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說話，隻是搖頭。
守炮爛醉如泥看院子的康二叔在一旁忍耐不住，用袖子擦擦額上的汗珠，囁嚅著說：
“怕不是接大少爺回來的那天夜裏，在路上撞邪？……”
“不是！”我狠狠瞪他一眼。我非常討厭這個矮矮胖胖、兩眼眯在一起整日想心事的人，我更討厭他提起那一夜。
那夜，我、大哥、康二坐在轎車裏，老何家趕車。田裏剛收過麥，像誰家的鐮刀掛高了，上弦月在東邊幽幽地懸著。沒有一絲雲，天空像口清澈的從潭底吐水泡的深潭，不時從這邊冒出一串星星，從那邊冒出一串星星，仔細看來，滿天都是星星，田野一片灰白，遠遠近近散落著一些模模糊糊的村莊和墳墓的黑影。在夜的光波裏，一切都變了形，令人不由得感到一種陌生與恐懼。
我縮縮肩膀，感到一種暑夜的涼氣。
在洛陽讀書的大哥放暑假，去車接他。祖母最疼大哥，派了轎車，還派了端槍的康二叔，我跟著去了。來回一百八十裏路，三匹大馬拉車，本來不到晚上喝湯①時分就可趕回，大哥的一個同學乘車，中途在那位同學家吃的午飯，耽擱了。
轎車顛簸著走進一片石灘，三匹馬踢起水花，河水一陣嘩嘩亂響，轎車過了村西的西河。
“快到十畝瓜園了吧？”大哥依著車窗問。
“路邊就是十瓜園。”同老何家並排坐在車門的康二叔回答，用手著不遠處一堆樹木的黑影，“一轉彎，前邊就是老墳，再有裏把路，就到家了。”
我把頭伸到窗外，忽然看到老墳邊上有一個灰白的圓點，問：“那是香月的墳吧？”
沒人回答。老何家不知為什麼突然站起身，拉緊韁繩，高喊著：“得嚕……喂！”猛打了兩個響鞭。
馬驚了，霎時間，三匹馬前腿躍起，身子直立，發出悲切的長嘯。
老何家被顛下車去，他在地下打了個滾，一翻身又坐上車轅。
“鬼、鬼、鬼火……”康二叔哆嗦道。
“是磷火。”大哥強作鎮靜。他正在讀高中，知道有種元素叫磷，算是沒有白花祖母的關金票②。
馬踢踏不前。一團淡黃色的亮光，一跳一跳，忽緩忽快坰轎車飄來，像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孩子打盞燈籠，在凸凹不平的山路上搖搖擺擺地趕路。亮光飄到橋車窗口，停了一下，它純淨、柔和、淒冷。撲麵吹來一股熟悉的香氣，我不禁大聲喊道：
“燈籠，是香月打的燈籠，……”
我一呼叫，把那燈籠吹得滾起來，很調皮的樣子，一滾，滾到了馬前麵，攔住了轎車的去路。康二叔慌忙拔出二十響盒子槍，隻聽他“啪啪”勾了兩下槍機卻沒有響火。我撲過去抓住他的手，叫嚷道：“不要打，不要打，那是香月！”他的手顫抖著，繼續扣動槍機。
大哥急忙把我拉到懷裏。
“你真‘康’③，怕是沒有頂上火吧，勾個啥？”老何家惱怒地瞅瞅康二，猛然站起身，把長鞭在頭上繞了幾個圈，然後“叭叭”甩了幾個響鞭，鞭稍迸出火花，轅馬淒厲地長嘯一聲。三匹馬一躬腰，揚頭抖鬃狂奔起來，撒下一路急劇的馬鈴聲。
我從大哥的懷裏探起身，看到那盞燈籠飄遠了。
“那燈籠滅不滅？”我問大哥。
“燈籠個屁，”康二叔搶過話頭，“那是鬼燈籠。”
“知道是鬼燈籠你怕個球！”老何家嘲笑道，“你不是什麼都不怕嗎？怎麼怕起鬼來了！”
“何老兒，你敢再說我斃了你！”康二叔抖起精神，“嘩啦”一聲把子彈推上了膛。
耍槍弄棒的看門人康二，自稱殺人無數鬼都怕。他曾吹噓一次去“剿匪”，親手活埋了幾十個人。他活埋人還埋出新鮮，個個埋身露頭，排列成行，到晚上還特意去到刑場，用小刀子剖開死者的頭蓋，看看裏麵的腦子還有沒有熱氣，但如今，他卻怕走夜路了。
“心中無鬼就不怕鬼。”老何家撂了一句高腔。
“別說了。”大哥輕聲製止。
康二叔憋著怒氣，把手伸到老何家腦後，“噠噠噠，噠噠噠”，向遠處的鬼燈籠打了一梭子子彈。
鬼燈籠文靜地在原處停留片刻，留下一縷淺淺的笑意，悠然飄進老墳的柏樹林。
瘦小的老何家雙腳鐵勾般抓住車轅，一手緊拉韁繩，一手握鞭，車神似的立在劇烈震蕩的車上。轎車在老皂角樹下急轉個彎，衝進大宅的大門，隆隆跑上大門內的一段石板道。就在兩匹稍馬將要衝上二門台階的刹那，老何家甩了幾個響鞭，轎車驟然刹住，被製服的馬騷動不安地踏著蹄子。
大宅少有的燈火通明，康二叔的槍聲，引起一陣驚恐與慌亂，幾乎所有宅民都聚集在二門的台階上下。祖母和二伯站在台階正中，馬口噴出的熱氣，弄濕了他們的臉。
“怎麼回事？”二伯抓住了馬轡，威嚴地瞧瞧老何家和康二。
“馬驚了。”康二回答。
“怎麼就會驚了呢？”祖母一麵拉過大哥上下打量，一麵回頭問康二。
“三少爺說遇到香月了。”康二躬了躬腰。
“怎麼把他帶了去？”祖母臉上一冷，“我早說這孩子要不得。生得不是時辰長得不成樣子，一股魔氣，，就會犯傻，哼，長大也是個禍害，不信看吧。”
我聽慣了祖母這本經，所以木然坐在車內一角，根本不覺得她說的是我。
“我看三弟有內秀。”大哥說。
“就你寵他。”
祖母催促大哥進去歇息，人們才想起我。
“三弟哪？”大哥望望四周。
老何家把我從車上抱下來，大哥叫老何家把我抱到書房裏睡。經過祖母身邊時我呆呆地看著她說：
“是看到了香月，香月打著燈籠。”
祖母臉上的皺紋一激靈，顧不得罵我，扭身拖著沉重的雙腿進了二門上。
從那夜起，我就常常到寨外去看鬼燈籠，有時是傍晚，有時是夜間。
秋莊稼一天天高了，裸露著肋骨的田野，又穿上老年總穿的那件綠衣。隨著秋風漸緊，綠衣好像絮上套子一天天厚起來。高粱、穀子和玉蜀黍高矮不等，就像一個慵懶、拙笨的村婦，沒有把寒衣絮平整似的。但秋天的田野美妙無比，它不像麥季那麼單調；它色彩明幽參差，蟲聲斷續悠遠，涼風在青紗帳裏輾轉反側，虛幻縹緲，撩起人們一個個錯覺。令孩子們最高興的是，玉蜀黍將熟未熟時，撅幾根甜稈當甘蔗，抽幾個黍穗作胡須，攏一堆野火燒幾包玉米，吃一個唇黑齒白，演一台好戲。
