆史已還他以應有的曆史位置，但卻引起我更深更深的悲哀。
父親的一生是部波瀾起伏、動蕩不安的曆史。這部曆史包含著巨大的哀痛和矛盾。
所以，至今我還不能說我了解父親。也許這才是我真正的悲哀。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９日
父親的脾氣
父親是個豪爽的人。說到的脾氣，小時候從大人們的敘說中，我朦朦朧朧感到父親是個暴烈的人。他打過那麼多大仗，脾氣不可能不暴烈。這是我的推測。小時候我很少同他在一起生活，對他的脾並不真的了解。１９６９年我因病回到鄭州家中住了五個多月，這是我一生與父親相處最長的一段時間，看到的父親則是一個脾氣平和的老者。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父親突患腦血栓病倒，險些癱瘓。我回家時父親雖能拄杖行走，卻常常悶坐不語。母親把飯端到他麵前，不說要他吃他就不動筷子。看到這情景，母親往往苦笑著說：“看這老傻子。”或說：“這老頭真好脾氣。”
父親每天隻有兩個掛牽。一是他與母親手栽的兩棵蘋果樹，一是我妹妹的５歲兒子小棟。有太陽的日子，他喜歡拿個小木凳坐在門前參階上看蘋果樹，看著看著就會自言語剪枝的事。這一枝該剪，那一枝該剪，他拿起身旁的手杖指畫著。母親說：“剪什麼，你現在還能動剪刀嗎？”父親悲涼地低下頭，“我看老趙又在剪了。”母親笑笑，“他剪他的，前幾年他不是硬將一棵蘋果樹剪死了嗎？”父親無可奈何地歎口氣，“我是不行了，這樹總不剪，不但不不果，還會枯死的。”母親說，“剪死也罷，枯死也罷，反正不就是一個死嗎？”父親急忙點頭，“那也是，那也是。”對蘋果樹他已無能為力，唯有對他的小夥伴小棟，還可以盡心嗬護。他怕在院裏玩耍的小棟跑失，常常拄著杖站在門口大聲呼叫：“棟！棟！”小棟聽到呼叫就不知從什麼地方鑽出來與他打個照麵，然後又像小鳥一樣飛走了。他望著小棟身後撲扇扇的小棉大衣，哈哈笑兩聲。這是他一天最快樂的時光了。
我見他發過一次脾氣。那時候經常有外調人員來家，一次有兩個穿軍裝的年輕人來找他，大概是調查他過去一個部下的曆史。我在隔壁房間忽然聽到茶杯破碎的聲音，趕快跑過去，一推門，隻見父親臉色烏青、又手抖顫地站在桌旁，大聲說：
“我是漢奸？我不抗戰？‘八一三’淞滬會戰我率部死守虞山，我手下的弟兄每天倒下幾百上千，那時你們在哪裏？台兒莊會戰我率部堵截磯穀師團退路，你們在哪裏？我參加瑞昌會戰時，你們又在哪裏？你們為了把別打成漢奸，硬說我的部隊投降過日本人，這行嗎？告訴你們，你們所說的１９４３年龐炳勳、孫殿英投敵‘曲線救國’一事，沒有我範龍章２７縱隊的份。當時新５軍投敵了，２４集團軍部分投敵部分潰散，我率２７縱隊與２７軍一部分，在壺關樹掌鎮與日寇激戰，後孤軍突出重圍，渡過黃河。這麼大的事件，誰不清楚？難道可以胡編亂說嗎？”
兩個年輕軍人被父親的怒火鎮住了，一時手足無措。母親勸他們回去，說老頭子的脾氣暴烈又有病，過幾天再來吧。以後，這兩個年輕人卻沒有再來。
母親將兩個年輕人送出門後，回轉身笑著說：
“這老頭子今日咋啦？咋發這麼大的火呀！”
“說我什麼都行，我頭上的帽子夠多了，不在乎再多一頂兩頂，但說我不抗日不行，想給我戴頂漢奸帽子更不行。”父親餘怒未息地，“都不要認為我如今沒脾氣了！”
“誰敢認為你沒脾氣了，你脾氣大著呢！”母親一麵收拾地上的碎茶杯，一麵打趣說，“他們也活該碰你這個鏽釘子。沒想想我們家的事情就像禿子頭上虱子明擺著，領導上哪點不清楚，還能藏著掖著不成？想抓虱子可以，不要說我們把虱子藏了。”
“是嘛，我在延安入黨是中央直接批的，組織上對我哪點沒有審查清楚？”父親說。
