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三論
論魯迅與狼族有關
如果說魯迅是狼，或者說他的身上有狼性，都會教人覺得怪異的。然而，實際的情形確乎如此。他是好鬥的，在一個為儒教所浸淫的幾千年的“禮義之邦”裏，便不能不成為異類。最早把魯迅與狼族聯係到一起的是瞿秋白。他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有一個經典性的說法，就是：“魯迅是萊謨斯，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據羅馬神話，萊謨斯和羅謨魯斯兄弟二人，出生之後被遺棄在荒郊，吃母狼的奶長大。後來，大哥羅謨魯斯創造了羅馬城，趁著大雷雨升為天神；而萊謨斯是藐視莊嚴的羅馬城的，他永遠不能忘記自己的乳母，所以終於回到故鄉的荒野。這是兩條不同的道路。在這裏，惟有在這裏，萊謨斯“找著了群眾的野獸性，找著了掃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鐵掃帚，找著了真實的光明的建築”。
魯迅最大的幸運，是因為他過早地承擔了不幸。在少年時候，由於祖父的下獄和父親的病故，他淪為“乞食者”，為世人所遺棄。這段“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人生轉折於魯迅個人來說，實在太重要了。由此，他獲得了曠野，獲得了野性，獲得了永久的精神家園；由此，他懷疑一切，惟執著於生命中的信念和生活中的真理；由此，他開始進入搏噬般的韌的戰鬥。
首先是曠野意識。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即使他們為現代的知識和觀念裝備起來之後，仍然拖著祖先士階級的尾巴。在傳統士人中，是隻有山林意識而沒有曠野意識的。山林是寧靜的，隱逸的，超社會的，其最後的道路是通往宮廷的。被尊為“中國自由主義之父”的胡適，不就是一個廷臣嗎？曠野意識也不同於西方的廣場意識。廣場是現代民主社會的產物，是人人得以表達個人意誌的所在，是人們進行平等對話和自由交往的空間。在中國，從滿清的君主專政到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既沒有公共空間也沒有私人空間，隻有一間充滿嗆人的血腥氣味的黑暗的“鐵屋子”。可以說，“曠野”是魯迅所發現的，或者說是他所開拓的。他必須在禁錮中獲得屬於自己的空間。還在本世紀初，他便呼籲建立“尊個性而張精神”的“人國”，那是一片“自由之區，神之綠野，不被壓製之地”。事實上如何呢？他發現，“中國人當是食人民族”，而且這種關係甚大的發現，竟知者寥寥。著名的《狂人日記》，就是對中國吃人社會的深刻描繪。其中，吃與被吃，都是在一個大家互相聯絡的“羅網”中進行。這樣的“羅網”無邊地擴展，於是，我們從《阿Q正傳》的末尾看到了“連成一氣”的“眼睛們”；從《示眾》中看到了無數看客的蠢動的頭臉；從《複仇》中看到廣漠的曠野，從四麵奔來的賞鑒殺戮的路人，圍繞著十字架的可悲憫可咒詛的敵意；從《頹敗線的顫動》中，一再看到無邊的荒野，還有暴風雨中的荒海的波濤。直到臨終前，魯迅在一次大病初愈後寫成《“這也是生活”……》，我們仍然可以從中讀到這樣的句子：“外麵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是十分感人的。忘卻一己的病弱之軀，依然懷想著“無窮”與“無數”——正是狼式的廣大，一種獷悍中的溫柔。
魯迅對人類社會的關懷，大體傾注於底層，也稱“地底下”。這個半人半狼式人物，充滿無限的同情，撫慰般描述眾多的幼小者，弱勢者，被壓迫者和被損害者。但是，如果僅僅止於現實的複製，他與一般的現實主義者將沒有什麼區別。其實，現代主義作家也多是仰賴現存世界的。就說卡夫卡，當他說“一切障礙都在粉碎我”的時候，眼前的現實是不可抗的。如果說現實是可怕的，難以改變的，那麼，這與現實的是合理的這樣的結論有什麼兩樣呢？一個膽怯的小公務員作家與一個傲慢的宮廷哲學家，竟然走到一起來了。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不幸”和“不爭”是現實，然而魯迅悲憫而且憤怒了。