我常常坐在作過供桌的大青石上，望著不遠處一堆野火的灰燼。喧嘩聲漸漸遠了，剛才燒玉米包的一群夥伴都回村吃晚飯了。夕然突然從一塊白雲中跳出來，把一盆鮮血潑向大地，綠色的田野頓時變成殷紅，晚風吹過，發出一聲聲沉重的歎息。太陽很快流盡了血，無力地帶著瀕死的平靜向西沉去。它那張褐色的臉，漸漸變得青白，在沉入地平線的最後一刻，頑強地支撐著，眷戀地望著這個被它蒸騰過的世界。田野像一片透明的玻璃，清澈如水，沒有一絲塵動埃，也沒有一絲波動，達到了清明與安靜的極至。這時我看到遠處西河岸的土嶺上，有一條影影綽綽，飄飄忽忽的氣帶在流動，像是誰把西河側掛起來，無數整齊的細波，粼粼地逆著西河的流向流去，像是一大片柳絮被春風剪成的飄帶，像是一群不名的白色小鳥，無始無終地由北向南飛。我知道這就是大人們所說的地脈或龍脈了。聽大人不止一次說過，但我一直認為那是一條河，一個柳絮陣，一群白色小鳥，我認為香月在她們中間。我定睛尋找著，要認出哪一隻是香月。人們說，西天那條吞噬太陽的黑線上，有一個陽世和冥間的界碑，我不知陽世與冥間有什麼區別，假若真有冥間的話。
這一夜月色很好。太陽還沒有沉下去，月亮已經升上天空。當西天最後一片晚霞被晚風卷走，懸在半空的那輪淡月驟然灑下一地清輝，沐浴著剛從血光裏露出來的莊稼。天穹墨藍，像一口剛打的新鍋，那些同我一起燒玉米包的小夥伴，又圍在鍋旁爆玉米。玉米花劈啪迸射，爆出一個個、一串串星星來，星星布滿天空，滿天漫漶，罩上一層迷迷蒙蒙的光霧。我躺在青石上，望著星空出神。遠處傳來犬吠，多種昆蟲好像聽到號令，爭先恐後地加入了夜的合唱。一串彗星飛過，老墳旁邊好像掉下了幾顆星星，有幾點亮光閃爍遊動。我坐起身，凝望著那些光點。一朵亮光一跳一跳向我遊來，亮光越來越大，好像一個夜歸人的燈籠。
我靜靜地等待它的接近。
燈籠來到我身邊，氤氤氳氳，發出冷豔的青光，像月亮，像一團霧氣。它繞著我轉了一圈，忽高忽低，頑皮得可以。它在我麵前停了一會兒，倏地又跳到我的背後，我聞到一股月季花的香味，猛一扭頭說：
“是香月！”
可能由於我說話聲音太大，一呼氣把它吹出丈把遠，弄得它搖搖晃晃，露出怨艾的神色，我招招手，它嫋嫋娜娜飄來，麵上掛著淺笑。我記起，這是香月的步態，是祖母最嫉恨的狐媚子的步態。
正當燈籠再一次接近我時，傳來二哥的呼喚：
“憨生——”
二哥跑過來。康二叔提著槍跟在後麵。
那燈籠一擺，跳走了，跳得很遠很遠。
康二叔彎下腰來拉我，不懷好意地看著我。
“你奶奶可是說了啊，你再跑到這裏看鬼燈籠，就要我把你鎖在炮樓裏。”
“鎖吧，鎖吧。”我甩了康二叔的手。
康二叔發泄地舉起槍，對著跳出一裏外的燈籠開了幾槍。燈籠被擊中，還沒等康二叔笑出聲來，碎片變成十幾個燈籠，一起向這邊跳來。康二叔害怕了，拉著我和二哥就往村裏跑。
第二天，我去到香月的墳上，用手給那小小的墳塚掬土。來找我的二哥幫我一起掬。
“奶奶真說過要把你鎖在炮樓裏呢。”二哥低著頭說。
我沒有答話。
“你別這樣了，”二哥推推我，“要是媽知道了，她會多難過！”
“媽在哪裏呢？”
“跟爸爸在太行山打仗。”
“打仗？陸老師不是也說要去打仗，要去抗日嗎？”
“陸老師後來蔫了，想不到就把個喜歡他的香月害死了。”
“害死香月的還有奶奶、二伯，康二叔去埋人，聽說那時香月不有氣……”
“可不敢麼這麼說！”二哥急忙打斷我的話。
“陸老師不娶香月，我娶香月，”我哭了，“奶奶早先給香月驅魔，要香月嫁給月亮公公時，我對香月說，要她等著我長大，等我長大了，我娶她。”
“你真的是傻了……”二哥哭起來。
哭了一會兒，我們坐在一起發怔。
“香月是鬼了吧！”我問。
“是了吧。”
“為什麼那麼多人怕鬼呢？連鬼燈籠也怕呢？”
二哥沒有回答，後來我才明白，這個問題確實太深奧了，不單是孩子回答不了，世上有幾個人能回答得了呢？
次年清明，奶奶怕我出事，終於拗不過我，一麵抱怨家門不幸，一麵派人給香月培了一個大墳，還用青磚砌了墳圈。但我心中那個疑問，一直沒有解開。
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６日
【注】
①渴湯：豫西人晚餐吃湯麵條，謂喝湯。
②關金票：抗戰期間國統區流通的一種貨幣。
③康：蘿卜中虛謂之康。人康了，即指此人沒有用了。
說 媳 婦
我想，我母親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是沒有在我不小時候給我說下媳婦。
其實這事誰也不能責怪她老人家。平心而論，她老人家想當年為這事也真操了心，直到如今還給我留下一種感情初萌的苦澀而溫馨的回憶呢。
在兄弟四人中我排行老三，母親卻最先張羅著給我說親，如說是母親偏我我倒不是。幼年的我，貌陋口訥（如今仍保留這兩個特點），可能母親根據“陋男先娶”的道理，生怕我將來娶不到妻，所以在我五歲那年就托人給我說親。聽說那個小姑娘七歲，是一個殷實人家的女兒。
說親的當天，這件事先在我的兄弟間引起一場風波。
我的二哥那時也是個孩子，他不知怎麼打聽到那閨女性郭，叫個什麼娥。下午，我去上（我剛上小學一年級），他和幾個同學站在校門旁邊看著我走過去，齊聲喊道：
“郭——娥！”
“郭——娥！”
我羞極了，氣極了，低下頭匆匆從他們身前跑進校門。晚上，一向餒於哥哥的我，同二哥打了一架，媽媽把二哥一頓好罵。
第二天，二哥與那幾個同學在校園裏遠遠望著我市場的念拚音字母：
“■■■■（啊喔額衣）……■■■■……”
他們不停地念，故意把“■”音提高、拉長，變成“娥”音。我知道他們是在戲弄我，抓起一把土塊投過去。他們往後退奶退，嬉笑著說：
“這人真霸道。誰喚你媳婦啦，我們讀拚音字母都不行嗎？”
我氣得跑回家。媽媽問我為什麼不去上課，我未說話就抱住庭院裏的梧桐樹哭起來。
