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不願生育？《孩子需求論》作者公布是一個很有趣的研究數字，一個中國孩子從出生直至成人（16歲）到底需要花掉父母多少錢？出生前費用（母親妊娠期及生產期的費用）：2771.44元（人民幣）；出生後費用(0－16歲，不包括高中和大學的經濟費用)：119829.30元（人民幣）（見複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孩子需求論》作者葉文振）——實際上作者的這個數字實在是非常保守的，估計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這個數字要翻一番；如果將孩子上高中、大學、結婚的費用包括在其中，我們估計父母將孩子送上社會所需付出的費用底線可能在30萬左右。
可以這樣說，撫養一個孩子到成人，按照中國普通市民低工資，低收入經濟狀況，需要承受的經濟負擔相當沉重；而心理負擔和心理壓力更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
當然，絕大多數人都是在對此問題毫無思考的情形下結婚生子，他們習慣本能慣例地處理自己的生活。
但是絕大多數單身者是對此有認真的思考，他們在選擇單身生活的同時不可能不考慮血緣傳承，他們常常是認真地衡量自己的承受能力，認真地考慮自己是否能為未來的子女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和教育條件，進而做出不結婚或者不生育的決定的。
單身者選擇非婚不育，從這個角度來講並非是不負責任，而是感到責任重大而無力負擔。比較於那些弱智的、有遺傳病的、失業的人的生育，比較於那些生了孩子卻讓孩子失學失教、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甚至在逃荒要飯中生育進而也讓孩子也逃荒要飯的人，他們（單身者）是用取消責任的方式，對責任做出了負責的回答；而那另外的一些人常常是以不負責任的方式負責。兩者相較，單身者的選擇也許屬於一種更為負責的行為。
讓我們換角度來看：世界人口增長的數據表明，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在過去的五十年裏已經急劇惡化，大自然已經不堪人口的重負而報複人類。從這個視角來看，今天的人類所需要的已經不是人口的低質量數量增長，而是需要人口素質的高質量地增長。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人口資源的強與弱已經不再是一個數量概念，而是一個質量概念，衡量指標不再是人口的絕對數，而是人口的教育水平、智力水平、創新能力。中國人口麵臨巨大壓力，中國需要的不是人口數量的增加而是質量的提高，隻有高質量地生育，即優生優育，才是國家提倡的。就此，單身者在感到自己不能保證子女的高智商和高教育水平的情況下自覺不育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國民文化素質和思想素質的提高，以及充足的物質生活、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活動激起了人們對自身生命和生活質量的重視。在人們有可能通過勞動以及社會福利保障係統來保證自己年老時依然能夠得到足夠的照顧的時候，人們從養兒防老這種自私性目的出發而生兒育女的行為就大可減少。這個時候人們可能更為客觀地來看待自己是否需要生育的問題，更多地從自己能給孩子什麼樣的生活和教育條件的出發點來考慮生育。這已經不僅僅是為了避免生養過多的子女而造成的巨額經濟負擔，或者為了單方麵鞏固自己的物欲生活了。也正是因此，西方政府近年來出現了鼓勵生育的政策，例如給未成年兒童提供政府津貼，給多育的母親以津貼等等，這些政策從經濟上減輕了父母撫養子女的負擔——例如法國政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製定政策，鼓勵國民為國家利益生育子女，但是這些政策並未得到民眾的有效響應，原因是民眾對生育的根本觀念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變。目前，影響西方民眾生育觀念的家庭生活形式有：晚婚、不育（丁克家庭）、同居（非婚同居而拒絕生育）、單親家庭（因為一個人的經濟承載能力有限而不再生育子女）、單身家庭（單獨居住，拒絕家庭拒絕生育）等等。其中單身、單親家庭方式的影響是最重的。單身生活方式對於控製人口增長是有益的。不論其初衷如何，客觀事實便是如此。
追求享樂有什麼不好？單身者追求個人生活質量的高檔次、個人生活的高品位也與中國的傳統觀念相左——自由、享樂、快樂是單身者生活的中心，這也是對人類傳統思想意識的挑戰。主流文化一貫倡導節檢、自律、奉獻。歐洲，節檢自律的生活方式由基督教文明倡導並監督執行，提倡苦行、忍受、簡廉，反對古羅馬屋大維時期的縱情享樂，將羅馬龐貝和赫庫蘭尼姆古城在火山爆發時的覆滅說成上帝懲罰人類縱欲淫樂而降臨的災難；中國從來都以節儉為本民足最優良的傳統，儒家以儉以養德來教導民眾，“存天理滅人欲”，形成忠君禁欲的傳統思想文化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