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民主與法治
先生特別看重“規範”的民主，“製度化”的民主，也即民主憲政。在信中，先生說這“規範”是五四所確立的，其實是不確的。五四處在禮崩樂壞的階段，運動中沒有人會考慮到給政府修憲，將民主法製化。其時的民主，意謂平等、自治，就像“科學”一樣，隻是一種精神，觀念，不“規範”的運動。正是在這樣的民主的感召下，才有了對抗政府的行動，有了平民教育，有了“神聖勞工”的新崇拜，以及嗣後的勞工運動。知識分子以此埋葬了知識分子，這在曆史上是很帶戲劇性的事。那時候，“立憲政治”是受衝擊、受批判的對象。陳獨秀就認為，它是１９世紀的過時的事物，不但不能保障人民的信仰、集會結社和言論出版“三大自由權”，反而淪為“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他說：“倘立憲政治之主動地位屬於政府而不屬於人民，不獨憲政乃一紙空文，無永久厲行之保障，且憲法上之自由權利，人民將視為不足輕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擁護之，則立憲政治之精神已完全喪失矣。是以立憲政治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多數國民之自動，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賢人政治，其卑屈陋劣，與奴隸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聖君賢相施行仁政，無以異也。”“共和憲政，非政府所能賜予，非一黨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偉人大老所能負之而趨。共和立憲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與自動，皆偽共和也，偽立憲也，政治之裝飾品也，與歐美各國之共和立憲絕非一物。”所以，他主張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取代立憲政治，實質上要的是先生說的“實質民主”，也即“直接民主”。這樣的民主，可否實行另當別論，但至少在五四時期是一種普遍的理念。後來到了抗戰期間，陳獨秀提出“大眾的民主革命”，反對“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與五四時期的民主思想一脈相承，但畢竟未能完全脫離黨派政治的理論框架；即便如此，以未脫羈囚的在野之身而言政治，挑戰蘇聯及共產國際霸權，無論如何是可敬佩的。
“好政府主義”者的胡適，受先生推許的地方很不少，大的方麵，當是在五四初期狠狠地“破”了一下以後，轉到“立”的上麵，即幫助國民黨政府設計並實行民主憲政，慢慢“改良”。實際的情形如何呢？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十多年後，在抗戰時期，才在各種政治力量的促成之下，發起“憲政運動”。主持修憲工作的最高首腦，也即黨的最高首腦蔣介石，這是決定一切的。經過幾番折騰，各種委員會成立過了，各種會議開過了，卻是無疾而終。此間的一些言議，如“結束黨治”，“保障人民思想、言論、結社、出版等自由”之類，包括胡適的主張人民參政，規定政府權限等，不能說沒有一定價值，就是不能實行。因為這裏存在著一個為胡適們一致承認的前提，即一切通過政府。這是一個政治悖論。胡適們徒有拯救“黨國”之誌，其奈政府專製腐敗何。結果意欲“改良”而不能，反倒愈“改”愈“劣”；等到《中華民國憲法》出台，不出三年，這政權就一命嗚呼了。
魯迅在《天上地下》、《中國人的生命圈》和《文章與題目》等文章中，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政府反共賣國的卑劣行徑。
也許，魯迅確如先生所說，重“實質民主”而輕“形式民主”。但是，說到根由，卻並非如先生說的那樣，是出於對規範的民主缺乏認識。早在留日時代，他就在先生指為不怎麼高明的那兩篇文章中批判過“國會立憲”之說了，大概這與他自覺為“奴隸”而非“公民”的角色認知有關，也與以“精神界之戰士”的使命自期有關，因為他實在不是那類專家型學者或政治智囊人物，根本無須了解那樣成“套”的“規範”。此外，這也跟他對政府的構成，也即國家的性質的看法有關。國民黨的所謂“國民政府”，根本不是像美國那樣的民選政府，而是在“清黨”大屠殺之後建立起來的，靠所謂的“黨軍”和特務政治撐持的，完全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的流氓政府。１９２７年以後，魯迅多次論及“流氓”，看來，他是跑到民主的背後窺測和搗亂去了。在中國現代政治辭典中，“流氓政治”與“民主政治”實在是絕好的一副對子。總之，他不會與這樣的政府沾邊兒，“好政府”也不沾邊兒。在一次講演中，他已經表白得再清楚不過了：“偏見如此，”他說，“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第五、關於知識分子，專家學者，廷臣及其他
