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儒家的對於身體的蔑視（“君子舍利而取義”、“舍身取義”、“殺身成仁”）是一以貫之的，中國曆史的源頭沒有象古希臘的伊壁鳩魯那樣的崇尚身體、感性的反對派倫理學家，又沒有經曆尼采那種非道德主義哲學的衝擊，所以中國的反身體、敵視感性、視肉體為仇寇的道德主義觀念一直延續了幾千年，中國人在長達幾千年的過程中一直受著這些可恥的道德主義者的愚弄和欺騙，以至中華民族看起來似乎是先天就反身體的，中國人不重視身體鍛煉、缺乏戶外體育活動的興趣──對身體蔑視得太久了，幾千年的結果人們獲得了一種種族上的身體的頹敗形式，道德主義者應該為這種身體素質的普遍虛弱、體力的普遍萎靡，感官的普遍退化負責，一個靈魂主義的民族怎麼不會得此體症呢？
我們承認人道主義的精髓在於對個體的人的自我選擇和決斷的權力的肯定，那麼我們會清楚地發現道德主義者的文人的所作所為是多麼地反人道主義，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消滅個體：自由自覺自主的個體，而代之以那些無個性無決斷的“群眾”。他們把道德抬高到絕對，其目的就是要無數個體放棄個性沒入普遍理性和普遍意識之中。進而言之就是要犧牲無數人的個性，使他們不能成為個人，而成為道德主義者的道德容器，執行思想而不是創造思想，甚至連選擇思想的權力都沒有。對於世界這將是怎樣一副圖景？世界之舟的最上層是道德主義者“高大”的身影，他們振臂揮舞，是偉大舵手，而世界上的其他人都隻能在底層的船艙裏劃槳，對於這船劃向哪裏他們無權過問。他們除了劃槳之外不再有任何權力。
麵對道德主義者我們想說：別盲信，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決斷。必須認清道德主義者的虛偽的麵目。為了更加清楚地說明這一點，現在我們把這個世界簡化到隻有三個人，這是一個簡化的世界模型。假設他們三人隻有一個麵包作為食物，這是道德主義者會對另外兩個人說：“你們應該講講道德，應該將麵包給有病的人吃（我就是那個有病的人）。”而個體主義者會對另外兩個人說：“你們有權選擇你們對麵包的態度，但是我對麵包擁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我將使用這個權力。”第三個人，他聽信了道德主義者，他說：“親愛的道德主義者，其聽從您的教導，為了道德的完善，我將麵包獻給您。”第三天我們將看到道德主義者在吃了雙份的麵包之後滿麵紅光，他的道德主義說辭越發淩厲輝煌，而那個獻出麵包的人已經餓得兩眼昏花，連說一句“給我一片麵包吧”的力氣也沒有了。不要相信道德主義者的說教，不要將自己降格為一個無思想無個性無決斷的人，一旦我們解除了對道德主義者的迷信，人們不再相信關於上帝、聖人、大全的說辭，對於絕對主體的信仰沒有了，那麼相信一種超淩於個體之上的道德規範為一種絕對的普遍有效的道德規範的信念也會跟著瓦解。人們就會從這裏回家，回到那個個人的立場。換句話說，沒有普遍必然的道德律，道德主義者無權充當絕對主體，無權對公眾指手劃腳。
中國民眾在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左右之下，其思想狀況不可能不受影響。特別是在性觀念方麵。
因為有了十九世紀的歐洲哲學和社會科學，所以才有可能出現後來的金賽與福柯。和尼采的哲學研究有些不同，他們是以研究人類性文化為專職的社會學家。他們認為愛欲和性欲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都是人類本能需求，是一種無法克製的，不可缺少的生理欲望。他們打破了將愛和欲對立，將愛賦予精神，而將欲賦予肉體的二分法。
傳統中，人們認為性欲的宣泄途徑是婚姻。兩性之間非婚性交往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但是，現代以來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性學家更傾向於將性看作人類生命本能，既然如此，任何人都有權利得到它，即使是非婚者。這樣就推翻了婚姻和性之間必然連結。經過六十年代西方性解放運動，人們終於公開地承認甚至宣傳他們的性追求了。福柯對性做了如此解釋：“如果它（指性）未能袒露出來，這是因為有某種限製力禁錮在那裏，暴力將它壓了下去，最終隻能以某種解放為代價將其喚出。”承認性是必須付出代價的，這是對長期以來歐洲禁欲思想的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