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地區的經濟發展道路既不像北海-波羅的海地區那樣持續發展，也不像內陸地區那樣跳躍發展，而是以一種更加複雜、更加曲折的態勢呈現在人們麵前。這一地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是很早的，但隨後的衰退也是十分明顯的。隨著19世紀7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新發展，地中海各國的經濟進展也有了很大的起色。但從相對指標來看，卻遠遠落後於北海-波羅的海國家，並很快被內陸國家所超過。小生產的頑固存在對地中海各國吸收第二次技術革命的成果產生了巨大的抗拒力。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全麵確立之時，除法國以外，其他地中海國家皆已淪為歐洲的“第三世界”。並且，法國的經濟實力也已衰減，遠遠落後於新興的德國。劍橋大學已故曆史學主講人戴維·湯姆森指出，當20世紀開始時，東歐在經濟和社會方麵已遠遠落後於易北河以西的大多數國家，北歐和西歐各國在工業化和隨之而來的各種經濟發展方麵進展得最遠，南歐和西南歐地區在地理和曆史上屬於西歐，但在經濟和社會的不發達方麵，則更類似於東歐各國。湯姆森是把法國劃歸發達的西歐之列的，但由於1883-1896年間經濟增長趨於停滯，出現所謂“19世紀最嚴重的危機”。法國已給人一種“老之將至”的形象，正逐步向它的南方同伴靠攏，遠不如它的北方近鄰——德國具有那種“後生可畏”的虎虎生機。所以它的發達至多隻是一種曆史殘留的事實，而不代表未來發展的趨勢。並且，對地中海各國來說，曆史的磨難還遠不止於此，戰爭、動亂、專製、政變像幽靈一樣纏繞著。舊經濟製度的毒瘤同壟斷的國家政權相結合，在伊比利亞、亞平寧和巴爾幹三大半島衍生出法西斯專製和軍事獨裁，嚴重阻礙了各國的經濟現代化進程，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把它們隔絕在歐洲文明之外。法國則麵臨持續不斷的政治危機，經濟生活遲遲走不上正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地中海地區是火力集中的主戰場，各國要麼是戰敗國，要麼是百劫之後的羸弱的戰勝國，經濟損失異常慘重。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和意大利才在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帶動下，相繼出現“經濟奇跡”，經濟實力大增，並陸續走上規模化的道路，縮小了同中歐和西北歐國家的差距。而西班牙走上這一進程是在60年代以後才開始的，葡萄牙和希臘則更晚一些，迄今仍是歐洲的“貧困戶”。因此可以說，地中海各國最早叩擊經濟現代化的大門，卻最後進入經濟現代化的殿堂。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這種曲折性，嚴重影響了地中海地區社會主義運動的發育程度，並規定了它獨特的表現形態。首先，經濟現代化進程的遲緩，使小私有經濟同國家政權異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妨礙了兩大產業階級作用的發揮，同其他地區相比，地中海各國工人階級的力量相對較小，社會主義運動不得不依靠小資產者和農民的力量。比如1914年法國統一社會黨在大選中贏得140萬張選票、130個議席的勝利，就主要不是靠工人選票取得的，而是由於南方釀酒農民臨時轉到了社會黨方麵。連經濟發展居於地中海地區魁首的法國尚且如此，何況更加落後的伊比利亞、亞平寧和巴爾幹。像這種缺乏固定的階級力量特別是工會力量支持的狀況，迄今仍是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大弱點，使其力量起伏不定，對社會改造的實際效果也十分有限。其次，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長期落後，勞動與資本之間缺乏相互諒解的物質基礎，資本剝削一直比較嚴酷，階級矛盾十分尖銳，這給地中海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一個獨特的後果：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想（如共產主義）在這裏贏得了比在歐洲其他地區大得多的市場，改良主義的基礎則相對較弱。遲至70年代，地中海各國的共產黨力量還大於社會黨，或者旗鼓相當。並且，激烈的勞資衝突使工會也變得激進，傾向於同共產黨保持聯係。然而，戰後西歐社會主義運動的大背景是改良黨人的一統天下，特別是在中歐和西北歐，共產黨的處境和實力每況愈下，地中海地區的共產黨人也難以得心應手地施展手腳。盡管他們也在不斷探索新形勢下的新的發展道路（如“歐洲共產主義”），但隨著這些國家戰後經濟的陸續起飛，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其傳統選民不斷減少，地盤日益縮小，思想逐漸右傾，最終仍然未能擺脫被社會黨人超過的命運。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國家的經濟起飛基本上都是在右翼黨派執政時期完成的，而經濟的發展導致經濟結構的變化，工人階級和新中間階級的力量不斷增長，從而為左翼黨派提供了大量的潛在選民。70年代後期，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增長勢頭減緩，地中海各國亦不例外，國民對右翼政府的不滿情緒日增。而在此時，一直十分強大的共產黨卻麵臨著深刻的危機，既有激烈的黨內矛盾，也有對政府態度的搖擺不定，還有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對峙中的尷尬處境，選舉力量大為減弱。社會黨人則適時改變戰略，利用左翼聯盟，奪取了大量的左翼選民和部分右翼選民，紛紛上台執政，民主社會主義的地中海模式逐漸形成，影響日益擴大。所以說，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的產生本身就是該地區特殊的經濟發展進程所引起的社會力量重新組合的一個重要結果。同樣，經濟發展這種曲折性和反複性及其所導致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後發性，也從根本上規定了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所具有的理論不成體係、力量起伏較大、熱衷左翼聯盟、觀點左右搖擺、內部派別分化等一係列特征。
