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地具有一種病態的道德主義狂熱。他們走路時的樣子是佝僂著腰的，仿佛知識的重量已經使他們不勝重負，他們談話的時候總是引經據典，仿佛除了引用別人的話，他們自己就沒什麼話好說了，他們一生的時間都在解釋別人的話──在紙麵上，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做學問，對於他們來說就是看別人是怎麼說的，從這本書到那本書，如果把他們的文章中的引文去掉，他們的文章剩下來的就隻有引號了。他們的眼睛特別發達，不僅用常人的肉眼，還要加上兩隻鏡片，他們的眼睛似乎生來就是看書的，看書中的聖賢怎麼說，然後跟著說，於是他們成了十足的道德主義者，他們得上了一種共同的病叫“道德主義病”。
問題的關鍵是他們不僅把這種做學問的方法用在他們的文章中，他們還把這種方法用在生活中，對於他們來說生活仿佛不是自己的事，而是書中早就規定好了的事，他們的知識害死了他們，他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實踐聖人在書中已經規定好了的預言，生活的每一步都是聖人預言的實現。他們失去了活生生的自己，那個有血有肉的人死去了。他們害怕任何書外的東西，任何聖人沒有說過的東西，他們都感到害怕，一件小小的新鮮的東西（例如一塊新品牌的冰激淩）都會使他們裝滿文字的腦殼短路，因而他們除了成天躲在家裏做所謂的學問之外不敢做任何別的事情，他們不敢外出，街上的摩登女郎使他們眩暈，摩登女郎的超短裙擊中了他們道德主義的腦門，使他們發出非道德主義的驚呼。他們對這個活生生的變化著的世界是恐懼的，他們不敢和這個世界接觸，於是他們就用一種理由將自己禁錮起來，這個理由我們經常聽到──學者要坐冷板凳。他們太虛弱了，虛弱到霓虹燈的光線也會使他們生病。所以他們隻能坐在家裏的冷板凳上。
這就是知識在他們身上的反映。他們用知識代替思考，對於他們來說知識就像我們每天刷牙一樣無可懷疑。他們生活在知識中覺得無比的安全。所以他們手不釋卷，離開了書他們該幹什麼呢？他們什麼也幹不了。
中國知識分子病得最嚴重的地方是道德。他們的道德太多，他們試圖為社會建立道德秩序，他們樂意充當社會的道德總裁判的角色。一個手無縛雞之力頭重腳輕的人，他憑什麼在這個世界立足，他如何證明自己為這個世界所必需？他說：我的形是頹的，我的身是弱的，我的體是虛的，但是我的魂是強大的，我的靈是高貴的，我的神是勇敢的；他說：一個人在世界上存在重要的是靈魂的安妥和清潔，身體是可恥的粗陋的卑下的汙穢的，隻有靈魂是偉大的高尚的純潔的美滿的──文人就是這樣利用身體和靈魂的二分法證明了自己的高人一等，證明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從而解除了對自己的存在價值的焦慮，把這種焦慮轉嫁給了勞力者。
就是這些文人殺死了原始的安居於這個世界的靈肉統一不分的身體本真地處於安妥狀態的人，建立了兩個妖怪：靈魂的人、肉體的人，並為這兩個虛想出來的怪物編織了無數的神話。文人說：道德即知識。文人自己是靠知識吃飯的人，他就說隻有知識才能導致道德，言下之義就是隻有文人（有知識的人）才是真正的擁有道德的人。由此我想到一個勞動者──一個農民，他會不會像一個文人一樣一邊在田間勞作，一邊說自己的勞動是唯一的道德，他不會說隻有噴灑農藥才會導致道德，他不會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樣勞動。一個農民，一個純樸的農民他不會這樣，他隻是默默地耕耘，他的道德就是他的身體，他的體力，以及他的體力的結果──那些鮮綠鮮綠的青菜、蘿卜，那些通紅通紅的番茄、蘋果，當他來到菜市場，他弓腰坐在他的蔬菜攤前，他無需說話，用不著誇誇其談，他的蔬菜就是最好的語言，他的道德就在他沉默的弓腰而坐的身體裏，在他的新鮮而自信的蔬菜裏。他的道德是沉默的身體性的凝結在結果中的，而不是語言的、靈魂的、看不見的、虛幻的和說辭的。文人說：“愛靈魂不要愛身體，愛上帝不要愛自己”，“肉體隻是一具臭皮囊而已，最可鄙的人就是隻愛自己和那具臭皮囊的人”──文人進一步說這個社會的靈魂就是他們，大眾這隻是這個社會的肢體。在這裏人的身心二分法落實為現實世界的人在主體地位上的（超越主體與一般主體）的絕對等級製度。文人說：道德即秩序。儒家講“無違”，就是要人們對社會等級製度采取一種默認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