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魯迅研究之謎
謝泳在《中國文化報》上撰文，介紹拙著《人間魯迅》之餘，引出一個被稱作“魯迅研究之謎”的問題：“為什麼魯迅以反專製為基本追求而卻總是被專製利用？”
魯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學方麵的問題，而與魯迅思想本體研究關係不大。我們要弄清楚的是，魯迅是在何種情況下被利用？利用了他什麼？他的思想實質與專製主義果然有相通之處嗎？
其實，魯迅生前就一直被人利用，不獨身後為然。參加“左聯”就是一個例子。親近如馮雪峰，也有著把他當成“統戰對象”而加以利用的一麵。自然，這都是他所願意的。對大眾，對青年，對進步的社會事業，他甘於做“牛”，做“泥土”，做默默的犧牲；但當他發覺在被人惡意地利用時，則設法回避乃至於拒絕了。
魯迅逝世時，正值抗戰前夕，於是他的葬禮便成了民族團結的標誌；而他的精神，也就適時地成了鼓舞民族鬥誌的偉大的象征。應當說，這是對魯迅的最大範圍的一次集體利用。從此，魯迅的名字，作為政治文化的一個符碼，便開始被廣泛使用了。毛澤東在延安，以及以後發表的有關魯迅的評論，都是在這一意義上進行的。對魯迅的這種肯定，是一種名義上的肯定，抽象的肯定，整體象征性的肯定。魯迅思想中的許多重要成分，實質性的東西，卻被忽略了，甚至被輕易地給否定掉了。比如，魯迅稱說自己思想的兩大方麵，即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在當時，明顯地被劃歸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範疇；又比如，魯迅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原則，其中包括對“東方文明”的批判，對“國民性”的批判，對權力和權力者的批判，等等，在一個“革命”的故而是“光明”的環境裏，也都變得不合時宜了。
毛澤東是政治家，看待一切事物惟用政治的眼光，對《紅樓夢》如此，對魯迅亦如此。他是從來不諱言“功利主義”的。
群眾高舉“爭取民族解放來遙祭死去了的魯迅”橫幅前進。
利用有兩種情況：一是用其名，一是用其實。用其實者，也有兩種情況，或者用全盤，或者用局部，取其一點而不及其餘。如果說，對魯迅尚有一點較為具體的利用的話，那麼就是他的關於鬥爭的思想。從上世紀５０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特別強調階級鬥爭；尤其在６０年代以後，階級鬥爭理論有著惡性的發展，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降臨。這時，魯迅的注重戰鬥的思想，恰好被納入流行的理論之中；而魯迅本人，也就被打扮成了一個動輒“打殺”別人的姚文元式的棍子，始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旗幟的江青式旗手。豈止如謝泳所說的“是他同時代知識分子中惟一一個得到肯定的知識分子”呢，簡直是“當代英雄”！
“文革”是一個典型的造神時代，“凡是”時代。毛澤東的個人權威，通過個人崇拜運動，此時已達“頂峰”狀態。一個曾經被“神”高度評價過的人，獲得官方的“肯定”，還不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嗎？
事實上，不同的社會角色，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心理。作為一個平民作家，獨立思想者的思想，明顯地，是不可能混同於一個大權在握的政治家的思想的。魯迅的鬥爭思想，首先根源於備受壓抑的個人經曆，根源於中國廣大民眾長期遭受的壓迫而生的痛感和恥感。至於“拿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隻能說，加強了他對中國階級社會的認識，並不曾改變他原來的思想基礎。毛澤東晚年的階級鬥爭理論，卻是以權力為中心的政治理論的一部分，帶著鮮明的斯大林主義色彩。的確，魯迅是主張鬥爭的，複仇的，革命的。他說：“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在他看來，目下的中國有許多“二重道德”，主和奴，男和女，都是有不同道德的，還沒有劃一，放棄鬥爭而一味“費厄”，則未免太偏，也太早。正是如此，他承認他的作品有“暴戾之氣”；也正是如此，他被主張“寬容”的蘇雪林們變著花樣痛罵到如今。
其實，魯迅的鬥爭，與我們慣稱的所謂“鬥爭”的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在他那裏，永遠代表著被侮辱、被損害、被壓迫者的利益。所以，這鬥爭就不是自上而下，“為王前驅”的討伐；也不是“同級鬥爭”，雖然他並不以“黨同伐異”為惡，卻從來沒有那種為組織所規限的黨派性。他的鬥爭是以人的解放為目的，以弱勢者為本位的一種反抗性行為。這是理性的反抗，現代的反抗，並非從前的農民“造反”，更不是“文革”式的亂鬥一氣。說到《水滸》，他就十分反感那掄起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式作法，斥之為“流氓”。他從來珍視人類的生命，對於那些隨意以犧牲為代價，葬送群眾性命的“革命者”，他是憎惡的。他明確表示說：“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可以認為，鬥爭，是他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想原則的最高體現。他不憚孤身一人，挑戰權力者乃至整個社會，乃是為了捍衛人類生命個體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活著的全部尊嚴。他深知，剝奪了鬥爭，就剝奪了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