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性，即思與詩的結合，是《野草》的一大特點。它通過大量的象征，畫麵切割，即時場景的設置去表現，也有直接訴諸於一種箴言式的話語的。而象征，又往往經由夢境的創造進行。《野草》２３篇中有９篇寫到夢境，好夢如《好的故事》，惡夢如《墓碣文》，作者一麵沉浸其中，一麵又力求擺脫。我們都生活在弗洛伊德說的露出海麵的冰山之上，作者則經常潛入海底，明顯地比我們多出一個世界，多出另一層衝突。讀者可以在夢幻中思考它精確而又眾多的歧義，摸索它同現實的對應性聯係，探測作者的靈魂的深度。
《野草》的語言風格也很有特色。激越、明快、潑刺、溫潤，它都具有；但是更多的是深沉悲抑，迂回曲折，神秘幽深。作者表現的主要是一種悲劇性情緒，它源自生命深處，許多奇幻的想象，其實都是由此派生而來，因此，最富含熱情的語言也都留有寒冷的氣息，恰如冰的火，火的冰。《死火》中描寫死火：“一切青白冰上，卻有紅影無數，纖結如珊瑚網。”《野草》的語言，正是那青白背景上的無數張開而又糾結在一起的紅豔的珊瑚枝。
作為一部靈魂書，《野草》開辟的境界，在中國的精神史和文學史上，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並置於同時產生的如艾略特的《荒原》等西方現代文學經典之列，一樣卓然不凡。
詩： 舊瓶裝新酒
作為詩人，魯迅新詩舊詩都做過。從當時寥落的詩壇來看，魯迅的新詩是有著自己的創造的，朱自清對此有過公允的總結。可是，除了後來幾首諷刺詩以外，他不再寫作新詩。因此，說到魯迅的詩，實際上說的還是他的舊體詩。
魯迅的舊詩寫作有兩種情形： 一是有不能已於言者，非言說不可，如集中的悼亡詩。二是應友人索墨而作，用他的話說是“偶爾玩玩而已”。比起小說雜文，寫詩於他不過餘事。他說他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開始時，並不曾起意編入集中，這是的確的。然而，就在這樣的詩作當中，仍然可以隨處看到他作為一名思想戰士的豐神。
魯迅的舊詩，首次由友人楊霽雲編入《集外集》內。集子送審時，文章被抽掉而保留了舊詩，魯迅寫信給編者說：“《集外集》止抽去十篇，誠為‘天恩高厚’，但舊詩如此明白，卻一首也不刪，則終不免‘呆鳥’之譏。”所謂“明白”，就是指詩中的譏評時政的內容。如集內的《送O.E.君攜蘭歸國》、《無題·大野多鉤棘》、《湘靈歌》、《無題·洞庭木落楚天高》、《二十二年元旦》、《悼丁君》等，對於政府的專製高壓，剪除異己，荼毒生靈，踐踏文壇，抗議是明白的。後來收入《集外集拾遺》的，還有《贈鄔其山》、《無題二首·大江日夜向東流》、《無題·血沃中原肥勁草》、《贈畫師》等，暴露自“清黨”開始的係列血腥鎮壓的事實，直指南京政府，態度可謂激烈。其餘諸篇亦係感時憂世之作，總之是明明白白表示不滿的。
這些詩作由於有感而發，並非為了發表，所以，能夠在一種自然狀態中體現其固有的美學品格。魯迅在文化觀念上無疑是一個全麵反傳統的人，但是在審美方麵，卻是傳統文化的優秀的繼承者。他喜歡漢代石刻，明代版畫，寫文章喜歡夾帶一些古字而不肯隨俗，因為喜歡駢體文以致在文中也用了許多對偶句子，連書名也做出對子來，像《呐喊》對《彷徨》，《三閑集》對《二心集》，《偽自由書》對《準風月談》之類。寫舊詩大概也可以算得是他的一種不忍拋舍的積習罷，不過，以律絕短小的篇幅，抒一時的憤懣，除了內在生命的必需之外，論文字的經濟，實在是一件合算的事。
舊詩作為一種文體，早已獲得它絕對的完成性。魯迅說詩至唐代已經做完，就是這個意思。那麼，他既利用這種舊形式，又將如何翻得出如來的掌心？
一是內容的突破。五四以後，許多新文學家“勒馬回韁作舊詩”，都沒有像魯迅這樣集中於政治的。他喜愛的詩人屈原和杜甫，寫的都是政治詩，但是，所謂“荃不察餘之中情兮”，所謂“致君堯舜上”，都無非在忠君的範圍內打轉，“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魯迅的舊詩，“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是自千年以降從未有過的一種“摩羅”精神。二是風格的多樣統一。魯迅在舊詩形式中采用近體，近體在唐代萌孽出來便隨即成熟，特點是不長於敘事而善於抒情。其中杜甫和李商隱是詩路不同的兩位作家，後代無人可以逾越。魯迅的《哀範君三章》、《無題·大野多鉤棘》、《亥年殘秋偶作》，蒼涼沉鬱，是典型的老杜風，又《送O.E.攜蘭歸國》、《偶成》、《悼丁君》、《秋夜有感》，清麗綿密，則明顯是小李風格。二者兼而有之的頗不少，還有別具風格者，澹蕩如《送增田涉君歸國》、詼諧如《自嘲》、放縱如《悼楊銓》，都是隨意剪裁。至於“怒向刀叢覓小詩”，“但見奔星勁有聲”，“於無聲處聽驚雷”一類，則無論如何是魯迅所獨有的了。