在家幾個月，我看到父親發過這樣一次脾氣。
父親本來是個敢作敢為、很有熱情的人，自１９５７年反右，父親的脾氣大變。聽母親說，那年夏天領導動員政協老先生們幫助黨整風，老先生們再三說沒有什麼意見說的，但領導說不提意見就是不愛護黨，弄得老先生們盛情難卻、進退兩難，拿著大蔳扇坐在院裏樹下一麵拍打蚊子一麵冥思苦想，終於提了些雞毛蒜皮的事，如說參事室副主任對人態度不好雲雲，父親表示附和，為了有個比較，還說在延安的時候，毛主席、朱總司令對他是如何如何的親切關懷。說到毛主席，他興之所至又談起１９４７年３月撤離延安的前一晚，毛主席召他到總部，征詢他對陝北戰役部署的意見。他說他當時不相信我們兩萬部隊能戰勝胡宗南的１７個整編旅，後來事實證明毛主席軍事部署的英明正確。父親從年輕時候起就喜好與朋友聚談扯閑篇，也就是如今的侃大山，常常是直言直語，橫發議論，不料這次卻釀成攻擊領導及懷疑毛主席的“反黨罪行”，被劃為右派分子。當然政協裏不隻他一個右派分子，在樹下拍大蒲扇的那一群老先生基本都成了“煽風點火”者，未能逃脫當右派的劫數。
但徹底改變父親脾氣的不得說“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夏天那場風暴到來後，他看到單位的老先一個個被掛上黑牌戴上高帽，人不人鬼不鬼的，像一個個可怕的夢魘，就突然病倒了。這一病再未恢複過來。母親暗暗對我說，父親是被嚇著了。父親過去打仗很勇敢，衝鋒陷陣，身先士卒。家鄉人傳說，父親每打一仗，脫下上衣抖抖，子彈頭嘩嘩往下掉。當然這是鄉人編造的“神話”。但父親膽子大則是真的。１９２８的曹州戰敗被俘，馮玉祥要殺他，他沒有怕；１９３５年在江西蔣介石撤了他的職，他沒有怕；１９４７年民主建國軍冤案他被係獄７個月，他沒有怕，１９６６年，他可能真像母親所說的好樣被嚇病了。我想弄清這個事實真相，有次從側麵提到這個問題，他隻是低聲說了一句：“士可殺不可辱呀！”話裏含著無限悲痛。
本來父親喜歡結交朋友，半生交遊甚廣，但我在家的幾個月中，卻很少看到他與人交往。除了外調人員，隻有一個人登門拜訪過他。那天我在門口先看到這個人，這人自我介紹，他是１９６６年從別處調來任糧食廳廳長的，上任不久，“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靠了邊。我帶他進屋後，談了許久父親才想起他的名字。後來父親對我說，這人１９３１年同其他四個年輕人在他的司令部裏當參謀，都是共產黨員，總部要抓他們，他給了每人２００塊銀圓，讓他們逃跑了。我在家養病期間，父親隻串過一次門。他帶我到同院石老伯家借書。石老伯與周總理一起在法國留過學，有學問，家裏有很多書。能經常來同父親談談的，隻有住在後院的劉老伯。劉老伯是黃埔軍校一期學生，曾任孫中山先生的衛士，他曾參加“八一”起義，抗戰時期任軍長。他比父親小幾歲，和善忠厚，父親與他最為投契。我想，劉老伯可能是父親最後的一位對語者。
我想，一直與父親脾味相投的，可能還要算鄭州行政區理發店和浴池的師傅們。每次我去理發，理發師傅都要講我父親的事，他們惦念著他的身體。我陪父親去洗澡，師傅們都要圍上來，有呼老範的，有叫軍長的，看到這些人，父親就高興，往往開玩笑地說：
“什麼軍長長軍長的，幾百年前的事還提它幹啥？如果我年輕，我就來浴池幹了！”
“這活你哪能幹得了！”師傅們說。
“幹得了，咋幹不了呢！”父親快活地說。
隻有在洗去塵埃與煩惱的浴池裏，父親的情緒才會這樣開朗與振奮起來。
脾氣暴烈的父親，終於被“改造”得沒有一點脾氣了。
２０００年８月
我的兩個母親
