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內陸地區經濟結構對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須從以下多方麵著眼。
首先，必須談到資本主義在德意誌各邦農業中發展的“普魯士道路”問題。所謂“普魯士道路”，是通過改良和贖買的方法，使農奴製地主經濟緩慢地轉化為資產階級的容克式的經濟。中世紀的土地占有關係不是一下子被消滅掉，而是慢慢地適應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長時期保存著半封建的特征。由於贖買封建義務的條件極為苛刻，廣大農民雖然獲得了人身自由，但喪失了土地，並陷入高利貸剝削的羅網。同時，地主莊園和富農對技術的采用，又逐漸排擠了小農經濟及其家庭手工藝術業。結果，農民分化的過程加速了，許多人破產後淪為雇農，或流入城市成為迅速增長的工業生產的自由勞動力。隨著城市工業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激增，糧價高漲，地方貴族日益感到實行資本主義經營對他們更加有利可圖，而農民在贖買封建義務時交納的大量贖金和糧價高漲所帶來的巨額利潤，又為地主們積累了大量貨幣財富，有了進行資本主義經營所必需的資本。在這種主觀願望和客觀條件的雙重推動下，“普魯士道路”在德意誌大部分農村迅速發展起來，到19世紀70年代初便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既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又使傳統的經濟結構有了很大的改變。與此同時，德國實現了統一，俾斯麥政府進行了廣泛的自由主義改革，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掃清了障礙，法國的50億金法郎賠款和第二次技術革命的興起，則為德國的全麵工業化提供了重要的資本來源和技術保障，德國被迅速推進到新興強國的地位，產業結構實現了根本重組，工業化和規模化以及由此而來的壟斷化在歐洲各國中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程度進行著。小店主、手工藝人等小資產者也被廣泛地卷入這一進程之中，麵對壟斷企業的競爭，許多人不得不關店停業而成為掙工資者，無產階級隊伍迅速擴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困難時期裏，壟斷資本得到進一步發展，大資產階級因容克地主的削弱而加強了自己的政治統治，並利用政府的複蘇經濟貸款幫助壟斷組織，從而加速了資本的集中和壟斷。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以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更是得到畸形大發展。1933年通過的一項法律規定，各公司須得參加各自所屬的卡特爾，這使德國資本主義的“組織”係統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成為歐洲大陸工業化和壟斷化最徹底的國家。奧地利作為德國的一個分支，其經濟結構的演變與此類似，隻是規模要小一些而已。
這樣一種經濟結構，從兩個方麵影響著德意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第一，工業化和規模化的迅速展開，使社會主義運動的階級基礎不斷擴大，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力量迅速增長，可經濟的持續發展所帶來的巨大物質利益和大量非無產階級成員進入工人階級隊伍，則成為改良主義和和平主義廣泛滋生的溫床。第二，經濟實力的振興和經濟結構的壟斷化是在國家的強大支援和有力組建下發展起來的，容克地主和壟斷資本相結合的政權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有效控製，使工人階級同其他社會集團一樣，習慣於做“光榮帝國”的順民，從而減弱了他們的反抗意識。於是，德意誌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隊伍龐大，陣容整齊，思想發達，理論完備，可現實作為十分有限，麵對國家政治的反動，隻落得個一籌莫展，敗走麥城。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和奧地利的國家壟斷資本由於戰敗而遭到嚴重削弱。經濟的困難和秩序的混亂，使工人階級的激進情緒一度高漲，經濟社會化的呼聲十分強烈，社會民主黨及其領導下的勞工運動“主張用國有、工人管理、生產的實際計劃化和物價管製來限製市場”。可是，這一要求遭到了主要來自美國的壓製。盡管馬歇爾援助“用於投資的這筆對等基金大大少於德國政府（以德國馬克）向占領軍支付的開支”，可“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援助所表明的美國方麵所承擔的義務，即恢複搖搖欲墜的德國（西德）資本主義”。在占領軍和美元的幹預下，“工業的社會主義化，特別是魯爾的基礎工業的社會主義化，在1947年以後被有效地排除了”。