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魯迅與胡適
李慎之先生：
拜讀過近年來先生的一些大作，得知先生如此高齡，仍在社會思想領域裏作艱難的探索和啟蒙工作，實深感佩！
頃接今年第五期《書屋》雜誌，即將先生給舒蕪先生的信讀完，文中談五四，談啟蒙，談魯迅與胡適，結合個人經驗道來，尤足啟發來者。先生的論題均是大問題，其中有些我亦曾思考過，與先生頗出入，今不揣譾陋寫出，就教於先生；因先生是公開刊布的，故不另付郵，權當公開信發表。冒瀆之處，乞希鑒諒。
首先是五四精神，抑或從“個性解放”說起。
我同意先生說的“個性解放”是五四精神的一個部分，五四運動作為一場精神運動來看，前前後後確乎有著更為豐富的意義，但是，它無疑是最基本的部分。什麼叫“個性解放”呢？蔣夢麟寫過一篇《個性主義與個人主義》，稱個性解放為個性主義，其實與個人主義是同一個東西，隻是前者多表現在文化教育方麵，後者則表現在社會國家方麵，都是以個人價值為本位的。這是“以平民主義為標準之個人主義”，要旨是“國家社會有戕賊個人者，個人將以推翻而重組之”。對此，五四的代表人物是有共識的。陳獨秀在比較東西民族的思想差異時說：“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徹頭徹尾個人主義之民族也。”對於個人主義，他的闡釋是：“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向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之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人權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隸，悉享此權，無有差別，此純粹個人主義之大精神也。”看得出來，陳獨秀並沒有像先生那樣，把個人主義從民主、法治、自由主義那裏分開，恰恰相反，在意涵方麵，它與後者是有密切聯係的。胡適提倡易卜生主義是有名的。在文章中，他把這位挪威戲劇哲學家稱作“最可代表１９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的精華”。傾向社會主義的李大釗，同樣反對“壓服一切個性的活動”，倡言“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及個人自由的”。五四活躍一時的無政府主義者更不用說了。而魯迅，早於１９０７年，便撰《文化偏至論》，標舉先覺善鬥之士，力疾鼓吹個人主義。他認為，歐美之強，根柢在人，說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至於《摩羅詩力說》，則把詩作為人類內在精神的一種象征性形式，仍屬意在個體反抗；在一片順世和樂之音中，可謂不同凡響。魯迅一生所堅持的“思想革命”，即先生說的“啟蒙”，便發端於此。總之，個性解放，個人主義，乃是五四的靈魂。正因為“自覺至，個性張”，才能一時間產生那樣蓬蓬勃勃的，至今被我們視為啟蒙旗幟的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當時的知識分子，幾乎無不以“個人”解構家族，解構國家，解構傳統觀念，風俗習慣；一旦消除了個人的自覺意識，一個群體，一場運動，隻是一群如古斯塔夫·勒龐所稱的“烏合之眾”而已。事實上，轉眼之間，曆史便開始輪流上演一類萬喙息響的啞劇，一類亂糟糟的鬧劇，如此一直拖完了將近一個世紀。
上世紀２０年代中期，郭沫若、瞿秋白等一群青年共產黨人便開始批判個人主義，而蔣介石和他的禦用文人們則極力宣揚國家主義，集權主義，“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並以此否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陳獨秀組黨了，胡適入閣了，隻餘一個魯迅——自稱他的思想是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相消長——荷戟彷徨複呐喊。中國沒有個人主義的立錐之地。正因為這樣，才有了後來的如先生所說的“大的意誌”。從思想史的方麵看，可以說，五四精神的淪亡也就是個人主義的淪亡。
其次想說的是：“鬥爭”何以成為問題？
現今的知識界，好像誰都把可惡的“鬥爭”同魯迅聯係起來，連先生也如此；甚至因為魯迅主張“打落水狗”，便說“不免為先生盛德之累”，實在很使我感到意外。鬥爭在魯迅這裏，從來是以小對大，以弱對強，與權勢者自上而下，以強淩弱，以眾淩寡的所謂“批判”或“鬥爭”是大兩樣的。話語這東西，如果真的不經分析便可以混淆黑白的話，那麼對於魯迅的鬥爭，則應當換成另一個語詞，就是“反抗”。這種基於自由意誌的個體反抗，居然有人拿它比附上個世紀６０年代的紅衛兵運動或別的“痞子運動”，真是匪夷所思。
在過往的人為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裏，確實“樹立”過不少鬥爭的英雄典型；但是，在此期間，不也出現了像張誌新、遇羅克一樣的人物嗎？誰可以否認他們曾經同惡勢力作過鬥爭這一事實呢？連先生大為稱頌的顧準，其實也都是在暗暗地做著鬥爭過來的。魯迅說：“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我以為，這是千真萬確的。見到“鬥爭”的字眼，便感到恐懼，或厭憎到要嘔吐，除非把自己置於如魯迅說的那類“萬劫不複的奴才”的地位裏去；不然，隻能說明了我們從來未曾像魯迅，或像張誌新遇羅克顧準們那樣鬥爭過，隻是一味挨“鬥爭”而已。
