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權力無疑是多元權力的核心。當魯迅以真理——“人”——的尺度審視國家的政治製度和權力機構時，他不能不一再陷入絕望之中。雖然他呼喚先覺戰士的產生，自己卻是後知後覺，所以不斷有著蒙受“革命”的威嚇和欺騙的記錄；但也因此得以確認自己的“奴隸”身份。事實可以校正真理。現代奴隸的存在就是一個真理。魯迅以權力劃界，將社會分出權力者和無權者兩部分，又以自由劃界，將無權者分成奴隸和奴才。對於權力者，他是對立的，挑戰反抗的。他的反抗立足於自我，是個人性的，即時介入鬥爭的集體，也常常與組織——形成新的權力中心——相衝突。在他那裏，權力總是呈強勢的，控製的，壓迫性的，尤其是國家的權力。為此，他決不希圖通過國家代理的方式，利用權勢者實現自己的理念；他的理念，其實也是屬於社會而非國家的。也正是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與胡適等智囊知識分子不同的地方。
在中國，發端於１９世紀末而盛行於２０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有兩個思想成果：其一，是宣揚個人自由與個體自治；其二，提出並實行以個人為起點的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接納了這兩個成果，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運動是這一激進思潮的產物。後來運動轉向了，隊伍分化了，或者高升，或者退隱，或者作新的聚合，這些都可以視作權力關係的變化；但是，權力的性質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魯迅這個堂吉訶德，依然堅持自己的選擇，以個人的方式推進思想革命。在思想文化層麵上進行的社會革命，是對政治權力的根本性消解，但是，由於目標過於遠大，又是獨立進行，故而在短時期內看起來簡直近於無效。學者指責魯迅隻有破壞而無建設，倘從國家權力中心的觀點——“國家的理性”——看問題，自然是不無道理的。
知識分子的實質地位如何？無權者而已。從大清帝國到國民黨的“黨國”，從隨隨便便殺人到書報審查製度，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極其有限，惟靠個人的自由的抗爭。對此，魯迅是清醒的，準備充分的，所以稱作“絕望的抗戰”。他不但反對專製統治，也反對“奉旨革命”，臨到最後，還奪“元帥”的“鞭子”，拒絕進入“統一”的“天羅地網”。一般而言，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是衝突的，魯迅卻很特別，社會責任直接體現在自由選擇上麵。在黑暗王國裏，反抗即責任，何況為社會而反抗。
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異常尖銳地指出魯迅身上的突出的存在：個人主義與自由意誌。其實在此，他已經有力地觸及了個人行為背後的隱形結構。然而，魯迅的自由——權力哲學長期成為禁區，即使有人論及，也都十分薄弱。而今，毛澤東以猜想的形式打破了這個禁區。我們發現，在科學研究中，猜想可能比實證準確。
１９８４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剛過，即著手寫作這部魯迅傳記，完成已是１９８９年。整個８０年代中後期，我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現實世界和魯迅世界——中間，感受是深切的。傳記的框架，也就是魯迅的人間性，就在真理、權力、自我三者的互動關係上展開，自由與權力構成基本的內在張力。９０年代的空氣很祥和，魯迅的話題似乎頗吵鬧；差堪告慰的是，至今翻檢舊作，仍然覺得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增添的，也沒有太多的東西需要刪汰。而這，正好是自己多年不見長進的根據，很教人汗顏的。
（注：此文是作者為其著作《人間魯迅》修訂版而作的後記，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