秋風吹亂了一團團閃亮的雨絲。冷雨濡濕了黃透了的梧桐樹葉，濡濕了我的頭發和衣服。黃葉不堪水珠的重負，慢慢飄落下來，一片一片地在我周圍鋪上一層閃著淚光般的金黃。我仍在哭，執拗地抱著樹幹，任母親和奶娘來拉我、恐嚇我、撫慰我，我既不說話也不離開冷雨中的梧桐樹，直到天色暗下來，夜幕遮住了庭院。
夜裏我發了燒，不時在昏迷中驚悸地哭喊道：“我不要媳婦！我不要媳婦！”第三天，當我醒來時，二哥正用額頭頂我的額頭。看到睜開了眼，二哥羞愧地笑笑，把他最珍貴的一支紅藍鉛筆塞到我手裏。
我臥病的幾天裏，二哥不敢在我們住的房裏念拚音字母，每當要溫習功課，他就走進母親的房間。
那位姓郭名什麼娥的小姑娘終於沒有同我結成“秦晉”，這不知是因為我的“抗婚”或是八字不合，此事後來大人們從未提起過。
之後，我平平安安地過了幾年。在這幾長年裏，大哥、二哥和比我小幾歲的弟弟都被訂了終身，輪到我嘲弄他們時，心裏頗有幾分快意。這多虧母親把我的終身大事給忘了。
可憐天下父母心。她老人家並沒有忘記這件大事，也沒有因我的“抗婚”而記恨。
當我９歲那年，我大哥結婚。大哥的婚禮是按鄉間的風俗、城裏的派頭辦的。花轎汽車並用，西裝長袍俱穿，真可謂“土洋並舉，中西結合”。新娘需要四個拉紗的孩子，兩男兩女。兩個男孩是我和比我稍長的一個堂哥，兩個女孩是我姐姐和鄰村一個小學教師的女兒。這個姑娘名叫小荷。小荷早幾天就來到我家，我和姐姐常帶她到花園裏的一株老桑樹下死玩耍。她長得比較單薄，嬌嫩的鵝蛋臉蒙上一層透明的淡黃色，似象牙一樣。兩隻細長的眼睛輕輕一笑就成為兩個月牙兒，被長長的黑睫毛罩得朦朦朧朧，令人想起蛐蛐鳴叫的月夜。她聲音很甜，低低的，說話時微側著頭，樣子很文靜。我們給新娘拉紗那天，她和姐姐換上訂做的水紅軟緞旗袍，又被大人在鵝蛋臉上撲了層薄粉，站在濃妝的新娘旁邊，那俊俏模磁，一下子把來賓的目光都吸引了去。
“那女孩是誰？”
“她叫小荷。”
“真是一朵才出水麵的小荷花啊！”
聽著人們輕聲的議論，我心裏很高興，我想小荷配得上這些稱讚。
大哥舉行婚禮之後，小荷還在我家住了一陣。我同她很要好。一次我鑽在正燃放的鞭炮下搶掉在地上的炮子被炸了手，她幫助媽媽用鹽水給我浸手，還暗暗塞給我一把炮子。
“哪來的？”我問。
“撿來的。”她說。
“你也敢放炮？”
“給你撿的。”
一天二哥悄悄告訴我：
“媽又給你說親呢。”
“誰？”我心頭一怔。
“你怕什麼？是小荷。”
“騙我。”
“誰騙你，你聽聽房時媽媽正同人說呢。”二哥指指紗窗，“這回中意了吧？”
二哥神秘一笑，用手推下我的肩頭。我看看二哥，也不敢聽母親在房內說什麼，轉過身飛快跑進花園，把臉埋在老桑樹的椏枝上，心跑得厲害。
可能由於受大哥婚禮氣氛的生熏染，可能由於我已跨過了讀“■■■■”的年歲，成長為一個９歲“漢子”的緣故，一股莫名的、模糊的欣喜與惆悵像一陣陣炙人的熱風一樣，在我心底躁動著。小荷美麗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動起來，熱淚蒙上了我的眼睛。不知過了多久，長空傳來一陣雁鳴，我仰頭目送飛去的雁陣，心頭忽然湧上一陣自憐憐人的悲哀。
母親給我說親的事，很快又傳開了，我不好意思達她，直至她們上了路，我才醒悟過來，急忙爬上老桑樹向牆外張望。冬天的田野一片沉寂，順著深深的路溝望去，眼酸了，也看不到一個人影。
我同小荷的婚事沒有說成。據說，奶奶嫌人家家境清寒，人樣兒單薄沒福相，怕帶累了孫兒。我很不以為然，暗自埋怨奶奶多事，久久對奶奶懷著怨意。
久久我存放著小荷給我撿的炮子。過了兩年，到我終於下決心去燃放這些炮子時，藥芯已潮，已發不出聲響了。它無聲地來又無聲地去，留下一段永遠無聲的感傷。
幾十年過去了，有時我還會想起那個叫郭什麼娥的小姑娘和小荷。雖然母親未能給我說成親，雖然世事的變遷早已湮沒了少年時候的心路，但有時我還會想起她們。我猜想著她們的境遇，她們的命運，也許這就叫緣分吧。
１９８５年５月
皂 角 樹
那棵老皂角樹沒有了。
那棵老皂角樹，原先立在大宅牆外東北角。大宅的院牆已很殘破了，但它仍喘息著立在那裏。除了此牆，大宅的舊物已不複存在，連牆外那棵老皂角樹也已不複存在了。
據說皂角樹是一種長壽樹，它能生長百年、數百年。我記憶中的那棵皂角樹，說是老，當時也不過二三十歲吧。４８年前我離鄉時，在那個陰晦的下午，從那棵老皂角樹下經過，秋風正搖著一樹皂角。畢竟是孩子，還不深識亡命天涯的苦況，竟在樹下揀了兩個被秋風搖落的皂角，，心想到歇宿地剝出皂籽兒玩耍。今春，我離鄉４８年第一次回去，本想一進村就會看到那棵皂角樹，卻沒看到。不僅皂角樹沒有了，記憶中的別的樹也沒有了，記憶中的其他景物也沒有了。一切都很陌生，竟一時令我茫然不知身處何地。
在故鄉水井旁邊，
有一棵菩提樹……
每唱這首歌，我就想起那棵老皂角樹。但如今，它不複存在了。
我停下腳步。忽然淚水湧上眼眶。
堂哥輕聲說：“老皂角樹３０年前就沒了。”
我望望天空，灰色的院牆像一條幡帶，在天空中抖動。
過去，皂角樹在鄉間是很有用處的。那時鄉裏人把肥皂叫作洋堿或胰子，是金貴的東西，很少人使用。鄉下人洗衣服就用皂角樹的皂角。皂角形似彎刀，有近尺長，堅硬，嫩時青綠色，成熟後轉為褐黑色。洗衣時，用棒槌把皂角在石上搗碎，放內揉搓，泡沫四溢，去汙力頗強，且有一了聞的氣味。鄉人有時洗澡也用它。每當雨後，西灑發水，陳幹娘帶上皂角到河邊洗衣，我常跟去撿角籽。皂角搗碎後，狀如花生仁的籽兒掉入河中，在清澈的水下閃著金黃色的光亮，樣子十分好看。我專注地望著水底，見到皂籽兒趕緊跳下水去。到河邊撿皂籽兒的孩子不止我一個，一群孩子不斷爭逐，有時為了一顆夾在石縫中的皂角籽兒，不免不得開一場水仗。從河邊回來往往衣褲盡濕，被陳幹娘嚷一頓，但暗數著口袋裏滑滑溜溜的皂角籽兒，心裏仍是樂滋滋的。
