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假如魯迅還活著
書稿校改完畢，翻開當日的《南方周末》，恰好見到黃宗英回憶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文章。
１９５７年７月。“反右”運動風雲初起。
７日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並舉行座談。席間，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澤東發問：“主席，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魯迅麼——”毛澤東略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文中所載，最早見於周海嬰的《我與魯迅七十年》一書，文字略有出入，對話內容是一致的。但不久，這段故事即為學者所否認，以為證據不足。而今，“現場”中人站出來說話了，何如？然而事實又開出了另外的難題： 果真如此，應當如何解釋毛澤東關於魯迅的前後論述的矛盾性？如何確定魯迅在中國政治革命中的基本立場？
對於魯迅，毛澤東從來是既有讚揚，也有批評的。抽象的讚揚如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文化英雄”和“三個家”的論斷，魯迅逝世周年在延安做的新“聖人”的演講；具體的有論魯迅的晚期雜文、《阿Q正傳》、《自嘲》詩等。毛澤東橫空出世，雄視古今，從未如此高度評價一個人，因此很自然地被一些大學者和小丈夫當作“神化”魯迅的濫觴。對魯迅的批評相當婉曲，如宣告“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的講話，通過對魯迅雜文所作的時間性規限，實質上否定批判的普遍意義；也有明白批判的，在給周揚的信中，就指魯迅對中國農民革命缺乏認識。由於批判性意見不多，流布範圍較小，所以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隻記得魯迅稱說的那類“陽麵大義”的讚譽之辭。其實，在毛澤東那裏，魯迅的精神遺產以其固有的價值，已然被轉化為一種文化資本。這樣的資本，同樣可以壟斷，可以流通，可以隨機利用。所謂“團結，利用，改造”，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與他對待廣大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至於“毛羅對話”中的意見，相對而言應當算得是“私見”，令人震驚的是，這私見卻被毛澤東本人公開了。
毛澤東何以在這時公開他的私見？是否出於一種文化策略的考慮，即所謂的“陽謀”？對此可以存而不論。重要的是，毛澤東這個適時公開的私見，是早已形成的成熟的看法呢，抑或率爾作出的錯誤的判斷？這裏涉及一個如何理解魯迅的政治哲學的問題。
我認為，毛澤東的判斷是準確的。他的判斷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 一、 無論是新政權還是舊政權，對於權力，魯迅始終懷有個人主義的反抗；二、 魯迅對強製性的政治思想運動是反對的；三、 魯迅的反抗方式隻能是寫作，一旦停止寫作便一無所有；四、 魯迅是不妥協的，自然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也是不妥協的。早在上世紀２０年代，魯迅便做過一個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演講，從政治文化學的角度，揭示了政治家和文藝家的衝突的必然性；４０年代，在延安一度“掛帥”的王實味也寫過題作《政治家·文藝家》的雜文，明顯地搬用魯迅的觀點。凡這些，毛澤東是清楚的。他的關於知識分子“兩重性”的論述，就不僅來源於馬列主義的經典，而且來源於中國的曆史教訓，以及他個人的人生閱曆和鬥爭經驗。他深知，像魯迅一樣的知識分子，本身含有反利用的成分。對於知識、觀念形態的東西，他不抱信任的態度，對它們的工具性一直保持警惕；他認為，那是可以超越階級和時代的界限，既能為革命所利用，也能為反革命所利用的。
在魯迅的思想人格的深層結構中，我們觀察到，真理、權力、自我三者形成怎樣一種互動的關係。而權力，確實是居間最活躍的因素。對於權力，魯迅同福柯的看法有相似之處，即認為它無所不在，具有很強的滲透性。權力可以通過話語進入真理，使真理異化或失效，思想的意識形態就是明顯的例證。對魯迅來說，真理不可能是超驗的實在；它是一團活火，通過對權力——首選是話語權——的對抗，同時通過自我關懷、自我證實與自我反思，進入道德主體並有助於自身的完善。人類的真理說到底是個人的真理，與人類主體性息息相關，所謂“根柢在人”，是認知與倫理的疊合。可注意的是，魯迅自青年時代說過“悲真理之匿耀”的話以後，不複提及“真理”，甚至公然嘲笑“公理”、“大義”之類。他是堅持真理性而反對真理話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