三、經濟結構與規模
其實，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分化的經濟根源裏麵，最重要的既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興起的早遲，也不是經濟發展道路的曲直，而是經濟結構與規模的差異。前兩者都是間接地促使民主社會主義各特定模式的形成，或者通過思想觀念和思維習慣施予影響，或者以社會關係結構特別是階級結構為中介，隻有後者才直接作用於各種民主社會主義的現實運作方式，即從經濟內容方麵構成特定的模式。
先看看地中海地區的情況。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地中海各國並沒有像西北歐和中歐國家那樣徹底實現工業化，農業經濟仍處於傳統的強大地位，農村人口在國民總數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即使在資本主義經濟最發展的法國，到1906年時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還有881.5萬，從事工業生產的卻隻有593.6萬。這一曆史傳統決定了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把農民問題置於十分重要的地位，社會主義運動也不例外。並且，農業生產的現代化進程十分緩慢，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長期占優勢，致使國內1市場狹小，自由勞動力不足，工業發展受到限製，而且小農的自由散漫性也給工人階級的素質帶來了很大的消極影響，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一直不強大。從工業來看，小企業居多，手工勞動普遍存在，紡織、食品、皮革、奢侈品等傳統輕工業長期在經濟生活中占很大比重，大機器生產的發育很不完備，工廠企業十分分散，缺乏集中組織和規模經營。勞資衝突大多體現為老板和少數甚至個別工人的對抗，而不是像中歐和西北歐國家那樣體現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兩支產業大軍的鬥爭。分散零星的矛盾和衝突往往帶有很強的個人色彩，無法產生強大的社會運動。在為數不多且繁榮隻體現在奢侈品貿易所覆蓋的上層圈子，其他方麵依然十分貧困的城市裏，則除了小資產階級人數眾多以外，還充斥著大量的“流氓無產階級”的成員：流入城市的農民、流浪漢、地痞無賴、失業者、破產的小工藝工人等等，他們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十分容易暴亂、鬧事，從而為無政府主義提供了十分合適的土壤，這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表現得尤其明顯。由於小生產的盛行而帶來的社會主義變革物質力量的缺乏，不但導致了地中海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發展遲緩，空想成分很多，而且派別分化很雜，馬誌尼主義、蒲魯東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等種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潮在這一地區長期保留著巨大的影響。地中海各國的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盡管起步有早有晚，但理論水平低、派別鬥爭激烈、運動規模小等弱點卻是普遍存在的，其力量往往不及本國的王權勢力、民族主義勢力或軍人獨裁。曆史上，無政府主義曾長期壟斷地中海地區的社會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由於人民群眾的深重苦難而有著較長時期的發展，甚至一度成為國內最大的民主力量，但卻時時麵臨著內部的派別鬥爭和分裂；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發育程度一直很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特別是60-70年代以來隨著這些國家陸續走上經濟工業化和政治民主比之後才普遍興起。