皂籽兒對孩子們很有用，大多用在賭輸贏上。玩抓子、走老憋，一盤輸贏是十個八個籽兒。也有用在正經地方的，譬如演算。那時不知韓信點兵為何事，否則用皂籽兒擺陣圖倒也輕便。我不常與別的孩子賭輸贏，我缺乏這方麵的靈氣，幾乎盤盤皆輸。我喜歡自己把玩它們，還把形狀稍有奇特的安上名字，配成一家庭，一個學校，編出許許多多的故事。後來我想，這大概是我最初編的小說吧。皂籽兒對孩子們來說，還是一筆財富，每個孩子都攢了許多，陳幹娘給我縫了一個小布袋，我裝了滿滿一布袋。但這些金黃色的籽兒畢竟不是黃金，沒有什麼價值。隻是在嘴饞又無東西可吃的時候，將它用水泡脹，除去硬皮，吃它的仁。這仁我們叫膙子，因它很像腳膙子。
鄉人不把皂角樹上的皂角據為私；樹是私人的，但樹上結的果實卻不是私人的。無論誰家的樹，人們都可以去采皂角。有人臨洗衣服，才撿一塊石頭往樹上一投，打下幾個來，方便得很。這意思好像是說，雖然人們沒有吃飽飯的權利，卻有洗幹淨衣服的權利。多虧鄉人洗衣服不多，一個百十戶的村莊有幾棵皂角樹已夠了。祖母暴發之後，脫胎換骨，由一村婦搖身變為人人敬畏的老太太，似乎已不知道從哪裏來，也不知道到哪裏去，渾渾然自成一尊。但這條鄉規她還是遵守的。我沒聽說她禁止別人采我家老皂角樹上的皂角。老皂角樹下有條石條，將近黃昏時，她喜歡坐在石條上抽她的胡茄煙。她默默抽著，滿是皺紋的臉，像地殼剛剛凝固的那一刹那，冷漠而莊嚴。她的眼睛直直地望著前麵，不知是望她兒子捐款建立的學堂，或是更遠處她家的墳地。風水先生說過，這棵老皂樹的風水好，遠處的祖墳風水也好。每次父親回家，祖母都要父親找風水先生看塋地。祖父的慘死，叔父的被殺使她在下意識裏總聯想起某種冥冥的力量，內心裏總有某恐懼。但不同的風水先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我家的祖墳風水很好，宅地風水也好，特別是這棵蔥蔥蘢蘢、枝幹剛勁，布滿硬刺，像金剛一般的老皂角樹。祖母對風水先生的話，將信將疑，隻好默默抽她的胡茄煙。胡茄煙的煙霧繞著她冷漠而莊嚴的臉，模糊了她眼前的真實世界；她望著另一個世界，想象著死的奧秘與輝煌。路人同她打招呼，她漠然不答。但有人來打皂角，她卻起身讓開，並不責怪來人的打擾。有一次，一個漢子用石塊打皂角，投來投去，打掉很多樹枝，祖母說，“別傷了樹。”還要我回院裏拿支竹竿給這漢子用。祖母是愛這棵老皂角樹的。
祖母比老皂角樹去得早。
一晃四十多年，家鄉音訊全渺。直到前幾年，才不斷有家鄉人來訪，都是後輩人，說半天我也不知其父是誰。他們談到大宅、學校，談到從老一輩聽來的故事。話語中充盈著鄉情。我家鄉是產杜康酒的地方，真是鄉情濃如酒啊。
有一次我問鄉下來的一位青年：
“大宅東北角那棵老皂角樹還在嗎？”
“那裏有一棵皂樹嗎？”他詫異地望望我，“那裏從來就沒有一棵皂角樹。”
那裏從來就沒有一棵皂角樹？也許那裏從來就沒有一棵老皂角樹。……
“我家墳地上那些柏樹還在嗎？”
他又詫異地望望我。
啊，也許那裏從來就沒有柏樹。
“他們沒有告訴你那件事？”他猶豫一陣問。
“誰？”
“早先來過的那些人。”
“什麼事？”
“老奶奶的墓被掘了。”他遲遲疑疑地說。他比我小一輩，故稱我祖母為老奶奶。
“啥時候？”我問。
“兩年前的事。”他說，“這兩年掘墓成風。傳說老奶奶口中含朵金花，有人就起了壞心。”
“後來呢？”
“聽說掘墓的沒有找到金花，撬掉了老奶奶的兩顆金牙。”他說，“墓掘開後，很長時間才封的，因此我也去看過，其實老奶奶的墓葬很平常。”
“她死在我家被日本人洗劫之後，故未能給掘墓的留下些什麼，連一朵金花也沒有留下。”我努力笑了笑，又說，“那兩顆金牙必定是黑的，是被胡茄煙熏黑的。村上還有皂角樹嗎？也許用皂角可以洗淨它。”
我又笑了兩聲，笑得很幹澀。１９世紀西班牙名畫家戈雅的一幅銅版畫——《狂想曲》之一——的畫麵浮現出來：一個妓女正在摳一個被處死的囚犯口中的金牙。
慘烈的人生，如酒的鄉情啊！
當年，祖母坐在老皂角樹下，是否已因預感而悚懼了這種報應了？那個始被輕侮，後被敬畏的農婦，當時果有某種預感嗎？
如今，那棵老皂角樹沒有了。
堂兄和族人陪我去看祖母的墳墓。墳周圍的樹沒有了，卻多了許多墳包。
“村上的人以為這裏風水好，都往這裏埋人。”一位本家嫂子向我解釋。
我淡然一笑。
堂兄說，打算在這裏再種幾棵柏樹。
我說，如果允許在這裏種樹的話，就種一棵皂角樹吧。
我希望有幾個皂角，洗白我的記憶。
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０日
我和父親
我不了解父親，至今我還不了解父親。
世人也不了解父親。我想父親在離世時，他的內心有一種難言的巨大的哀痛。
父親用他的一生，寫了一部充滿矛盾的曆史。
父親給我留下的是一個謎，一個矛盾。
我說不出父親給我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我朦朧記得由於我小時候體弱及好哭，他是很厭惡我的。一次他從前線回到郭村老家，他聽到我在廂房不住啼哭，就走到上誠心誠意有簷下勵聲喝道：“再哭就把他扔出去！”當然我還是哭，他也沒有把我扔出去，但他卻把“扔出去”這幾個可怕的字扔進了我朦朧的腦海裏。可能這就是父親留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他很少回家，每隔一兩年回來一次，哥哥、姐姐都要圍上去叫“爸爸”，我不叫，他也當沒有看到我。
一次他從洛陽回家，好像那時他的官職是“司令”吧，他出資辦的小不已開課兩年，老師帶著全校同學到４裏外的蔡店街去歡迎他。他從一輛嶄新的人力車上下來，麵帶微笑，從瑟縮在寒風中的小學生的隊列前走過，卻沒有認出我，或者不願意認出我。我對他不認我倒沒有感到屈辱，隻奇怪他為什麼坐人力車：你的馬呢？你的汽車呢？打仗時都丟了嗎？我心裏感到驚懼和好笑。
