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後，我們同時從山區被招到省城一個器械廠工作。進廠後不久我們就結婚了。所以在當時我是咱們班第一個結婚的，但是我們約定暫時不要孩子，先好好工作幾年。我在車間很快就被提升為工段長，同時入了黨。第二年我順利被廠裏推薦上了工農兵大學，更加幸運的，是北京的一個工農兵大學。我就這樣一步登天到了咱們首都，畢業後也就在北京工作，落戶在北京。我在北京上學的第三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把我愛人蘇秀文也調到北京工作。那時因為兩地分居我們一直還沒有孩子，我們約定等到我大學畢業，工作安定後再生孩子。
我學的是文科，一九七五年畢業後就被招聘到北京畫報社當新聞記者。同時那年，我們也孕育了一個我們可愛的寶貝，一個胖乎乎的兒子進入我們的家，使這個家更加充滿了歡樂。
——命運對我真是太關照了，我當時覺得我是一個幸運兒。
沒有想到，一九七六年，就在我剛剛工作的第一年，中國發生了世界震驚的天安門四五運動，我的災難就此開始。四五運動是源於全國人民對尊敬的周恩來總理的悼念。但是四人幫壓製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加緊他們竄黨奪權的預謀活動，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抗議。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從一大早開始，人們就陸陸續續從北京城的四麵八方湧來，人們自發積聚在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貼傳單、作詩詞等等，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
那天，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北京有上百萬人自覺來到這裏，隻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擺滿了鮮花。有的人來天安門廣場僅僅是給周總理送一朵鮮花、有的人來僅僅是寫一首小詩獻給周總理。前一天我們出版社領導組織全體員工專題開會，說這兩天在天安門廣場前有一些壞分子搗亂，現在情況不明要求大家不要去參與。
四月四日那天我因為之前和一個印刷廠約了有關圖書印刷的業務事情，一大早我坐公交車路過天安門，看到已經有許多人集聚在那裏，長安大街上有許多步行的人正在往天安門廣場走去，廣場上已經擺放有花圈等等。
到了下午我辦完事情往出版社回去的時候，公交車在行駛到天安門廣場時已經過不去了。於是我下車，隨著人流在天安門廣場看起詩歌詞賦等等。也許是職業病吧，看到這個紀念周總理的場麵很激動很興奮。人越來越多，人流把我擁擠到天安門城門樓下的金水橋邊，當時人多的已經走不動了，於是我就靠在橋欄杆上歇歇腳，想著一會人流鬆動我就可以走人離開這裏。不一會兒天就開始慢慢暗下來，那時我們剛剛有了一個半歲的兒子，每天我愛人下班把兒子接回家，我要幫忙做晚飯，所以急得想走出去，可是還是動不了。
既然出不去，我就仍然和大家一樣，激動在那個氣氛中，拿出記者平日就隨身帶著的照相機拍了幾張激動人心的照片，和左右不相識的人搭幾句話。殊不知當時已經有便衣警察進入混在這人群中，對於我這種記者形象的人，又是剛剛從學校畢業激情高漲的人，自然就被盯上了。可是我並不知道，仍然一邊拍照一邊和左右的人一起高談闊論，也就是悼念總理反對四人幫之類的話。
晚上十點左右，人群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積聚的越來越多，金水橋這邊稍微好一些，我惦記兒子，於是努力的往外擠，感覺也有幾個人像我一樣的隨我往外擠。我家在天安門西邊，我就奮力往西邊擠去，可是不知道怎麼我總是被人流不自覺的朝東邊擠去。擁擠到東邊文化宮路口，突然，我被身邊兩個男人架起，飛快地竄進文化宮那條街，然後把我塞進停在街邊的一輛汽車裏。這之間一分鍾都不到，一開始我當是人流擁擠造成的，等到我意識到什麼的時候，已經被塞進車裏。車子啟動，就往那條街裏麵開去。我馬上強辯起來說：你們搞錯了吧，我是畫報出版社的，並且拿出我的記者證給他們看。
我身邊左右兩個人，其中一個拿了我的記者證看看，然後交給前麵座位上的一個人。那個人看看，就把我的記者證夾在他的一個公文包裏。任憑我怎麼解釋，他們就是不搭理我。有半個小時吧，車子開進一個院子，挺大的一個院子，後來才知道是公安局的一個分局處。我被帶進辦公樓二樓的一間房子，一個大辦公桌後麵坐著兩個人，其中一個問話，另一個記錄。常規的問詢：姓名、年齡、什麼單位、職業等等。問完這些以後，那個人又問我今天去天安門廣場幹什麼……？我就回答說是“路過”，下來又問及我做什麼事情要路過天安門等等，還沒有等待我回答完畢，就被站在我後麵的一個人製止住了，說：行了，今天就說到這裏。
我解釋說你們一定弄錯了，我要趕回家做飯，家裏有一個半歲的兒子在等我回家……。可是他們根本不搭理我，接著我身後的那個人把我照相機、打火機、錢包等等身上的所有東西拿出來放在一個塑料臉盆裏，然後聽見桌前剛剛訊問我話的那個人說道：送307房。我掙脫拉著我胳膊的那個人繼續在強辯，這時聽見外麵腳步聲，又有一個和我一樣狀況的人被帶進來，我被推搡著出了門。就這樣，我莫名其妙的被逮撲了，第二天就送到拘留所，開始正式訊問，開始了我的監獄生活。嘿，這隻是我苦難的開始。”
司徒承德他沉默了一會，喝了一口咖啡又說起來：“我做夢都想不到我這個幸運兒竟然會深陷囹圄，而且是莫名其妙地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僅僅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我的所謂證據，——我拍攝了四五天安門廣場的照片，因為這些個該死的照片，我竟然被判十年徒刑。
我在拘留所裏天天想著，我現在要坐牢了，蘇秀文會怎麼樣？兒子會怎麼樣了？他們現在都怎麼樣了？
我的心，絞的那個痛……，徹骨的那種痛……，絕望的無奈……，讓我一下子老了十歲。
等到我反革命分子的判決書下來後她蘇秀文才見到我。她整個人兒瘦了一圈，沒有責怪我，隻是落淚，說她盡力了，仍然無法幫助我出去……。我聽了淚流滿麵，失聲痛哭，對她說：我是冤枉的；你們母子兩個今後怎麼辦呐？
後來我才知道，四五運動被中央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全國上下各單位學校機關企業每天學習開會討論批判。整個中國被籠罩在黑色恐怖中。像我們這些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天天是提心吊膽，在夾縫中低著頭工作生活。
蘇文秀長的漂亮，在甘南下鄉，知情們都叫她青花，之前在學校是校花，在單位叫廠花。這個廠花蘇秀文當時在她們單位是行政部工作人員，以往行政部主任就對她有不善之心，總是在沒有人的時候對她言語不尊，騷擾她。她有幾次回家給我委屈的訴說，我總是大道理一套，讓她自己一定擺正位置，好好工作。其實暗地裏我已經在想方設法想把她調離這個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