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這受傷的聲音，穿過大半個世紀而達於今天，仍然如此攖人心，讓人產生奮起搏鬥的欲望——大約這就是魯迅的力量所在罷。
論魯迅什麼也不是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給江青的信中說，魯迅與他的心是相通的。對此，恐怕很難置評，因為魯迅本人便多次慨歎過，說是人與人的靈魂不能相通。在政治家與文藝家之間，他還有過一個著名的講演，說是兩者處在“歧途”之中，不但不能劃一，反而時時“衝突”。在講演裏，政治家和文藝家的稱謂都是不帶前綴的，好像使用的方法並不是“階級論”，而是“文化論”。但是，無論如何，毛澤東給予魯迅的評價是很高的。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用三個“家”——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來概括魯迅，也都不失為精確。然而，長期以來，三個家的內容被掏空了，按時髦的說法，全被“解構”掉了。
先說思想家。在國民黨時期，“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極權之下，一個異端思想家，還有置喙的餘地嗎？乃至２０世紀５０至６０年代，被稱為“左”的思想路線開始肆虐，文化大革命時達於“頂峰”，幾億人民使用一個戰無不勝的大腦，根本用不上別的什麼思想。的確，魯迅的名字在當時被抬到跟江青一樣高——都被稱為“旗手”——的位置；但是，這裏與其說是利用，毋寧說是歪曲、閹割和毀滅。作為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始終未曾獲得其獨立的地位；一樣是毛，被附在某一張皮上。知識界，更確切地說是學院派，又將如何看待這位“思想家”的呢？他們認為，他並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係，沒有體係的思想當然談不上什麼“思想成就”，結果仍然是毛，這回竟連皮也沒有，飄飄蕩蕩，恍兮惚兮，實在可以歸於虛無的。
再說革命家。什麼叫“革命”？最高指示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造反，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魯迅也曾有過類似的關於革命有血，有汙穢的說法，但是，他又說過這樣的話：“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
與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同學合影。（1904年攝於日本仙台左起第一人為魯迅）
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他分明表達了“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樣的思想；那類“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者”，是他所憎惡的。結果，他遭到了一批“革命文學家”的圍攻，後來還得挨“元帥”的“鞭子”和“軍棍”。這樣說來，他的革命性也就變得很可疑。事實上，他思想中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便長期被當作“資產階級貨色”，而為“革命”所拒絕。到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連革命本身也遭到我們尊貴的學者的唾棄了，堂而皇哉地宣布說是要“告別”了，那麼，他這個“革命家”還將剩下些什麼呢？
從日本回國後。（1909年攝於杭州）
至於“文學家”，怕也得打大大的折扣。說是“學者”罷，編輯校勘一些古籍，頂多是拾荒一類工作；而算得上“學術著作”的，隻有一部《中國小說史略》。然而，據留洋回來的陳源教授說，這書還是“剽竊”日本人鹽穀溫的。關於創作，他不過寫過薄薄的三個短篇小說集，加起來還不如一個長篇的規模；而且，其中一個亦古亦今，不倫不類，頗有違於小說的“文體規範”。終其一生，非但沒能寫出長篇，後來竟連短篇也產生不出來了。隻有雜感，除了雜感還是雜感。早在３０年代，即有人譏之為“雜感家”——那意思，當然是指雜文寫作算不得創作。在譏評家的嚷嚷中，就有施蟄存；他在《伏爾泰》一文中說，魯迅的雜文是“有宣傳作用而缺少文藝價值的東西”。幾十年後，海外學者夏誌清在其撰寫的文學史中，對魯迅小說的估價是明顯偏低的，更不必說雜文，其中說：“雜文的寫作更成了他專心一意的工作，以此來代替他創作力的衰竭。”對於夏誌清，我國學界發表了不少為之鼓吹，甚至近於膜拜的文字，那麼這些評判，庶幾可以看作對魯迅的“定評”了。
巍巍魯迅，於是乎變得什麼也不是。
好在從棄醫從文的時候起，魯迅就並不想做什麼“家”。雖然以文藝改造國民性的誌願不可謂不宏大，但畢竟不是那種“經國之大業”；惟是一項精神使命，且由個體生命獨立承擔。嗣後，新文化運動勃興，他堅持提倡“思想革命”，其實無非延續從前的“精神界之戰士”的舊夢。當寫作成為專業以後，他依然不改“業餘者”的身份，而以社會為念；文學於他並非一門技藝，而是批判的武器，說是反抗的武器也許更確切些。魯迅是一個本質主義者。由於看重的是戰鬥，所以會謝絕為今日中國作家所豔羨的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謝絕為自己作傳；所以會無情地褻瀆“導師”，抨擊“學者”，嘲笑“作家”的頭銜，而樂於在沙漠中叫嘯奔走；所以會低首戰士，而一再加以禮讚。在《這樣的戰士》中，他寫道：“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胄；他隻有自己，但拿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何謂戰士？戰士是戰鬥的一分子，是最基本的，原子般無從分解的。魯迅主張“散兵戰”，這樣的戰士則是沒有組織，沒有番號的，戰陣中隻有敵人和他自己。除了傾聽內心的聲音，他無須等候將令；除了捐付自身的骨頭，熱血與精神，他無須期待友軍。他沒有友軍，隻有自己，除了武器一無所有。
這樣的戰士實在難以命名。以傳統的眼光看，魯迅什麼也不是，而他也確乎不需要自己是什麼。他隻知道“否”，不知道“是”。他把既定的世界視為無物，他在“無物之陣”中戰鬥，老衰，壽終，以致終於連戰士也不是。什麼也不是，這種邊緣位置和非常形態，正好顯示了作為戰士者的戰鬥的徹底性，獨立性與獨創性。
每一個思想戰士，都賦予自己以具體的戰鬥需求和特殊的戰鬥方式。１８世紀法國啟蒙主義者紛紛撰寫哲理小說，著重的是理性的普及形式。其實，對於“思想”這種東西，最合適的語言載體應當是簡約的，靈便的，易於出擊的。從克爾凱郭爾到尼采，這些反體係哲學的戰士，其主要的文體形式都是短篇的，斷片的。其實，蒙田是，帕斯卡是，撰寫“條目政論”的百科全書派也是。本雅明坦言，他所追求的最好的形式是斷片式的。魯迅的寫作，所以由小說而雜文，乃是從鬥爭情勢的需要出發而作的選擇。在別的意義上，或也可以視作自由戰士生命形式的一種外鑠的結果的罷。總之，雜文是屬於戰士的。魯迅熔鑄中西，戛戛獨造，把它的功能發揮到了最大的限度：寫人，狀物，記事，釋憤抒情，固無不可；而尤長於論辯，騰挪變化，精光四射，寸鐵殺人。他曾經作文為雜文辯護，但所辯護的也並非文體本身，而是戰鬥性，是寄寓其中的一種“雜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