老家郭村是伏牛山北麓一個不大不小的莊子，百來戶人家。我跟母親從開封回到郭村的，村子周圍還有土築的寨牆，牆下有寨濠。村裏的南北東西大街，都鋪上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石塊，牛車走在上麵，發出轟隆隆的響聲。村子的中心是十字街口，十了街口往南有兩口古井，村人大都來此及水，這是村裏最熱鬧的所在。南大街有一座村公所和一間中藥店，除此之外，村中好像沒有別的能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我家的新宅沒有建成之前，村裏的建築很一般，都是些低矮瓦屋和草房，包括村中首戶郭舉人家。我家的新宅為中西合璧，軒敞高大，位於村北，故被村人稱為“北宮”。後來父親出資，又在我家北側建起幾十間房屋，辦了一所小學和一所中學。從學校再往北去，就是一片遼闊的直達龍門山口的平野。數十裏的平野上點綴著許多阡陌和村落，遠遠近近，朦朦朧朧，當麥苗長高時，它們一會兒被綠浪淹沒，一會兒被綠浪托起，飄飄悠悠，浮浮沉沉，能令孩子們生發出無限遐想。平野的四季變化和光禿南山的凝重，都很美，唯村中沉悶、散亂與閉塞的景象，使我感受著一種蒙昧與神秘的說不清的壓抑。
村裏人都說我父親好，當了大官不忘本。他每次回家，進村都是步行，從不敢坐車騎馬進村。那時公路隻通到離郭村２０裏的砦街，從砦街到郭村則是陷在深深路溝裏的坑窪不平的黃泥路。晴天可免強把汽車開到村邊，陰雨天就不行。有一年秋天下連陰雨，他居然要家裏的夥計趕幾匹大馬把小汽車從砦街拖回郭村。我心裏好奇怪，既然不坐又何必把小汽車拉回來呢？可村裏的孩子高興，整天圍著小汽車打轉。
父親雖然穿草綠色的嘩嘰呢軍裝，豎背挺胸，一副軍人派頭，但在村上遇到老人，依然“大伯、大娘”地叫著。所以村上的人都稱讚他。他每次回家，不忘鄉親，常帶回許多白糖、茶葉之類的東西送給大家。有一次他還帶了幾馱子桐油籽和荊條籽，發動村中青壯年到南山種植。他想給村民一個致富的門路，正像他辦學校，想使村民脫去蒙昧狀態一樣，都是為了想報答這片土地的養育之恩。父親不喜歡祖母以勢壓人，他不敢直說，常勸祖母不要管地方上的閑事。他對家中其他人也這樣要求。一向性子平和的二伯，一次把外村一個偷他莊稼的人捆起打了一頓。父親聽說後，對二伯十分不滿。
父親喜歡交朋友，喜歡喝酒，每當他回來，家裏就要熱鬧幾天，猜拳行令、呼朋喚友，從三門裏就可聽到他在二院大客廳裏大聲講話的聲音。他在他的下屬麵前很威嚴，他的下屬好像都很佩服他，包括他那身草綠色嗶嘰軍裝都令他們崇拜。他的副官和勤務兵喜歡在我們這般孩子麵前神吹窮聊，把父親說成是刀槍不入、呼風喚雨的神人。抗日戰爭期間，父親在黃河北曾兩次率部突圍。一次是１９４０年八九月間，部隊被日軍包圍，第一戰區長官部命令他們與日軍“和談”，“虛與委蛇”。他到濮陽去同日軍談判，借酒大罵日軍司令官，說你們小日本瞎了眼，想叫我範龍章當漢奸，辦不到！我是來騙你們的機關槍大炮的！翻譯把他罵日本人的話翻譯成是罵蔣介石的，日本人信以為真，居然給他發了１０萬發子彈。有了子彈他便率部突圍，打了幾天幾夜，風雨交加，終於被他突出了包圍圈。１９４３年四五月間，國民黨龐炳勳集團在日軍大舉進犯麵前，兩個軍投降，一個軍潰散，隻有他率部隊過了黃河。這一次又是風雨晦如磐，天且助他脫險。所以他的士兵應著他的名字把他看成“龍”，編出了神話。都說父親講義氣，打仗不怕死，與士兵同甘共苦，所以他對他的部隊是有吸引力的。有一次我看到他打一個勤務兵，十分不解。這個勤務兵把他一條毯子不知放到哪裏了，一時找不到，他就掄起手杖打了勤務兵幾下。接著他要這個勤務兵去試機槍。那時郭村的寨牆還未扒，勤務兵揉揉哭紅的眼，爬在我家門口的大椿樹下，肩頂輕機槍，幾發點謝，馬土寨牆打了幾個黑洞。槍聲脆響，父親一高興還幫勤務拍拍身上的土，當時我呆呆地看著，真不明白父親。
父親文化不高，卻善於辭令。他喜歡給士兵訓話，士後居愛聽，並且都學會了他的口頭語。他喜歡講“你們覺量著”，不少官兵都學會說“你們覺量著”。有一次到學校訓話，對著我們這些站在旗杆前的小學生講了一個早上。“你們覺量著你們應不應該好好讀書？抗戰勝利後要建國。靠誰來建國？靠你們來建國。你們覺量著不學好本領行不行？……”他講完了，我跟著大家一起鼓掌，我心裏想，他沒有老師講得好聽。但我沒有說出來。朝陽已經爬上學校的圍牆，在一片雜樹林背後掛著，血紅血紅。我睜大眼直瞪著那團紅光，望著晶亮晶亮的露珠。空氣很濕潤，陽光一點不刺眼。我呆呆望著，直到上課鍾敲響。操場上隻有我一個人，我不知同學們什麼時候散去，也不知道父親什麼時候離開。
１９４４年，家鄉淪陷，父親派人把全家接到他的防地南召。我們住在劉村，離他的師部留山隻有３０裏路，所以他常回來。我從不學三年級開始寫日記，有一天下雪，教室前邊有一層很厚的積雪，我就把雪描寫了一番，過了幾天雪融化了，階前積了一個小小的水潭，我興之所至，在日記中把這水潭也描寫了一番，並說明這水潭是如何形成的。過了兩天水潭消失了，我寫道：“這水潭哪裏去了？啊，原來它被太陽蒸發了，它變成水蒸氣，變成雲，正在藍天上浮遊呢。”不想這幾篇日記被級任老師看中，並呈給校長，校長稱讚不已，於是我的功課特別是作文就在學校出了名。到劉村後，父親不知聽誰告訴他了這件事，忽然想起他不有個其貌甚醜、其性甚強的三兒子，興奮得不得了，要我拿全文給他看。他也真真地挺著胸脯，手持作文看個詳細，不時還點頭稱好。父親可憐，他自幼沒有讀過書，對文化敬畏之極，把我這個遠非秀才的蒙童也當作文把氣魁星了。