我出生４天，奶媽來了。奶媽一直把我帶到１１歲。由於我是奶媽養大的，加之母親隨父親長年在外，所以我幼時同生母反而沒有同乳母親。乳母姓陳，按當地習俗全家人都喚她陳幹娘。這稱呼本來是隨我的，但我不喚她陳幹娘，而喚她媽。家裏住的閑人有時取笑我，說我不是母親親生的，是陳幹娘撿來的。每當這時候，陳幹娘就會把我摟在懷裏辯解道：
“胡說，”這是俺兒兒！
她的辯解把弄得更加糊塗，不知我是她的親兒，或是我母親的親兒？我整日同乳母在一起，同生母在感情上自然就比較淡漠了，長到幾歲還不對生母喚媽媽，生母也不難為我，隻有苦笑。
有一個故事，是乳多次講述過的。我１歲多，隨父親駐軍福建。後來父親因朋友的事丟了２０路軍的職務，被蔣介石調到南昌行營任參議，家屬離開部隊，由南昌、九江、漢口回開封。當時我正患百日咳，身體非常虛弱，九不上船遇雨受淋，上了船抽搐不止，渾身發紫，後竟窒息。祖母認為我已死去，令人將我拋入江中，乳母與母親不肯，抱緊我大哭。適逢有位醫生是船長的朋友，閑來無事上船與船長下棋，聞哭聲趕來。醫生手邊沒有任何藥品器械，隻好用手掐我，終於使我哭出一聲，回過氣來。這個故事給我印象至深，我常想如果不是乳終緊抱住我，也許我早已像江中的泡沫一消失了。我不能不感恩於乳母。乳母被迫出賣自己的乳汁，卻把神聖的母愛拌著乳汁給予了並非自己骨肉的乳兒，這是為什麼呢？這中間的奧秘如何去解釋呢？多少年我懷著崇高的敬意回憶我的乳母。
乳母是開封人，她同我家風風雨雨一起生活了１１年。風光過，也同我家一起遭過難。她常喜歡對人家說，她隨我家“到過南京、漢口，鑽過窮山溝”。抗戰勝利後我家遷回開封，她才離去。她住在南門街，距我家不遠，還經常來我家去動。來時，總記得給我買一串山裏紅或幾本練習簿，總喜歡高聲大氣地說這樣一句話，“俺來看看俺兒！”聽到這話，母親就打趣道：“好啊，看看你兒受屈沒有！”
有時乳母把我拉到一旁，暗暗塞給我幾塊錢，問這問那，數落我的拗脾氣，教我要同大人們親近，真好像是她把兒子寄養在旁人家裏一樣。每次她回去，我送她走出大門，然然坐在石階上，久久望著她那已顯蒼老的身影，一直目送她走出街口。淚水模糊了黃昏的街景。是晚炊的時辰，煙氣彌漫，遠處街口對麵福仁堂藥材鋪門簷下那兩盞電石燈，發出兩團慘白的光，湮濡在夜霧裏，清冷而悲涼。一種膠樣的孤獨感湧上心頭，我沉浸在一片無法填補的空白裏，久久望著漸漸漫上頭頂的星空。
抗戰勝利後，由於父親去了延安，家境變化很大。家裏沒有傭人，家務全靠母親操持。我和二哥在開封初中讀書，天不亮就要上早操，誰遲到誰在操場邊下跪。為了不遲到，母親５點鍾起床做早餐，然後催我們上學。開封的冬天非常冷，特別是早上。母親我們受凍，給我們每人買了一頂“航空皮帽”。這種式樣像飛行員戴的皮帽的帽子，確能禦寒。我家住在城南，學校偏於城東北，距離其遠，每日我都是搭二哥的自行車上學。一天吃罷早餐，二哥催我上車，我卻找不到皮帽。二哥越催我越急，三個人在屋裏找來找去，後來我忽然看到皮帽戴在母親頭上。我轉啼為笑，跳上去從母親頭上取下帽子。母親也笑了，用指頭搗著我說：
“媽起得比你們還早，不冷嗎？哼，還說不是親生的，不是媽親生的媽為什麼要起早摸黑地侍候你？”
二哥隻比我大兩歲，每天早上頂著北風用自行車帶我上學，小小年紀，體力不支，有時難免發幾句牢騷。母親勸我學騎自行車，說隻要我能學會，家中再難也要給我買輛自行車。我下了決心，一個下午就學會了，母親文化水平不高，卻十分關心我們的學業。她認為她最大的責任是讓我們兄弟讀好書，為了我們讀書，她是可獻出一切的。
我參加革命，母親不同意，她說我年紀太小。那年我１５歲，年紀也確實小。我南下時，雖然她不願意我走，卻忙著為我整理行裝。她把一個金戒指拉直縫在我的衣服裏說：“萬一在外麵有個一災兩難的，這東西可以變賣些錢用。”我堅持把金戒指拆了出來，母親暗暗啜泣著望向窗外，我心裏也很難受，好像忽然明白了很多，我理解與憐憫母親，這時難道能以什麼名義，去責備一顆充滿母愛的心嗎？