關於地中海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結構，除了以上共同之處外，還有一點特別值得一提，那就是法國工業生產的相對萎縮和金融業的超常發展。法國大革命徹底解決了農村的土地問題，但由此造成的龐大的小農階級卻沒有像英美那樣迅速遭到比它更強大的資產階級的剝奪。法國工業相對落後，工業資產階級遠遠不如貴族和金融資產階級強大。農民在革命中獲得土地後，成為小私有者，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這不僅不能給工業提供足夠的自由勞動力，而且使法國的企業規模一般都很小，往往建立在家庭紐帶的基礎上。這就是馬克思之所謂“法國最大的工廠主與他們的英國對手比起來都是小資產者”。然而，法國的金融資本卻十分發達，在英德等國工業資本不斷集中，日益走向壟斷，並促使資本主義經濟迅速高漲的19世紀最後30年，法國的年平均儲蓄額卻達到了20億法郎，工業發展的落後狀況根本無法吸收這樣一筆巨額“過剩資本”，本國的貸款利率大大低於外國（19世紀80年代，對外國的貸款利率為5.5%，本國則為4.1%），大量資本便以借貸方式輸往國外。到19世紀末，法國對外投資總額已達270-280億法郎，相當於在本國投資的3倍。1910年，法國在國內投資僅為7.79億法郎，而在國外投資達到160.98億法郎，兩者相較，竟是近17倍的懸殊。當時的法國，不僅大資本家進行高利貸活動，而且由於法國人口增長趨於停滯，陳舊的生活方式使消費受到限製以及貨幣長期穩定等原因，不少中小資產者也以收購證券或銀行儲蓄等方式參與高利貸放債，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食利者階層。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這個階層的人數已達200萬，約占總人口的5%。如果還加上食利者家屬約300萬，這個階層與總人口之比竟高達1：8.資本的大量輸出和龐大食利者階層（最保守的社會階層）的出現，加上小生產的廣泛存在，嚴重阻礙了本國工農業生產中生產方式的適時改進和技術設備的更新換代，延緩了法國工業化進程，進而影響了法國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育水平和活動方式，使其組織規模和理論發展同生活水平與己相差不大的英、德等國相比遠為遜色，甚至還比不上當時落後於己的北歐國家。
地中海各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規模的根本改變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的。伴隨著資產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大規模調整，工業壟斷資本獲得了長足發展，生產組合化進程加快，農業資本在國家經濟中的比重逐漸降低。到60年代末，法國和意大利都實現了全麵的工業化，並帶動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陸續走上這一進程。在工業化和組合化的過程中，地中海國家並沒有完全重複北海-波羅的海國家和內陸國家的相應做法，它有自己的獨特特點，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有兩個方麵：一是國有化的深入進行，二是經濟計劃化的全麵展開。兩者的交叉作用，既給經濟結構的全麵變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又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地中海模式提供了最核心的經濟內容。下麵擬以法國和意大利為例進行說明。
法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又被希特勒德國占領，其經濟遭到極大破壞。戰後初期，滿目瘡痍，經濟凋敝，政府被迫對一係列基礎部門和關鍵部門實行國有化，以便盡快地啟動國家經濟的全麵運轉。1944年12月14日，諾爾省和加來海峽省的煤礦首先收歸國有，次年1月和6月，雷諾汽車公司和航空公司又相繼收歸國有，從此國有化的浪潮便持續不斷，到1957年國營企業已占有36%左右的國家資產，使法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此後，不管左翼執政還是右翼執政，法國國有化企業的發展進程都比較平穩，但是兩大政治力量的國有化政策重點明顯不同：右翼主張國有化隻能作為解決國家政治經濟問題的臨時手段，應適可而止，國家不宜過多幹預經濟；左翼（以社會黨為代表）則不僅把國有化作為國家幹預、協調和調節經濟的杠杆，而且還將其列入經濟社會改革和實現“法國式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1981年密特朗上台以後，進一步擴大了國有化的範圍，致使全國最大的兩家新興壟斷財團解體，另外實行國有化的12家工業集團除兩家軍火工業營業額較小外，其餘均在歐洲最大的100家企業集團之列，因而對私人壟斷資本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不過，這一勢頭在80年代後期已大大減弱。意大利的國有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沒收法西斯國家資本的基礎上開始的。到70年代初，意大利國營企業的比重已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3.8%，投資額的39.0%，就業人數的13.2%，除愛爾蘭的投資額31.8%略高於意大利外，其他兩項指標在歐共體成員國中不但居於首位，而且遠遠高於其他國家。除了國營企業外，意大利還存在著大量的國家參與製企業。意大利中央政府專門設立了國家參與部（1956年起），加強對國家參與製企業的管理。這是歐洲國家中獨一無二的，國家參與製由此成為意大利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表現形式。意大利主要政黨在國有化企業問題上雖然存在分歧，但不強調意識形態因素，而是著眼於借助國有化企業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因此沒有給社會黨在這個問題上留下大做文章的餘地，但卻迫使它利用這種經濟形式對社會改造施與自己的影響。總的說來，地中海國家的國有化程度是比較高的，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強大幹預一直存在（當然，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這種幹預是一度同政治上的專製統治結合在一起的），而社會黨人借助國有化經濟使國家參與製經濟對壟斷資本的無限權力加以限製，促使經濟結構的民主化改革，則成為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和特征。