在古詩源中，魯迅多取典於《離騷》，返顧高丘，哀其無女，是不同時代的清醒者的傲岸，悲憤與寂寞。屈原的“芳草美人”的象征手法，是他所常用的。李賀被認為是屈原的傳人，也是他喜歡的詩人，周作人甚至懷疑他愛讀安特萊夫也與李賀有關。在李賀身上，他吸取的是近於唯美主義的怪異的想象色彩。集中的《湘靈歌》，便是最突出的李賀式作品。但是，他更多地是把屈原的騷體和李賀的古歌行中的美學元素融入近體中來，使之更富含古典的意味。許壽裳對他的舊詩有很高的評價，說是作詩“雖不過是他的餘事，偶爾為之，可是意境和音節，無不講究，工夫深厚，自成風格。”即便在思想內容方麵要求很現代，他也不願意作美學的犧牲；且看他雖然有個別諧謔的詩章，在總體風格上，也仍然保持著一種嚴整的、蓄勢的、暗示的姿式，而不像後來的散宜生詩一味的“打油”到底。
新文學家作舊詩，往往不是沾帶了過多的名士氣，即一味的“舊”，便是不惜稀釋為大白話，做“大眾的新幫閑”，美其名曰“革新”。魯迅說過：“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許多新人的舊詩，其實大抵是用了舊瓶裝的舊酒，許多看起來新，其實仍然是舊。惟魯迅用舊瓶裝了最新的酒，且是“家釀”；且細心拭擦舊瓶，使之煥發昔日的永在的光輝，一如濟慈《希臘古甕頌》裏所頌讚的那樣。
序跋： 書邊的事實與精神
古來序跋是一種文體，現代的理論家則把它們劃歸散文的範圍。雖然，它們能像其他散文一樣寫人狀物，敘事抒情，但畢竟與書人書事有關。
在魯迅全集中，序跋的篇目頗不少。其中除了為自己的著作，
魯迅為友人作的最後一篇序文《曹靖華譯〈蘇聯作家七人集〉序》。
以及親自編校的古籍和譯作做的說明之外，還包括評騭的文字。古籍的序跋比較簡略，沒有太多的發揮，基本上屬於學術性質。譯文的序跋卻很可注意。因為多少帶有文化比較的意義，以異域作參照來批判本國的社會和文學，算得上是比較集中的。
關於譯事，從開始的時候起，魯迅就抱著“拿來主義”的態度，希圖借此改造中國的國民根性，思想和文學；此外，還有一個目的，如他後來所說，是盜“天火”來“煮自己的肉”。早期翻譯《月界旅行》，旨在破除迷信思想；翻譯《域外小說集》，則在提供文學範本，這些都在序文中寫明白了的。２０年代譯阿爾誌跋綏夫的小說《工人綏惠略夫》，譯廚川白村的短評集《出了象牙之塔》，譯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一個青年的夢》，用意都在於療救許多中國舊思想的痼疾。他特別欣賞廚川對本國的缺點施以猛烈抨擊的態度。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後記中寫道：“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適合於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於要走到滅亡的路。中國倘不徹底地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這是我所相信的。”從２０年代後期起，他翻譯了不少蘇聯“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大部頭的文藝論著，還有關於文藝政策的小冊子。由於他痛感中國“革命文學家”的極左理論的破壞性，當左翼文藝勃興之際，他不能不從中國現實鬥爭的需要出發，尋求科學理論。然而，他並沒有像一些教條主義者那樣，把某些黨派理論奉作“聖經”，卻習慣把正反雙方的理論比照譯出，而且在序文或附記中，還能不時看到他的獨立的批評。
知識分子的勢利是不可容忍的。在翻譯界，大家向來看重文學大國、文學大師、文學經典，歐美文學作品大量地被譯成漢語，其他國家的文學狀況則罕為人知，這是一個事實。魯迅著重翻譯俄國以及東北歐一些小國的作品，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他公開說：“我是向來不想譯世界上已有定評的傑作，附以不朽的。”在這裏，譯者固然有以被壓迫的共同語境來啟發國人的意思，而通過翻譯，為弱民族伸張正義也是的確的。反勢利即是反潮流，這需要翻譯家特別的眼光和膽魄。魯迅在愛羅先珂作品的附記裏明白寫道：“廣大哉詩人的眼淚，我愛這攻擊別國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國盲人埃羅先珂，實在遠過於讚美本國的‘撒提’，受過諾貝爾獎金的印度詩人泰戈爾；我詛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羅華。”世上有幾個人能夠說這種話呢？