１９５７年禍從天降，１９５８年我被送到海南島勞動。待罪之身，不願連累任何人，斷絕了與親戚朋友的一切聯係。１９５９年在高歌猛進的“大躍進”中，饑荒驟至，饑餓像一頭巨大的猙獰的野獸，毫不留情地向人們撲來。救助過瓊縱隊的“革命菜”（即野塘蒿），這時忘記了階級分析，把恩澤施於我們這些革命者的名單上勾去名姓的人。但仁厚的“革命菜”無力把我們從漫長的饑饉中解救出來。吃“革命菜”吃得我周身浮腫，步履蹣跚。周圍的人開始向親友求助，這時我想起了母親，母親是這個世界上最無法與自己割斷聯係的人。我記不得有多久未與母親通信了，原先母親也不知道我在海南島，但她收信後，很快從鄭州寄來一個包裹，包裹裏是兩聽豬肉罐頭、兩瓶杏仁露和兩瓶辣椒醬。鄭州商店裏的貨架也開始空了，這是母親不知跑了多少商店最後搜羅到的一點東西。接著她又寄來炒麵。多年後聽舅母講，正在那時母親的糧簿丟了。母親看到農民蘿卜，個竹籃同鄰人一起去撿蘿卜纓，臨走記記關窗，糧簿放在窗前桌子上，被人拿去了。那年月丟失糧簿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要求補發糧簿絕非易事。沒有糧簿就買不到糧食，就意味著沒有飯吃，可見母親麵臨的困難更是災難性的，但母親在焦急與饑餓中，把能找到的能省出來的都給了我。舅母說，每次她同母親到郵局寄炒麵，都得向郵局人說許多好話。郵局的人說，上級規定食品不準外流，母親乞求道，俺兒在海南島，那裏特別苦，這兩斤麵是我老婆子口裏省下的，求你們給他寄去吧。母親一麵說一麵流淚，遇到有同情心的郵局人員會把包裹收下，反之，母親隻好拿著包裏沿著暑氣蒸騰的街道到別的郵局去。
７０年代我因出差之便，幾乎每年都可以探望母親，母親這時已經年老體衰，喜歡同我扯家常，說說我們兄弟姐妹的事，話中充滿掛慮。我勸她不要想那麼多，我們都是幾十歲的人了，不能再要她操心，她說這不由人嘛，隻要一閉眼，就要把你們每個人都想一遍。兒行千裏母掛心，兒長再大還是娘的兒啊！人到暮年，往往要想身後事，她幾次對我說，到她不行那天，要我記住抓開她的被頭，她在裏麵縫了４００塊錢，這是她幾年的積蓄，攢給我的。
“媽心裏明白，你的生活最困難，手心手背都是肉，媽不偏向你兄妹哪一個，誰最困難我心裏有數。”
一直到老，母親和乳母不不斷來往，我是她們之間的紐帶，見了麵就談我。有一年我遵照母親的囑咐，到開封去探望乳母，這時乳母已經十分衰老，生活也十分困苦。我為沒有能力幫助她深感愧疚與痛苦，她卻擦著淚勸勉我，要我不必掛念她。她捏著我的棉衣，說太薄了，在北方冬天裏不能穿這麼單薄。她說如果明年她的眼睛好一些，她要親手為我做一件棉衣。我走時，她目送我走下樓梯，不斷叮嚀著：“兒啊，可要再來看看媽啊！”我走到街上，聽到她蒼涼的哭聲。
我沒有能再見乳母，這次分別竟成了永訣。第二年乳母病故了。
現在，每當我同母親一起，就會談起乳母，就會談起兩位母親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記和悲喜。
我是兩個母親養育成長的兒子。
我對乳母滿懷感激與愧疚。
我對母親滿懷感激與愧疚。
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６日
冬日裏的往事
秀表姐在電話裏歡快地說：“下雪了，雪很美，像我們小時候看到的雪。”
我想象著黃河岸邊正落雪，雪地上印了一串腳印。
雪很美，但那一串長長的腳印卻是淒美的。