本來父親很寵愛大哥漢卿和二哥漢臣。大哥很文雅，二哥很聰明，父親對他倆寄予厚望，我這兩位兄長確也自幼抱負不凡。大哥念中學時，本是個長得白白淨淨的儒弱公子，最喜歡背誦李後主“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之類的名句，卻偏偏要把自己想象成叱吒疆場的英雄，並給他和二哥起了“軍峰”、“軍樞”恁般了得的名號，很不把父親這“司令”放在眼裏。後來他有兩件事傷了父親的心，一件是１９４３年秋，他與父親在２７縱隊時的副司令趙紫俊的女兒結婚，父親為這場婚事沒有少花心力與金錢，從天津采辦了很多迎娶的用品，給大哥訂製了西服，在舉行婚禮的前一天，大哥與父親爭吵，不肯著西裝，說自己脖子長，著西裝不好看，要穿長袍馬褂。本來女方已決定第二天穿婚紗，不得不趕快通知人家改穿旗袍。父親氣得臉色發青。再一件是我家逃難到劉村後，父親要大哥到西安或重慶考大學，大哥堅決不上大學，要到西安上黃埔軍校第七分校。去了兩個月，受不了軍校的苦，又回到家裏。父親隻好任由他去，不再過問他的事。祖母很偏心，喜歡大哥不喜歡二哥，他護住大哥卻專愛挑二哥的毛病。二哥是個天資聰慧的孩子，愛動。老家郭村那兩口古井，井口很大，二哥六七歲時就敢從井口上跳過來跳過去；二哥喜歡爬高上低，喜歡在牆縫裏抑製麻雀，並把雀調教得聽從指揮，這些作為惹怒了祖母，祖母一見父親就要嘮叨二哥的種種“行狀”。大哥的書沒有讀好，還常同他鬧氣、二哥機靈調皮，不太用功，他把範家的文運就寄托在我身上。他每次回到劉村，就要看我的作文，我也確實令他高興過幾次。但我性子執拗，總同他有種隔膜，他也無奈。到冬天，我和哥哥沒有棉衣，父親要軍需官送來兩套士兵的軍裝，太大，一個勤務兵送我到李青店去改棉衣，遇到大雨當天回不來，晚上我同勤務兵睡在一間小客棧的牲口房裏，可能誰都想不到我是師長少爺。棉衣改好，哥哥不肯穿，父親看到我穿著怪模怪樣的棉衣，誇了我一句：“漢生老實。”
劉村是個小寨子，被土夯的寨牆圍著，中間一條大街，從東寨門直通西寨門。南寨門有門樓而沒有門洞，人們隻從三個寨門出入。街上有幾間雜貨店，還有一個郵政代辦所。我們家借住在寨西南角一個大戶人家裏。我雖出生在開封，但我尚不記事已回到郭村。劉村比郭村大，也比郭村熱鬧，有點城鎮的氣象。它是我最早留下印象的“城池”，所以至今有關“城池”的聯想，我仍然會把地點移至劉村。這是一個風景秀麗的豫南小集鎮。它西臨白河，南濱留河，地處兩河交處，河對岸是起伏的山丘，山丘上長滿叢叢柞樹。深秋季節，柞葉像被秋風燒過，變成半焦的暗褐色。冷風吹來，滿山都似火苗飄蕩。留河岸上，疏疏落落地立著一兜兜蘆葦，灰白色的蘆花在陽光下閃動，遠看如無數隻白鶴在低徊高翔。河岸與寨牆之間有一大片桃林，桃子早卸了，桃葉飄落了，但那密密的交織在一起的枝幹，仍鋪排出一派蓊蘢之氣，令人感覺不到秋之蕭條、冬之凜冽。白河離寨子稍遠，碧清的河水和白色的沙灘從遙遠的天際飄到這裏一展，似要把這座小鎮裹挾了去。它是天之河，它的美麗無與倫比。氏喜歡站在寨牆上眺望它，一帶稀疏的柳林含著晚霞托著殷紅的夕陽，夕陽慢慢下墜，漸淡漸扁，又踮踮腳，為知是跌落到嶺後還是河底。河水在輝煌地一亮之後變暗了，沙石灘上飛起一群大雁，啼鳴著，扇動著黑色的翅膀在河麵上盤桓，好像要打撈落日，但它們的動翅羽遮住了西在的霞光，天猛一下子黑了下來。我回頭望望，原來星辰早在東方升起，寨子裏已有點點燈光。
劉村有一座中學——南都中學和一座中心小學。中學在街上，小學在東門外，二哥上中學，我每天到東門外上小學。父親所以選擇劉村來安置我們，我想是為了我們念書方便。我記事之後跟著父親駐防，這是僅有的一次。我們借住人家三間房，母親和弟弟、妹妹住東間，乳母帶我和哥哥住西間，正中一間算是客廳。我住的房間南窗下有一書桌，我同哥哥常在上麵做作業。父親每回家，常到書桌旁站站，看我們做作業。他隻是默默地看一看，從不說話。
父親常帶愁苦之色。那時候部隊非常困難，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扒了，財物幾乎全毀，祖母總是向父要錢，父親沒有錢她就鬧，還鬧到集團軍司令高樹勳那裏。這一次高樹勳對父親很同情，給了祖母一些錢，說父親是孝子。美國援華團到中國，派了許多視察組，有一個視察組到新８軍來，為首的是一個美國軍校級軍官。軍部在石橋，軍長胡伯翰要各師師長到石橋迎援華團視察組，並要求軍容嚴整，必須穿馬靴。經過幾年輾轉，父親私人的物品幾乎一無所有，哪來的馬靴？一個副官聽說某團長還有雙馬靴，趕快借來。父親穿起來太小，夾腳，他痛苦地走幾步，突然大怒，脫掉靴子猛然向牆上擲去，狂吼道：“老子這個師長不當了，他她的，我這個將軍還得穿馬靴向洋少校敬禮，可笑！有槍有炮就拿一來，你出槍我出命，為啥我就得比你低一頭！”後來軍部通知視察組要到師裏來，得好好接待。為了希望人家說句好話，能分配到一些美式裝配，父親忍住氣，派軍需到南陽采買西餐用具及山珍海味。後來聽人說高樹勳為人厲害，所以他處處小心戒備，不敢隨便動用公款，生怕高樹勳抓住辮子。由於接我們到南召和準備接待援華團視察組，據說父親花虧空一了百多萬元（那時法幣貶值，如實可能幾萬元），弄得他整日愁眉不展，再不見在家鄉那種豪興豪飲了。但一有機會，他仍喜歡擺闊氣，給朋友捧場。我們房東的兒子同專員家一位千金結婚，想把喜事辦得排場一些，同我父親一說，父親就給他派了一個連為喜隊開路。一連士兵把子彈當爆竹，向天上乒乒乓乓亂放槍，把樹枝打落一地，小孩子們跟著搶的不是花炮，而是子彈殼。我這半生隻見過一次這樣的婚禮。