魯迅為人作序，是非憎愛十分鮮明。作序的大約包括這樣兩種人的書： 一是死者，一是青年。對於有為的青年的書，他反複強調文藝與時代的關係，稱許他們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勇敢實踐的精神。
魯迅所譯的《域外小說集》。
“我們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 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誌，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隻能小本經營，姑且嚐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引自魯迅：《域外小說集序》
對於已故的革命者的書，如李大釗，他雖然認為作為理論“未必精當”，卻熱情讚揚說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如殷夫，他完全撇開詩藝而從詩人的主體性，從詩的主題和內容出發，發掘詩作的“別一種意義”，使之提升到中國社會改革和文學建設的層麵作深度闡釋。他由來主張，人是先於作品的。
至於個人著作的出版，魯迅大抵給加寫一篇序跋之類，這是他喜歡做的，他常常在序跋中述說個人的境遇，包括成書前後的情形，或者借此釋憤抒情，像《〈呐喊〉自序》、《寫在〈墳〉後麵》一樣寂寞悲哀的文字，在他的雜文集中是較為少見的，因此，很可以通過這類序跋，尋繹他在生活、寫作和與此相關的精神遷變的真實軌跡。《偽自由書》、《準風月談》、《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都寫得很長，很特別，幾乎全是由報章有關書報檢查的消息或是造謠中傷的文字拚貼而成。魯迅多次說到要保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大約這就算得是“立此存照”了罷。他曾經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為完全。”可見，序跋是他整體雜文寫作中的一個有機的部分。
序跋本來依附書籍而存在，魯迅卻能統攝全書的神魂而賦予它們很大的獨立性，不即不離，若即若離，反客為主，揮灑自如，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在他那裏，並不存在文式的等級差別，每作一文，無論大小，從來箭不虛發。
書信： 在盔甲背後
作為一種文體，書信有它的特殊性；正如日記一樣，帶有一種隱私性質，能夠較為真實地反映作者的生存狀態，尤其是精神方麵。就拿魯迅的書信來說，其中有部分內容，在別的文體中便很難見到，例如對人際關係的態度，對於左聯的態度，等等。因此，這些書信不但富於文學價值，而且具有文獻價值；透過它們，可以進一步窺探曆史幕後的文化運動的秘密。
魯迅有一部公開的書信集，就是《兩地書》。這是他同學生和愛人許廣平的通信，出版時，並沒有作什麼改動，事實上，情書中的公共空間明顯地大於私人空間。如果僅就私人空間觀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變化，也是很有意思的。開始時，他出於師道，因應學生的提問給出誠實而又“世故”的答案，卻拒絕以“導師”自居；當愛情關係確定之後，又不免瞻前顧後，不願相愛的人為自己做犧牲；及至愛人表示犧牲的決心而給他“一條光”時，終於欣喜地表示
魯迅的一生，共寫了五千六百多封書信（據有記載的）。這是他寫給友人的最後一封信。
“我可以愛”，又說是“置首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於戴王冠”；滬上同居不久即北上省母，小別期間的那種眷顧體貼之情，真可謂極盡人間的溫柔，展現了一個戰士豐饒的精神生活和美好的人性內容。