表姐武秀之是大姨許文賢的女兒，原名武秀芝。２０年代，大姨畢業於開封女師，以後一直任教於河南省立第三小學校(解放後改名為開封市第五小學)。秀芝姐幼年喪父，抗日戰爭期間跟著母親隨學校不斷遷移，日無定所，顛沛流離，在極端困苦的環境裏，讀完了小學，後在鎮平考入當時遷往那裏的開封北倉女中。抗戰剛勝利，她同幾個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在兵荒馬亂中，幾乎全憑徒步，從鎮平回到開封，考入河南省立開封女中。１９４９年參加革命。
大姨從我大哥教到我弟弟，範家的孩子幾乎都是她的學生。有幾年——我念中學的時候——我們兩家同住一座宅院，所以關係十分親密。大姨一生自甘清苦，為人正直，好的品格和學問，影響了我們這一群孩子，尤其對她所特別寵愛的秀芝。秀芝從大姨身上繼承了自尊、堅毅、剛正的品德，但因受寵和天資聰慧的緣故，性格中比大姨多了敏感、活潑與好勝；她比大姨少了幾分沉穩，多了幾分激烈。也許因為這一點性格差異，加之天賦條件——上帝給了她一個好嗓子——所以她雖然也是一生為人師，但遭遇的大波大浪，是大姨和我們任何人起初所想象不到的。
小時候，我喜歡聽她唱歌，又不喜歡她“唱歌”。每當她的老師帶她去參加音樂會，我內心中就湧起一種不滿的情緒，我下意識地感到“唱歌”會給她帶來不幸。我說她是咕咕鳥。在我們家鄉，人們把不停歌唱的杜鵑喚作咕咕鳥。那時我怎麼也想不到這個比喻會包含那麼多不祥、崇高與悲哀。
秀芝姐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歌唱著，從五十年前我第一次聽她唱《可愛的陽光》至今，她一直歌唱，她是一個堅韌的執著的對人民懷有無限深情的歌者和播種者。她培養歌者，她給予人以溫煦的陽光，但陽光對她卻太吝嗇了。生活給予她非常人可以承受的陰冷、不幸和磨難。她始終不悔，她對她的歌，她的學生，我常想她就是一隻杜鵑，一隻從歌喉裏啼唱出縷縷血絲，染遍層林，染遍漫漫人生路的杜鵑。１９６９年８月，我曾經寫給她一首詩，其中兩句是：“隻有一隻凍僵的雲雀，倒懸在光禿的白楊樹頂。”這兩句詩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她當時處境的寫照，甚言之可作她半生的寫照。但她是堅強的，她在“倒懸”中並未“凍僵”，或者是她一次一次掙紮著蘇醒過來。於是她繼續唱，繼續從喉嚨與心頭啼出縷縷血絲。
我是很敬重她的，雖然小時候我常無端同她爭吵。小時候，她是一個十分活潑、開朗和聰慧的女孩子。不僅歌唱得好，功課也好。她在開封女中讀書時，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她是我的小先生，她比我高兩個年級，每星期天，她都幫我複習功課，帶我去看電影，給我講許許多多的新鮮見聞。我的學習成績絕對同她的幫助分不開，我能從初二考入開封高中，多賴她的輔導。兒時談理想，她說她要當醫生。如果開封那座小院的生活一直平穩地延續下去，也許她真會成為一個醫生。她那柔軟細長的手指適合彈琴也適合拿手術刀，但生活給她選擇了前者，給她選擇了一條像琴鍵般激蕩的跳動不安的道路。
１９４８年，由於時代潮流的衝擊，我們忽然長大了。１９４９年６月間我們在中原局一個幹部訓練班學習，住在開封西棚板街，她從江南回來後立即到訓練班看我。分別不到一年，我覺得已經分別了許多年，見到麵十分驚喜。她穿件白襯衫、藍布褲，襯衫束在腰裏，短發齊耳，麵色紅潤，仍然是個中學生的樣子。但她的神卻有細徽的變化，微笑像浸在兩泓流著月光的湖水中，明靜而儲蓄。我感知到並驚異於她的變化，她長大了。我認為我也是個大人，急忙向她炫耀半年多來學到的革命理論，不料她隻吟吟淺笑著靜聽，不同我爭論，偶爾糾正我的一兩個錯誤。這一年，我實際年齡１５歲，她１７歲。