我沒有見過父親打仗，但聽我一位表姐說過，她見過。１９４５年春天，日本軍隊進攻豫南，我們家由劉村疏散到一個更小的村子裏，那個村子在山窩裏，村前一條轉個大彎的小河。過了幾天表姐一家也來了。後來表姐同我說，日軍進攻劉村，她見到我父親，她是從門縫中看到的。她們家住在郵政代辦所旁邊臨街的一座房裏，她聽到街上槍聲、喊聲響成一片，好奇地從門縫往外看，正看到我父親兩手拿兩把手槍，被幾個士兵架著，罵罵咧咧地從街上走過。搜索連祈連長一麵發口令上刺刀，一麵向幾個士兵喊叫，“把師長架下去，硬把他架下去！”父親不肯直走，罵罵咧咧，麵色鐵青，樣子很可怕。宏肇哥（父親的隨從參謀）跟在父親身邊，握著左輪槍，走幾步扭轉身打兩槍。搜索連士兵端的水連珠槍上（這個連是蘇式裝備）都上了三棱刺刀，端著刺刀的日本兵，在一百米外停下來，伏身射擊。……表姐把這點見聞同我說過幾次，每到最後她就說：“真可怕，姨父的臉色真可怕！打仗真可怕！”我相信，父親在戰場上的樣子一定是很可怕的！
後來母親帶我們兄妹，在伏牛山南麓瀕臨白河上遊的一個小莊——餘坪住了幾個月，父親曾來探望過幾次。這個村莊非常美麗、寧靜，像似另一個世界，幾乎令人忘記戰爭。但偶爾聽到隱約的炮聲，大人們從炮聲傳來的方向，推測父親部隊的動向。向餘坪告別後，與父親再見已是１９４９年初了。這中間發生了許多事。先是日本投降，聽說父親隨軍北上，我們家由餘坪又遷回劉村。大約在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間，父親派人接我們往開封。我們從南陽乘馬車，一路走走停停，大約過了農曆十月初一，走到許昌。深秋天氣，剛收完秋莊稼，大地一派蕭條景象，兵荒馬亂，危機四伏，大路行人不多，雖有一班士兵護送，母親總是提心吊膽的。遠近幾座荒墳旁邊，冒出縷縷青煙，奶奶告訴我，“十月一，送寒衣，那是給鬼送衣服的”。這情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馬車緩緩前行，一天走不了幾十裏路。即至走近許昌，像從長夜裏走出來，剛看到一點人間繁華，母親的心剛落下，這時從路口出來兩個戴禮帽穿長衫的人，說是許昌專員派他們在此等候的。他們同我母親低聲講話，我聽到一句：“你們的部隊投降了八路軍，專員叫我們等在這裏給你們個信。”母親麵色突變，人們圍在馬車周圍忙亂起來。護送我們的士兵還佩戴著８軍的上印“克堅”二字的臂章，那兩個人要他們立即扯下來。我對父親“投降八路軍”一事不知如何解釋，懵懵懂懂地跟著母親去到開封。父親曾派人來接我們去他的駐地，母親不願去，我們就在開封住了三年。三年中，斷斷續續有些父親的消息，大都是傳聞而已，我們連父親的確切地址都不知道。
１９４９年初，父親突然回到開封家裏。依舊是一身筆挺的草綠色呢軍裝，依舊是高挺胸脯在屋裏說話滿院子都聽得到，依舊是呼啦啦帶了一大幫人，不過這時不叫勤兵而叫警衛排，依舊是被人“軍長、軍長”地稱呼著，依舊是忙於送客拜友，有我眼裏父親的神采相貌簡直沒有什麼變化。這一次他是奉命往新鄉策反國民黨４０軍的，順便探家。他在家裏呆了幾天，整天和朋友高談闊論，但當他獨自一人麵對冷清的有一株石榴樹的庭院時，他臉上卻有一種洗不掉的濃重憂鬱。那年我１５歲，剛到中原大學，算是已經加革命工作了。他聽大姨說，我讀書讀得很好，初中沒有畢業就考上最難考取的開封高中，他很興奮，又做起家旅的文化夢，執意要我跟他到北平去念書，我說我不能脫離革命，他說這怎麼叫脫離革命呢？
“什麼叫革命？”他以“老革命”的口氣教訓我，不過態度很溫和，“讀書不是革命嗎？將來要搞建設，建設就要有文化，靠我們這些人行嗎？不行！靠你們年輕人把書讀好！”
“我哥哥參革命可以，為什麼非要我去讀書呢？”我爭辯道。
“我說過了，讀書也是革命，你怎麼還不明白呢？革命有分工。”他耐心地說，“你哥哥比你大兩歲，他去參軍我不反對，像你這樣年紀，去幹什麼？一打仗還是負擔呢！”
“我才不會成為負擔呢！”
我媽看我又拗起來，數落道：
“不聽老人言，必定受艱難，看吧，有你小孩受的苦。”
父親擺擺手，製止媽媽說：
“好好，要他再想想，再想想。”我發現父親這次回來，脾氣比過去好多了。對我們很講“平等”，真是一革命就把身上的軍閥作風革掉不少。
過幾天父親又同我講到北平上學的事，我以轉學困難，插班困難來搪塞，他哈哈一笑，口氣很大地說：
“到北平能沒有你上的學？你想上那間學校都可以。我可以找薄一波同誌嘛，找周恩來同誌嘛。”
父親說這話，一方麵暴露了他的特權思想，一方麵說明他當時還未想離開北平，他對他的個人前途還是樂觀的。
我家住在小紙坊街是，小紙坊街解放前住了許多要人，在開封很有名氣。父親一回來，整條街都知道“軍長回來了”，街坊們都為我家慶幸，對我們家人很尊重。當時我所在的中原大學２３隊組織秧歌隊沒有鑼鼓，我帶同學到街道上借，拉人力車的和別的街坊見到我，都喊我“三少爺”，回到學校同學們取笑我，我氣得哭了一場，我對能使人稱我為“少爺”的老爹，又耿耿然了。
過去的歲月像一個破碎的陰影，籠罩著父親，籠罩著兒子，籠罩著我們的父子關係，這個陰影雖說破破爛爛，雖說看不到，摸不著，但卻是那般沉重，它像一張用鐵鏈結成的網，我們始終將它揭不開，推不去。父親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但我學的“辯證法”卻教會我對他隻看一現。那時候的潮流如此，我把家庭成分說成是官僚地主，要同家庭決裂，似乎很革命。１９５１年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社會部辦公室工作時，一天晚飯後同幾個年齡相仿的小同誌在機關大院裏遊玩，辦公室主任招呼我過去，我走到他身旁，他要我坐下，我同他坐在花圃的台階上，他笑著問我，你的父親叫範龍章吧？我說是的，他說是到過延安的那個範龍章嗎？我又說是的。他“啊”了一聲，說他見過我父親。