與此相關的是“寬容”問題。先生在信中高度評價寬容精神，其實，從伏爾泰、洛克以來，“寬容”一詞，都是針對政治和宗教迫害而發的，而且主要是針對國家權力和集團勢力而發的。對於無權者個人，免受損害還來不及，如何可能形成“霸權話語”而要求他“寬容”呢？伏爾泰在著名的《哲學辭典》中撰寫過“寬容”的條目，還專門寫過一本題名《論寬容》的書，他就認為，寬容精神是有原則的。在著作中，這個主張寬容的人經常使用一個詞，就是“敗類”；有意思的是，有一個時期在給朋友的信中，最後都要寫上一個口號樣的短語：“消滅敗類”。一望而知，“消滅”一詞是很不“寬容”的，然而，正是終生對“敗類”所作的不妥協的鬥爭，使伏爾泰成為“歐洲的良心”。至於魯迅，在先生看來是太缺少寬容精神——謝泳先生稱之為“民主風度”——的了。先生列舉的“打落水狗”一說，出於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篇；在整本雜文集《墳》裏，恰恰這是作者自己最看重的文章。這緣由，或者正如他所說：“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其中說的“落水狗”，比喻的是“反改革者”，而且是咬人、咬死人的“反改革者”，明顯比伏爾泰的“敗類”還要“敗類”。文章的“結末”實在太好，太精警，而且已經回答了好像作者早已料到的關於不寬容的詰難似的問題，先生不妨多讀幾遍。為了免勞翻檢，今一並抄在這裏：“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會激起新舊，或什麼兩派之爭，使惡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罷。但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複加了。隻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裏，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果然，文章發表以後兩個月，三一八慘案便發生了。眼見北京政府槍殺了大批請願的學生，主張“費厄潑賴”的林語堂隨即撰文表示收回他的看法，也就是說，不再“寬容”了，並且對魯迅表示大佩服。可惜後來的人，把這段故實連同劉和珍們的血全給忘記了！
第三、相關的還有革命問題
先生稱：“魯迅傾心革命，胡適傾心改良”，這個概括大抵上是不錯的。
不過，首先得弄清楚的是，革命在魯迅那裏是什麼意思？他說過：“‘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顯然，魯迅的革命觀，是包括了先生說的改良在內的，所以他又有“大革命”和“小革命”的說法，小革命即指漸進式的改革。但是，當世上的人們都大叫著“活不下去了”的時候，他是讚成和擁護革命的。自辛亥革命以來，他經曆的太多了，隻是被稱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就像他說的，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但正因為這樣，他才會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也就是說，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麵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隻抱著恐怖”。他對革命的理解，我以為是充分的，用他本人最簡潔的話來概括，就是：“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僅僅在做革命的奴隸，還是不做奴隸而革命這一點上，便把他同胡適，以及後來以各種方式宣告“告別革命”的尊貴的學者區分開來了。
“革命”這個詞，首先是資產階級發明的，正如“自由”、“平等”、“博愛”、“人道主義”一樣，理論上如此，實踐上也如此。為什麼要革命？因為有巴士底獄。一個如此堅牢的監獄般的社會，如果不給毀掉重建，如何可能“改良”？托克維爾著《舊製度與大革命》，明白地指出，大革命來源於舊製度，革命的規模和手段其實是早經舊製度預設好了的。所以，那個時代的人，深明革命是屬於他們的自由權利，因此必須把它寫進大憲章。著名的法國《人權宣言》，列述各項受保障的人權，其中之一，就是“對壓迫的反抗”。這就是革命，即洛克說的“革命的人權”。既然革命乃基本人權之一，就意味著它是天然合理的。“人民主權”理論其實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可以任意譴責假“革命”之名的各種暴力性政治行為，但是對於革命本身，又有什麼權利去否定它或貶損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