對於兄弟，他是關懷備至的。周作人同他決裂之後，他仍然注意收集有關周作人的信息，尤其在日本侵華之後。他不滿於周作人在政治上的退守，但是當左翼青年群起批判周作人的自壽詩時，卻有辯護之意，先後在信中指出： 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還藏一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並且反對趨同當局“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的做法。至於交友之道，他自己概括起來是“取其大而舍其小”，即注重大節。他是十分珍重友情的，在信中頗以一生能有幾個朋友自慰；即便有朋友分道揚鑣，也仍能以朋友的事業為念，如對林語堂，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說：“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隻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如此念舊之情，感人實深。
由於魯迅時時慮及中國的前途，所以，也便有了他同青年的廣泛交往。他的書信大部分是寫給青年的；而畢生的命運，可以說都與青年密切相關。他在信中說過，青年對他是可利用時則竭力利用，可打擊時則竭力打擊，悲憤之極時，還有過“退避”之意，然而，隻要青年需要，仍然樂於被利用。３０年代初，他參加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當時有議論說他是做人踏腳的“梯子”，他對此表示認同。他說：“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之外，也無幾了。所以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花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願有英俊出於中國之心，終於未死。”隨後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同出於這種甘作犧牲的動機。
魯迅與左聯的關係，由來是一段夾纏不清的曆史，有人加以歪曲的利用，有人則利用它再行歪曲。其實，略一翻查此間的書信，或進或退，為敵為友，界線是分明的。從１９３４年下半年起，他的書信開始不斷出現“悲憤”一類字眼，見得出心情明顯轉壞。其中一個原因，是當局政治文化高壓手段的加強，另一個原因是左聯內部出現集權主義與宗派主義的傾向。他信裏說是“橫站著作戰”，處境的艱困可想而知。對於黨團書記周揚等，他稱之為“元帥”、“工頭”、“奴隸總管”，是極度憎惡的，然而，為了不使親者痛而仇者快，隻好采取隱忍的態度。１９３５年４月，他在給“左聯”之外的兩位青年作家寫信時，再次以受傷的野獸自喻，袒露了“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難堪局麵。他一再退讓，臨到最後起而反抗，可謂“逼上梁山”。值得指出的是，他的“營壘中的反抗”，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具有“原型”性質，富於啟示的意義。但是，這一意義長期遭到塗改和掩飾，至今仍然沒有充分地給顯示出來。
即便如此，魯迅無論生前死後仍然被攻擊為褊狹、忮刻、險惡，有“黨見”，有“領袖欲”，“要做偶像”，等等。魯迅根本不想做什麼“盟主”，不要任何“紙糊的假冠”，對於自己，惟是爭取獨立自由的生存而已。他的關於辭謝諾貝爾獎金候選人提名的書信是大家所熟知的，他說他“不配”，“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對於一位朋友要他做傳的建議，他明確答複說，他是不寫自傳也不熱心於別人給他作傳的，又說倘使像他這樣平凡的人也可做傳，中國將一下子有四萬萬部傳記，可以塞破圖書館。如果說，魯迅書信有一種特別的力量，首先是人格魅力。如此偉大、健全的人格，通過書信的表現，明顯要比別樣的文體來得直接而鮮明。
此外，就是語言魅力。魯迅的書信語言很有特點： 簡約，凝重，柔韌，在白話文自由舒展、明白曉暢的基礎上，著意保留古代散文的節奏音韻之美。這種味道十足的風格化語言在別的作家那裏是沒有的，比較魯迅的其他文字，也都非常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