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據說魯迅已經變做了一塊“反動”的“老石頭”。魯迅，戰士而已。如果一定得以石頭為喻，那麼，除了妨礙權勢者及其吧兒，怎麼可能對求自由的人們構成威脅呢？其實魯迅什麼也不是，他所以終於做被文人看得可惡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話說，惟是不能已於言罷了。也就是說，他和他的文字的存在，說到底隻是一種聲音。而這聲音，恰恰是反霸權話語的，是奴隸的反抗之聲，自由之聲。
在“無聲的中國”，有誰否認得了，這是稀有的聲音，惟一的聲音？！
論魯迅越少越好
王蒙五年前在一篇題作《人文精神問題偶感》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嗎？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在知識界，算是第一次提出一個魯迅的多少以及與此相關的利弊問題。
此論一出，輿論小嘩。不過，仔細尋思起來，也不能說王蒙說得沒有道理。至少，魯迅本人就說過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的話。他還說道：“我有時決不想在言論界求得勝利，因為我的言論有時是梟鳴，報告著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會有不幸的。”存在決定意識。文藝是植根於社會的。設若“大不吉利”的報告一多，說是地塌天傾，大家豈不亂作一團？不問而知，像這樣的言論當然越少越好，最好少到沒有，但聞韶箾悠揚，鳳凰翔舞，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俟時，我們全體都可以擁有像王蒙那樣的精神麵貌：安詳，輕鬆，瀟灑，快樂主義——豈不妙哉！
然而畢竟有一個魯迅，真叫“死人拖住活人”！這就給我們出了一道難題：既然死去６０年以後還能被人稱作“非常偉大”，而這樣偉大的人物又得控製產生，那麼，他的存在到底意義何在？
說到魯迅，應當是公認的直麵人生，暴露黑暗的代表性作家了。對於我們，他所以變得特別寶貴，就因為他一生以不退役的戰士要求自己，嚴肅、緊張、頑強地進行著他的工作。他說：“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但是，中國幾千年隻有“瞞和騙”的文藝，也如他所說：“《頌》詩早已拍馬，《春秋》已經隱瞞，戰國時談士蜂起，不是危言聳聽，就是以美詞動聽，於是誇大，裝腔，撒謊，層出不窮。現在的文人雖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裏卻還埋著老祖宗，所以必須取消或折扣，這才顯出幾分真實。”能夠像魯迅一樣，“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肉來”，還能說不偉大嗎？至於有人認為，社會上“大不吉利”的事一多，反映到文藝中來，魯迅式的人物也就隨之產生或竟多將起來了——其實這是想當然耳。君不見，在那黑暗而漫長的年代裏，就隻出了一個魯迅！文化大革命鬧了十年，朝野都說是民族的大悲劇，不是竟連一個魯迅也沒有嗎！
自然，也不見得魯迅少了，“大不吉利”的事就必然跟著減少。要魯迅或魯迅式的諷刺家不存在，便須改革社會。這樣就又回到由王蒙引出的問題裏來：當革命已在進行，社會已在改變，或者被我們看得光明極了，這時，魯迅的存在還有意義嗎？
有關歌頌和暴露問題，早在５０年前，或者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在文藝界被提了出來，所以也就有了結束“魯迅的雜文時代”的號召。文革完結以後，所謂“歌德”與“缺德”，還有“新基調雜文”之說，其實也都是舊日的餘波。問題是魯迅這個頑固的老頭子，
為英文譯本《阿Q正傳》所攝。（1925年7月4日攝於北京）
並不像有一種意見認為的那樣，隻是諷刺敵人，並不諷刺人民的；在光明所到之處，在革命營壘內部，仍然執著於批判，閃耀著天才的諷刺的鋒芒。對於辛亥革命，他早就感覺到而且說出了：這是一場“換湯不換藥”的革命。說到阿Q可否會做“革命黨”的問題，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並由此透露了對革命的一種較悲觀的看法：“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隻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在２０年代國共合作時期，廣州成了國民革命的策源地。在這裏，當國民軍攻克滬寧，人們為傳來的勝利消息而歡欣鼓舞時，他大潑冷水，說是“慶祝和革命沒有什麼相幹，至多不過是一種點綴。慶祝，謳歌，陶醉著革命的人們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時也會使革命精神轉成浮滑。”“堅苦的進擊者向前進行，遺下廣大的已經革命的地方，使我們可以放心歌呼，也顯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幹。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至於消亡，再下去是複舊。”真是深刻極了。但是，這同高爾基在十月革命過後對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府所做的批判，不是一樣的“不合時宜”嗎？後來，他成了“左聯”的盟員，對黨團書記周揚等大為不滿，以至於最後公開決裂。在著名的長文《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他指周揚們“左得可怕”，“抓到一麵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惟一的業績”等等，決然道：“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要是時間換成了幾十年後的文革，這些論調，還不算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嗎？不過那時，連周揚本人，同確曾以“反黨”、“反革命”的罪名被他打下去的胡風、丁玲、馮雪峰等人一樣，也已經被打倒了。
對於自詡為“革命文學家”者流，魯迅的批評是：“往往特別畏懼黑暗，掩藏黑暗”，“不敢正視社會現象，變成婆婆媽媽，歡迎喜鵲，憎厭梟鳴，隻檢一點吉祥之兆來陶醉自己，於是就算超出了時代。”他指出，“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眾的。”可見無論對於光明或黑暗，敵人或自己，魯迅都一樣持批判的態度的。就像他曾經說的那樣，意在揭示病根，引起療救的注意。批判，即如針砭和解剖，可有誰願意接受這一份疼痛？
的確，“疼痛是無人想要的禮物”，正如一位美國醫生布蘭德所說。但是，憑著長達５０年的從醫實踐，尤其是同麻木的麻風病人打交道的經驗，布蘭德確信疼痛對人類的健康起著關鍵的作用。在他所著的《疼痛》一書中，便不惜篇幅讚譽疼痛。他說：“不管怎樣，人類有疼痛這一卓越特權，人類的意識在經曆疼痛之後很長時間裏仍能縈繞心頭。但是，人類意識也能改變疼痛的真正情景。我們能夠與之相處，甚至能控製它。”又說，“我認為疼痛不是侵略性的敵人，而是一種忠誠的信息，這種信息通過我自己的身體來警示我一些危險。”因此，他建議：“傾聽你的疼痛。”恰恰魯迅也用過這樣一個容易為人所忽略的概念：“痛覺”。
為了消滅痛苦，讓我們疼痛吧！讓我們熱愛給予我們疼痛的人！何況，魯迅所給予我們的，還不僅僅是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