不久，她進入河南行政學院學習。河南行政學院在河南大學舊址，幾個月前中原大學也在這裏，這曾在中原大學學習過。一次，我去看她，她與一位姓趙的女同學陪我走出校門，向東沿湖邊一路談著登上城牆。城外滿目黃沙，城內煙霧浩茫。校內大禮堂重簷上的風鈴在初夏晚風中叮當搖曳，秧歌隊在球場上變著隊形，鑼鼓正酣，有人高唱，一聲尖嘯走了調，轟然響起一片笑聲。數學樓前一群人匆匆集合，彩旗和橫標飄舞，隊伍移動，響起口號，像是歡送一批同學奔赴工作崗位。一群倦鳥從城東北角飛起，穿過稀疏的楊樹林，漸飛漸高，繞著黑黢黢的鐵塔巡睃，好像覓到了什麼，幾隻落在塔身一個大豁口上，其他幾雨點人追逐著沿著塔身螺旋形滑翔下降，接近塔底，羽翅一抖，斜刺向隻有幾片淡雲的晴空。淡雲是靜止的，一動不動，被西墜的太陽燒成金色，像是誰隨意地往天穹潑了幾抹金水。鳥群從雲中穿過，被燃成了一顆顆灼灼發光的金星。遠處，在城南，火車的汽笛發出聲聲悶響，把一片遠遠近近隱隱約約的車輪聲撩撥開來。
預感到分別在即，忽然心裏湧起一種惆悵。
秀芝姐和那位同學談起最近學校舉行的兩個歡送晚會，也談到她在晚會上的演唱，她對現時一些演唱節目及演唱者的水平，頗有意見。我打斷她們問，“秀芝姐，將來你是不是要搞音樂？”
“不，”她這疑一下又說，“這得服從組織嘛。”
她沉默地用手絞著一條手絹，望向遠處的煙村，一不留神手絹脫落了，掉到城牆外麵。黃沙幾乎淹到城端，我從堞口跳下去，幫她撿起來。
第二年我在武漢見到她。聽二哥說她已在開封藝術師範當老師，這次來武漢是進中南藝術學院進修的。她一見到我就撫著我的頭說：“小漢生，你怎麼還是那麼小啊！”
“你多大？還當老師呢？”我不服氣地頂撞道。
“欵，就是當了唄！”
一見麵她就給我講音樂界、戲劇界的事情，不管我懂不懂，也不管我願不願聽，我唯一明白的是，她已十分癡情於音樂，並把音樂許為自己的終身事業了。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我到湖南參加土改，她和二哥在小桃園飯店為我餞行，記得還看了電影《蘇瓦洛夫》。她的話題仍離不開音樂。
我調到廣州後，幾年同她沒有聯係，隱約聽說她在１９５９年反右傾運動中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與彭德懷同誌成了“一夥”。當時她是湖北藝術學院的一個青年教師。以後給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不知單位領導是把她忘了，還是她的“罪行”特別嚴重，對她未予平反，以至於她成了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全國僅有的幾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的一個，真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笑話！在這種政治打擊和摧殘下，不到３０歲的她，健康狀況開始惡化，經常臥病。後來她離開武漢，到新疆結婚和工作主。６０年代初，她與表姐夫回到開封，一起在開封師範學院任教。“文化大革命”前的兩三年，是她一生生活最美滿的時期。生活上有表姐夫照顧，事業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就是在這一時期，她創造了“假聲位置真聲唱法”，開始研究美聲、民族、戲曲的“三結合”唱法。