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文中把胡適和魯迅相並論列，問：“在魯迅的時代裏，人們總認為魯迅是拆台的，而胡適才是補台的，為什麼一個以拆台為基本特點的人的思想總是被利用，而一個總想補台的人的思想卻不受歡迎呢？”遠在１９２７年國民黨“清黨”——魯迅謂之“血的遊戲”——之後，魯迅就明明白白反對一個惟靠武力支持而不是經過民選的不合法的政府，野蠻的政府，“一黨專政”的獨裁專製的政府；而此時的胡適，倒是立誌要做“政府的‘諍友’”的。當時，國民黨在“台”上，共產黨還在“台”下；因此魯迅反抗國民黨政府，正如寄同情和支持於被迫害、被屠殺的在野的共產黨，表明了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立場。由於有了這樣一種曆史淵源，台上台下，或拆或補，全都變得可理解了。
當說及魯迅與胡適時，謝泳還說到一個話語問題。他說，胡適的話是明白的，沒有再闡釋的可能；魯迅的話是晦澀的。故而存在被曲解的可能性。比較胡適，魯迅是一個獨異的隱喻的思想者。他的文章確乎充滿激情，意象豐富，但又同時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縝密的邏輯，尤其是論戰的文字。在惡劣的政治環境裏，他已然失去發表的自由，因而不斷地變換筆名，且不得不“曲曲折折”，“吞吞吐吐”；然而，即便如此，叛逆的思想指向仍然是明白的。
泳問：“可為什麼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裏，那些讀過魯迅書的紅衛兵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懂？”“那麼多讀魯迅書的人怎麼就不學好呢？”我也不妨問：“可為什麼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裏，那些讀過或不讀魯迅書的知識者便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說？”“那麼多不讀魯迅書的人難道就學好了嗎？”魯迅，一人而已，用他的話來說，其實亦不過惟有一支筆，能對一個“黑染缸”般的大社會負多大程度的責任？權力者的力量，知識者的力量，意識形態的力量，教育的力量，實際運動的力量，社會的綜合力量，不是要比一個人的力量大得多嗎？何況這個人已經被權力者連同知識者雙方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弄得簡直麵目全非了呢！作為獨立思想者的思想，要穿透公共空間——或可看作一個既成的，傳統的，或正統的“場”——是困難的；愈是獨特，愈是深刻，則愈見困難。倘使承認魯迅的思想是一筆寶貴的遺產，而且真正能為進步的社會力量所接受，所利用，那麼，就必須跟專製者的利用，以及“幫忙”和“幫閑”的知識者的拒斥作鬥爭——雖則我們對鬥爭本身並不見得有前定的需要，或先天的嗜愛！
說到被利用，魯迅嚐慨歎道：“回憶先前的經曆，覺得現在的社會，大抵是可利用時則竭力利用，可打擊時則竭力打擊，隻要於他有利。”對於身後的被利用，他也不是沒有預感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寫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可悲哀的。”在這裏，所說的僅屬“無聊之徒”，尚未及於如他所說的“有力者”；可見世人世事的險惡，遠比他——一個嚐自謂“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中國人——預想的要厲害得多。
近百年來，環繞魯迅所花的口舌筆墨可謂多矣，由此，亦可照見中國社會及諸般人士的麵目。但我想，魯迅既為戰士，那麼無論生前死後，被人攻擊，歪曲，利用，都不足為怪；惟獨為別的戰鬥者所不憭，所誤解，這才是最深重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