知識分子的分野，分化和轉化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先生對魯迅和胡適的評價，看來主要同這個問題有關。
知識分子的定義如何，真是言人人殊，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角色的具體規定，通過何種方式在社會上發揮作用，以及作用到底有多大，等等，也都沒有劃一的看法。我認同的是，所謂知識分子，首先得有相當的專業知識，他立足於自己的專業，關心專業以外的廣大社會，並且以自己的理想價值，設法加以幹預，批判，改造。一般而言，知識分子是不結盟的，即使參加某一個社團或組織，他也能夠以固有的自由的天性，超越本階級本集團的利益局限。但是，他無論如何不會與權勢者合作，而是站在無權者一邊，挑戰主流社會；因此始終保持獨立的身份，在言論方麵，也持毫不妥協的姿態，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仍然得以曲折的形式，表達個人的基本理念和良知。知識分子操使的是批判性的個人話語，他們主要通過言論而非組織的聯絡，在社會上構成為一個“壓力集團”。在本質上，這是一種無權勢者的結合，通過輿論，向權勢者“叫板”。所謂知識分子的作用，就顯麵而言，其一就是輿論壓力，以此促使或迫使權勢者作出讓步和改革。倘使沒有輿論；甚至連言論也沒有，那麼壓力將降至零點。但是，僅此還不能說知識分子的職能便被取消了，因為通過零散閱讀，他仍然可以在社會上傳播思想的星星之火。此外，還存在著一個隱麵作用，就是獨立人格的，道德的，審美方麵的影響。先生似乎太看重知識分子在政治層麵的影響，而且主要是通過政府的合法形式發揮的影響，所以會想到拿尼采和傑弗遜作比較；說到魯迅，貶之以民主憲政的認識問題，“被利用”問題，也都是這樣。其實，魯迅的價值完全落在社會方麵，即使當時的中國社會未曾形成一個知識分子集團與之呼應，也仍然無損於他的力量和作用。魯迅的偉大是本體的偉大。他是東方抵抗知識分子的典型。
與知識分子不同，專家型學者一般執著於他的專業，甚至不問政治。倘若一旦成為官員，進入決策層，那麼作為知識分子或學者的角色就要發生根本性蛻變。胡適２０年代鬧鬧別扭，３０年代就從邊緣進入權力中心，成為廷臣了。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問題加劇，這時，中國的知識人、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便有了一個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全麵合作的契機。１９３２年國防計劃委員會的成立是一個標誌，最初班子５０人，都是學術界有名望的人物。至１９３５年，蔣介石的“人才內閣”或“行動內閣”敞開大門，以胡適為首的《獨立評論》圈子內的人物紛紛入閣，基本上都做了部長或委員。這是知識分子的勝利呢，還是全麵潰敗呢？先生舉惟一的一個證明“胡適關心的麵要比魯迅為寬”的例子，就是４０年代末，胡適出任北大校長時，曾向“當局”提出把一批研究原子物理的年輕科學家聚集到一起，研究原子科學。先生所以稱道，並不在自然科學發展本身，而在此舉可以增強國力，到底是廷臣的意見。就像先生說的那樣，即使中國在這方麵的發展“不致落在蘇聯之後”又如何呢？蘇聯此後的結果又如何呢？在胡適的思想中，自由主義已然轉向，作為廷臣，是不能不讓位於國家主義的。就在陳獨秀稱之為“黨權為重國權輕”的時候，胡適哪怕試圖加強“國權”，壯大國家的力量，實際上還是穩定了“黨權”；因為當時的中國乃是“黨國”，這種極權主義政體的性質是不可能自動改變的。
從啟蒙知識分子到一般學者再到廷臣，胡適一生的道路，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傳統士人便一直在廊廟與山林之間兜圈子。請允許在此抄引一段洋鬼子李普曼的話，因為我覺得借此描述胡適一類人物是最恰當不過的，他說：“把追求知識分子與行使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試圖這樣做的人，結果不是淪為相當惡劣的政客，就是成為冒牌的學者。”自３０年代以後，胡適基本上與獨裁專製的政治代表人物為伴，且以“諍臣”自許。這是胡適的喜劇，也是胡適的悲劇。知識分子角色的存在，是以遠離權力門檻為前提的。正因為這樣，五四的一群——包括當年的胡適在內——才有了一種反叛的精神，自治的精神，破壞偶像，狂飆突進的精神。五四精神的淪亡有種種原因，來自知識分子內部的，則有胡適的背叛。因此，說胡適在五四時期是一個代表人物則可，若以他服務於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民主、政治、憲政”建設為五四精神的代表則不可；說胡適一生多少保持了自由主義的一些理念則可，因為他仍然可以借此向蔣家討價還價，若以此討價還價為自由主義的軌範則不可；若說可，也無非是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