“你怎麼見到他呢？”我詫異地問。
“在延安開大會我見過他，”主任笑笑，“不過他在主席台講話，我在台下當聽眾，其實不認識。他是延安的大名人，我是無名小卒，也可以說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
“他在延安的情況，我沒聽他講過。”我說。
“既然你父親是範龍章將軍，你把家庭成分填寫為官僚地主不妥，我不知道你家裏是不是地主，但我知道你父親在延安入了黨，是黨中央直接批準的共產黨員，所以不能說他是官僚，不能依他把家庭成分定為官僚地主。”
主任與我談過話後，再填表我就將家庭成分填為地主。１９８０年，組織上落實政策，又把我的家庭成分落實為革命軍人。
一種政治壓力和“左”的思潮扭曲了父親、扭曲了我，也扭曲了父子關係。父親本身何償不在這種壓力下屈服，不在這種思潮下迷茫。後來我看到父親５０年代口述的一些回憶文章，在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前半生的同時，回避了他追求進步、向往光明的一麵。把他在整個抗日時期的活動，用“聯日反共”四個字概括，隻字不提他參加“八一三”淞滬抗戰、台兒莊會戰、瑞昌會戰；隻字不提他在黃河北岸與日本兵轉戰數載，反對投降，兩次率部突圍的壯烈行動。在國民黨３９集團軍的將領中，他是最先表態支持高樹勳司令舉行邯鄲起義的，對起義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回憶文章中卻輕描淡寫，並給自己扣上隨機應變的帽子。他一生中的兩個閃光點：一是堅持戰，一是參與邯鄲起義，都被寫成這個樣子，這實事求是嗎？難道父親說這許多違心的話，內心沒有痛苦嗎？將軍白發，不敢言功，實令人哀歎。
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間父親又回憶開封時，情緒大不如前，比較沉默。我從他同母親的談話中，知道新鄉談判受挫，他心情鬱悒。他同國民黨４０軍軍長李鐵軍可謂老朋友，抗戰期間，一起出生入死，頗有交往。他奉華北軍區和薄一波同誌之命，單身進新鄉城與李鐵軍談判，爭取新鄉和平解放。初見麵時，李鐵軍曾奚落他，說他自己在共產黨那邊被冤枉，被扣壓，遭監禁數月之久，弄得手無一兵，身無寸權，如今還來做說客，實令人心寒。但他對此卻一笑了之，凜然向李鐵軍申明大義，分析大局，指明大勢，勸李鐵軍不要以個人得失為重，要認請形勢，走傅作義將軍的道路。薄一波同誌指示父親按北平方式解決新鄉問題，經過談判李鐵軍接受了這個方案，後我方地方部隊看４０軍已成籠中這鳥，堅持要４０軍投降，放下武器，以裝備自己，因此雙方爭持不下。最後雖按投降的辦法擬訂協議，李鐵軍稱病飛離新鄉，４０軍遲遲不肯簽字。此時父親已萌“歸隱”之意。
關於父親讓出隊的原因有種種說法，我分析是下列幾個因素促成的：一、對在“民主建國軍叛變”冤案中，他被扣押吊打、監禁審查思想不通。對屬下一批軍官仍然蒙冤係獄，他內心很痛苦，在此情況下，他認為他個人繼續當官，對不住部下；二、新鄉談判受到挫折，他感到自己無功於組織；三、解放戰爭即將結束，今後不打仗了，她缺乏文化，不會被重用，也沒有東山再起之機；四、在一些老朋友的慫恿下，錯誤理解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想辦工廠賺錢，舒舒服服過太平日子。是年６月，父親到北平向薄一波同誌彙報工作，提出“解甲歸田”的要求，薄一波同誌勸導他，要他留在北平，如不想幹具體工作，掛個名譽職務也可；如果真想“歸田”，可帶四五萬人辦個大農場，人馬比帶一個軍、兩個軍還多。他的朋友和入黨介紹人申伯純、金城、周子健、朱早觀諸同誌也對他進行苦勸，他去意已決，不聽勸告，後來薄一波同誌隻好給吳芝甫同誌寫了一封信，讓他帶上，囑咐他遇到困難去找吳芝甫。他７於月中旬回到開封。他到開封那一天，正好我在當天乘車南下，我到行宮他的麵粉公司籌備處去看他，向他告別，他把腕上一隻手表脫下送給我。父親原來有一隻很名貴的長方形手表，是抗戰初期湯恩伯送給他的。１９４７年他被送進神泉學習班時，這隻手表連同朱總司令送他的羔皮大衣、他同毛主席的合影都丟失了。他送給我的手表，是他在新鄉策反時，一位老朋友送的。
我南下之後，再一次見到父親已是１９年後的１９６７年了。那時我在廣東省化工原料公司工作，出差河南，在家住了兩個多月。１９５４年我家隨省府遷鄭，住在鄭州行政區花園路口東己院。東己院是幾排兩居室一套平房，住戶大都是政協的老行生。老先生們在房前屋後種上蘋果、葡萄、院子裏倒是蔥蔥蘢蘢，一片綠陰，很有幾分鄉間風味。１９６６年父親突得重病，腦血栓，差一點癱瘓。我回家時，他已恢複到能拄杖走路。東己院衛生設備差，廁所公用，我每天陪他上廁所，一個星期陪他到省府門診部拿一次藥，有時陪他上街理發、下澡堂。父親喜歡理發、洗澡，把這看作一種享受。行政區一些理發師傅和澡堂師傅同他關係甚好，每次我去理發及洗澡，他們都圍過來同我談話，他們說我父親原來身體很好，腰背從來繃繃直，不像六十七八的人，“文化大革命”一起來，一場病把他打垮了。他每次進澡堂，都要帶兩包“彩蝶”或“三門同峽”香煙，澡堂師傅一見到他，就過來招呼，抽他的好煙。那時已不準搓背，澡堂師傅還是偷偷幫他搓一搓。這可以看出父親在行政區的人緣，他願意和引車賣漿者流為伍，結交了一幫朋友。有幾次我同他在路上遇到他的同事。一次，我看到一個身材不高，麵皮青白的老者立在一棵法國梧桐前搖擺雙臂、左右開弓拍打樹幹，父親看出我有點好奇，就走過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