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領導人帕潘德裏歐甚至在90年代初歐洲左翼嚴重受挫的情況下仍“大力反對國營事業民營化”，即為一個典型的例證。在地中海社會黨人看來，這種經濟結構改革的努力同政治結構改革的努力相結合，通過“在各個領域不斷地施加壓力”，就可以逐步改變國家職能，使之走向社會化和民主化，進而最終建立起新的階級力量對比，引導“人民不可逆轉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正因為如此，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亦被稱為“結構改革型社會主義”。
關於經濟計劃化問題，著名經濟學家A·肖恩菲爾德在1963年所著的《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指出：“在大規模經濟管理中，無論在政府部門或私人部門，戰後時期愈益明顯的特征傾向是尋求理智的協調一致。其最明顯的表現是國家的長期計劃工作。……製定經濟計劃已成為新的資本主義的最主要特點。”這被認為是當時“對發達國家戰後趨勢的最有影響的表述”。而在經濟計劃化方麵的先驅者，肖恩菲爾德首推法國。法國從1945年為乞援馬歇爾計劃而製定蒙涅特計劃起，就開始了以“廣義的市場調研”為核心的計劃工作進程。它以不損害私人的主動性和企業的自主權為前提，由社會的專門機構對私人企業的許多錯綜複雜的事情進行直接的情報采集，加以歸納分析，從而使人們對未來的經濟走向取得某種共同的認識，企業則以大膽的投資計劃作出反應，必要時政府還將通過稅收和信貸政策予以推動。據統計，在1967年，79%的企業知道計劃對整個經濟的預測；50%的企業（85%的雇員在5000人以上的企業）知道它們本行業的生產和投資的預測；
的企業（51%的最大企業）認為計劃預測對他們的投資決定有影響。事實證明，計劃的製定在推動法國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戰後高速增長的過程中，曾起過催化劑作用，但卻未能為那種持續的增長過程提供後勁。計劃工作的全麵開展是在法國工業相對落後、雇主力量相對強大（工人階級分散、軟弱）和美援及時到達的情況下開始的，計劃的作用在積累進行之初表現得比較明顯。然而，隨著上述前提條件的消失，計劃的信譽和作用便日益減退。到1979年，僅有9%的雇主認為計劃是重要的。計劃工作的實施手段主要是通過對法律和稅收條款的修改，改變企業的經營環境，從而調整國家的經濟結構。因此，計劃工作既可能促進兼並，推動資本的集中和壟斷，也可能限製壟斷企業的發展，打破私營財團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控製。例如，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蓬皮杜政府所製定的國家計劃的目標是促進集中，以便在每個部門形成兩三個主導企業；而80年代上半期的密特朗政府重新重視計劃工作，其目的則是促使經濟結構改革，打擊壟斷資本，因而得到工會的支持和擁護，並成為法國社會黨的重要改良措施之一。意大利的經濟計劃化與此稍有不同。由於小生產的長期而廣泛的存在，意大利計劃化一方麵通過一種叫做“經濟企業家”的組織結構為中小企業提供原料、信息、半成品和推銷產品，使大量的中小企業同樣獲得了規模經營的經濟效益，促進了工業的發展和經濟的騰飛。另一方麵通過意大利工業企業獨特的二元結構，實行低工資、高積累的工業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意大利既存在著一些技術裝備精良、生產效率很高的先進企業，又存在著大批技術裝備差、生產效率很低的落後企業。大批落後企業的存在，保證了政府有關機構可以通過一定的計劃使先進企業的工資亦停留在很低的水平，從而加大積累速度。在1952-1963年的“經濟奇跡”時期，意大利的投資年均增長率高達9.4%，其中固定資本投資年均增長10.0%，而同期的國內總產值增長率才5.8%，工農業勞動者的工資年均增長率則分別隻有4.1%和3.9%。直到1970年，意大利的平均工資都隻有美國的1/3，西德的60%，英國的77%。勞動人民的低工資成為資本擴展的重要源泉。也正因為如此，意大利的勞資衝突一直比較尖銳。1951年，因勞資衝突損失工時3600萬個，1960年4600萬個，1970年14600萬個，1977年以後雖然趨向緩和，但1981年因勞資衝突損失的工時仍高於1951年，達4000萬個。小生產生命力的重新獲得和勞資衝突的相對尖銳，對社會黨的發展都是十分不利的，它既無助於形成強大的組織力量，也削弱了改良的思想基礎。可計劃化這一現實趨勢卻是無法更改的。克拉克西正是認識到這一點，才果敢地拋棄了社會黨戰後一度抬頭的“曆史災變”的觀念，退回到通過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協調計劃來管理經濟的思想，以保證國家的“可治性”作為社會黨政策的中心任務，力爭在政治上使社會黨成為每一個聯合政府中不可缺少的穩定因素，在經濟上普遍推行以市場因素和計劃因素相結合為基礎的混合經濟。總之，克拉克西同密特朗一樣，都十分重視“計劃”，並把計劃當作實施自己政治抱負、改革國家政治經濟結構的重要手段來使用。這一點，在岡薩雷斯、蘇亞雷斯和帕潘德裏歐那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認同和效法。大體說來，法國式的計劃化在西班牙得到了較好的推行，意大利式的計劃化則更適應葡萄牙和希臘的“社會主義”改造。計劃化和國有化，由此成為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在經濟方麵的兩個支柱性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