周總理問她，能不能讓一個賞既唱《茶花女》，又唱《白毛女》和《七仙女》，她作了肯定的回答並矢誌向這一目標奮鬥。她按“三結合”的方針培養生，取得了成果人。她一生中這個美滿的時期非常短暫，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陰雲洶湧著向她壓了過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她首當其衝地成了迫害對象。她這個每月隻有幾十元工資的青年教師，竟成了“三名三高典型”、“三反分子”、“資產階級權威”，造反派對她真是心不慈、手不軟，從早到晚連續地遊街批鬥，把她折磨得幾度昏厥。她在醫院住了三個月，多天消息人事。這時，她真的“不理解”了，回想在課堂上和社會上的活動，都不外是發展民族音樂，探索“三結合”的道路罷了，何罪之有，怎麼竟成了罪人？她無法申辯，隻能強忍痛苦，希望厄運快點過去。想不到不幸接踵而至，當她要出院時，雙腿竟不能直立了。不能直立，不能走路，不能走上課堂，不能登上舞台，等於要她告別好的事業，告別心愛的音樂與音樂教學，這個打擊比遊街批鬥、比戴上一頂一頂罪不容恕的大帽子更加嚴酷！決不向命運屈服的她，不顧“文化大革命”時的混亂與危險，在母親和丈夫陪同下毅然到北京尋醫求治。命運的黑浪再一次向她襲來，誰能想到她到北京之後腿未治愈，丈夫卻在極端的政治壓抑氣氛中，患食道癌去世。
１９６８年３月，我在鄭州積雪的街頭，遇見到表哥武羨林，羨林哥告訴我：
“秀芝跟你大姨從北京回來了，住在我那裏。”
“秀芝的病治療得怎樣？”我問。
“病沒有治好，腿還不能走。”羨林哥遲疑一下又說，“她愛人病故了。”
我難以相信這個事實，內心掠過一陣痛苦與惶亂。羨林哥上街有事，我同他分手後，即轉往她的住處探望大姨和秀芝。
羨林哥的宿舍是一座新建的紅磚五層樓房，他住在五樓一套兩居室的單元裏。秀芝暫住在東間。我走進她的房間，她坐在床上遲疑地望著我。她沒想到會在這時看到我，沒想到分別１５年之後我會突然出現在她的麵前。穿一件綿緞對襟棉祅，斜倚在枕頭上。令我驚愕的是，她經受了沉重的打擊，依舊是一頭烏黑的齊耳短發，依卓秀麗紅潤的麵容，依舊是微挑明亮的雙目，樣子幾乎沒有變化，時間好像凝固在我記憶中，人世上好像根本沒有這十幾年的風雨。我急走過去握著她的手，望了望她有薄被蓋著的雙腿，叫了聲：
“秀芝姐！”
這一聲，把殘酷的現實喚了回來，重逢的喜悅頓時崩坍了，兩人禁不住失聲痛哭。
這是我一生中最痛快淋漓的一次哭！
從她的住處出來，天色的晚，我在黃昏的行政區徘徊。我踏著殘雪，踏著黃昏織出的陰影，穿過花園路，穿過緯四路和緯五路，穿過吵雜的人群和沉默的雪地，走著走著，不時地拍打著路邊的梧桐樹，漫無目的地走著走著。牆上的大字報與我無關，帶高音喇叭的宣傳車與我無關，最新的“北京來電”與我無關，周圍的一切都與我無關。我想著病床上的秀芝姐，耳畔響起歌聲。請你給我唱《可愛的陽光》，唱《菩提樹》，唱《桑塔露西亞》……
我用拳猛擊無辜的梧桐樹，老梧桐抖動了，要把掛在幹枯枝頭那彎早升的清清的冷月搖落。微光在積雪的樹枝間晃動，點點斑斑，像飄灑一樹淚雨。西天的一片烏雲退去，落日鑽出來最後一跳，給大地潑了一盆鮮血，淚雨霎時變得血紅。
１９６９年８月我由幹校回鄭州養病，又見到秀芝。我把１９６８年３月第一次見她斜臥病床的感受，寫了一首詩——《被欺淩的春天——給秀芝姐》拿給她看。過了幾天表哥來找我，說大姨要我過去。到了表哥家，一向十分慈祥並對我偏愛的大姨嗔怒地責怪我。
“你還小？你還能像小時候那樣總同你秀芝姐吵鬧。你看你秀芝姐的身子都成啥樣子了，你還氣她？”
“大姨，我沒有同秀芝姐吵嘴，真的沒有。”我說。