隻要麵對現實，他就露出了狼的本相。他不但要暴露現實，而且要改造這現實，用他的話來說，即是“戰取光明”。“戰”是“韌戰”，一麵搏擊巨獸，一麵自齧其身，如此構成了魯迅的狼化過程。他瞻望未來，卻不曾耽於未來。做夢是好的，夢夢則是空想主義者了。當然，空想主義者不見得比現實主義者渺小，空想畢竟多少帶有否定現實的性質。但當空想主義者一旦找到實踐的道路，便成了我們所慣稱的理想主義者。在理想主義者的頭頂，是始終有著希望之光的照耀的。然而魯迅是絕望的，他把所有通往希望的出口都堵死了，而在黑暗中作著絕望的反抗。因此，比起別的戰士來，他總是顯得更為勇猛而悲壯。
小說《長明燈》描寫一個瘋子，眼睛“含著悲憤疑懼的神情”，始終不屈服地堅持著高叫：“我放火！”有趣的是，魯迅是曾經以“放火者”自居的。那瘋子，“一隻手扳著木柵，一隻手撕著木皮，其間有兩隻眼睛閃閃地發亮”——而這，不正是一幅狼的肖像嗎？
魯迅要喊醒鐵屋子裏熟睡的人們，要教會人們反抗奴隸的命運，必然為權力者所不容，首先則為權門所豢養，為正統意識形態所庇護和縱容的知識者群所不容。其實，這也是一群狼，是專門捕食弱小者的；所以，瞿秋白稱魯迅是宗法社會和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總之，他是叛逆的狼，是孤狼。包圍他的知識者群在主子麵前是馴良的走狗，是叭兒，但是對付知識界的異類則是異常凶險，雖然樣子可以裝得十分莊嚴，公正，平和，“費厄潑賴”。在魯迅的反抗文本中，除了權勢者的無知與專橫以外，我們還看到，適合於“特別國情”的“特殊知識階級”，“假知識階級”，是如何袒護槍殺群眾和學生的政府，如何維護太平秩序，如何製造偶像，如何散布流言，如何“吃教”，如何撒嬌討好，如何禁錮書報，如何以“實際解決”相威嚇，如何謳歌“東方文明”，醉心於“骸骨的迷戀”，等等。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結束，魯迅目睹了知識界的升降浮沉，體驗了對一代啟蒙知識分子的期待的幻滅，於是，不得不堅決地反戈相向；不管論敵——躲在權力背後的各式“學者”，“文人”，“文痞”，“文探”——如何謠諑詛咒，他也一個都不寬恕。他有一篇文章的題目是：《我還不能帶住》，明顯地咬住不放。這是典型的狼的風格。
魯迅告訴蕭軍和蕭紅，要保留身上的“野氣”。這個老奴隸，總是向青年奴隸灌輸狼性，獸性，野性，而非家畜性，奴性。在中國，再沒有第二個人像他這樣對奴性——奴才性和奴隸性——施行如此猛烈的攻擊的了。奴性是中國統治者幾千年來文治武功的積累，是所謂“國民性”的致命的根本，正是它倒過來加固了封建宗法社會的根基，因此，他這個“軌道破壞者”才不惜以毀滅自己為代價去毀壞它。他曾經說過，在他的思想裏麵，有著兩種主義——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互相消長。這種個人性，對他來說，其實是一種狼性，也即鬥爭性，複仇性。在鬥爭中，無須遵從別的什麼命令，聖旨或指揮刀，完全的“自己裁判，自己執行”。為什麼不說“愛”呢？為什麼不說“和平”呢？在虎狼成群的時代，愛與和平，往往成為奢侈品和麻醉品，成為卑怯的托詞。他認為，對手如羊時當然可以如羊，但是，如果對手如凶獸時就必須如凶獸。讓別的知識者去做他們願意做的山羊或者胡羊去吧，他則必須做狼！
像這樣一匹單身鏖戰的孤狼，怎麼能不受傷呢？但見他流亡，生病，果然提前死亡！青年時在異域，他長嗥道：“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於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於荒寒者乎？”３０年後，他呻吟般地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幹，紮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為這境遇，是可怕的。”在小說《孤獨者》的結末，他寫了一匹幻覺中的狼，從沉重中掙紮而出的狼，分明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