我問大姨怎麼回事，大姨告訴我，三天來秀芝拿著一個本子總在暗暗流淚。我明白這是由於我寫的詩的緣故，趕快把那個本子要了回來。寫詩的本子如今還在，事隔２７年之後，現在我想把這首詩發表出來。
１６６９年餘下的時間，我是在鄭州度過的。我家住在花園路口東己院，離表哥的住處很近，我經濟去探望芝。她仍在醫治，常被人背著去中醫院，去按摩醫院，隻是療效不明顯。她的房間裏仍然是那張病床，那張三屜書桌和那幾張椅子，隻是多了一架鋼琴——這架鋼琴長期伴隨她。有了這架鋼琴，她的精神與意誌奇跡般地複蘇了。歌舞團的陳錦生、孟憲生和其他一些文藝界的朋友常來看她，大家在一起音樂、談戲劇，有一些更年輕的演員，來請她指導。我坐在一旁看她教學生，感到教聲樂簡直是一種體力勞動。學生唱不出來或唱不到理想的高度，她一麵彈琴，一麵領唱，又一麵打著強烈的手勢，好像要把聲音從學生的喉嚨裏拉出來，這對身有沉屙的她來說簡直是種勞役。往往一個學生走後，她拄杖回到病床，一麵抹著滿額的汗珠，一麵劇烈地喘息。每當這時我就勸她不要再教了，她不語，蒼白的臉上泛起一縷微笑。
“漢生，你們要我不教學生，不教音樂，難道要我整天躺在病床上著？”
找她交談與學習的人越來越多，她的住處越來越像一個藝術沙龍，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說不定什麼時候一頂“複辟”、“黑手”之類的帽子扣下來，她又要慘遭橫禍。親人們都提醒她，勸她，她不回答，隻是搖著頭慘淡地微笑。我明白，一個視藝術高於生命的人，你是無法讓她放棄藝術的。她苦鬥，她義無反顧地苦鬥，她在為音樂、為真善美的苦鬥中，精神得到滿足與升華。
我不敢說在鄭州那些個漫長的暗夜裏，她的窗子是唯一的藝術窗口，但起碼是這種為數不多的窗口中的一個；我不知道若幹年後，人們是否還記得從這個閃著燈光的窗口，飄出的一個個音符……
１９７６年前後，她回到開封師範學院。她與年邁的母親相依為命，身體一直不好，全靠學生輪流照顧，生活是艱難的。但在教學與科研方麵，她不斷取得新的成績，迎來了事業上的輝煌。
１９９５年９月我再次見到她，她已從開封遷居鄭州郊區馬寨，由河南大學藝術係主任改任該校民族音樂研究所所長。研究所設在馬寨一間工廠的辦公舊址，剛剛搬來，房間很裝作亂。研究所附設的黃河藝術團也在這裏。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但談起她的“三結合”，談起“假聲位置真聲唱”，談起民族音樂的發展，她仍然是那麼癡迷。她同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居其宏教授、繆也教授共同承擔了“聲樂教學改革與表演藝術研究”的國有科研項目，她在研究所裏仍要擔負教學任務，並把黃河藝術團當做實驗基地。
從樓房那邊傳來黃河藝術團學員們的琴聲、歌聲，她正為黃河藝術團走出國門精心擘劃。但一談起經費，隻有皺眉。望望淩亂的尚待整理的房間，我想屬於她的大概隻有那張狹床和那架老鋼琴。但不能說她不富有，屬於她的還有她身邊的和已離去的學生。
今年傳來了好消息：黃河藝術團要出國演出了。香港市政局邀請中國音樂劇研究會秘書長、女高音歌唱家鄒德華編劇的《秧歌浪漫曲》參加香港第１６屆亞洲藝術節，黃河藝術團擔負演出任務。香港市政局承擔一部分經費，但經費不足。秀芝姐又在發愁。
她坐在鋼琴旁苦思冥想，誰說她的黑發不會變白？她的白發漸漸多了。
幾個音符傳來。嘔心瀝血的幾個音符……
我又聽到杜鵑的啼聲。我回到兒時的夢中。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