於是，舊企業主又回來掌握了原先的企業，不過活動餘地卻大大地縮小了，不但有來自占領軍方麵的掣肘，更有來自強大勞工運動的威懾。作為一種策略性後退和戰略性妥協，在政府的直接幹預下，德國工人和雇主一起建立了“共同決策製度”，奧地利勞動和資本則完善了“社會夥伴關係”，這被視為“對社會主義化的一種替代”，既滿足了工人對生產社會化的部分要求，又保證了大壟斷企業再也不能像30年代那樣發揮無限的政治作用，從而成為經濟民主的一個重大步驟。在農村，由於機械化的推行和耕作方法的改進，農業產量大大增加而就業人數大為下降，農業生產率的增長比工業更快，自耕農戶的數目迅速減少。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擁入嚴重就業不足的城市，仍然滿足不了“經濟奇跡”時期工廠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為充分就業的實現提供了現實的可能。這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聯邦德國表現得尤其明顯。
經濟實力在穩定增長，充分就業在逐步實現，共同決策在陸續推行，德國和奧地利（包括瑞士）的階級矛盾都處於一種十分緩和的狀態，經濟結構保持著一種動態的平衡。壟斷資本的力量在逐步發展，工人的參與決定權也在逐步完善。在這樣一種和諧的氣氛中，德意誌三國的經濟力量崛起於歐洲，並為世界矚目。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也因其積極謀求工人對企業管理和經濟政策製定的參與決定權而被稱為“參與型社會主義”。
對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經濟結構與規模的討論，有必要分成英國和北歐四國兩個部分來進行。因為英國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典型國家，經曆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和成熟的全過程，對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展都有著示範性影響，北歐四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道路雖然是英國的一個分支，但其社會曆史環境的一些差異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步的滯後性，使其經濟結構和規模在表現形態、內容組成特別是發展階段方麵都有別於英國。
15-18世紀的圈地運動成為導致英國經濟結構急劇演變的第一場“大革命”。它使自耕農被消滅了，與此相聯係的農村“敞地製度”被廢除了，農民的土地占有權被完全而徹底地剝奪了。事實上，世界上還沒有別的任何一個國家像英國這樣把直接生產者剝奪得一幹二淨，甚至連處於氏族公社階段的克爾特人也未能幸免。圈地運動引起了農業革命，促進了農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為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和大批自由勞動力，擴大了國內市場，為工業革命的開展準備了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英國率先完成了以機器大工業取代工場手工業的工業革命，使本國的工業生產得到了優先而迅猛的發展。英國在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取得了壓倒優勢的地位。早在1821年，英國家庭中從事工商業的就已達48%，從事農業的卻隻占33%，而在1822年英國的出口貿易（不含再出口）總額中，紡織品、金屬加工、皮革和陶器等工業製成品就占了81%。大機器生產成為英國工業生產方式的主要表現和爭奪國際市場的強大武器，采用機器生產的英國資產階級可以使商品價格不斷下降，從而在國際市場上打敗競爭對手，奪取工業壟斷地位。一直到19世紀70年代，英國在世界工業生產和貿易中都占據著優勢地位，因而它可以肆無忌憚地推倒一切關稅壁壘，實行全麵的自由貿易政策，也就是說，“在國內承認經濟上最強有力的大資本吞並中小企業的權力和自由；在國外承認英國奴役和掠奪落後國家的權力和自由”。
農村的資本主義化和工業優勢地位的取得，使英國最早形成了龐大的產業工人大軍，社會主義運動較早擺脫空想的限製，發展成為有組織的群眾運動。而隨著英國工業的發展，經濟的進步，資產階級有可能對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物質要求給予適度的滿足，工人階級的鬥爭往往可以隻停留在經濟的階段而不必進入政治階段就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就決定了英國的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盡管聲勢浩大，卻偏重於經濟方麵，熱衷於合法改良，憲章主義由此成為現代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最早的思想先驅，工聯主義的勃興和蔓延也與這一經濟環境密切相關。另外，由於英國在世界市場上長期擁有工業和貿易的壟斷地位，資產階級可以拿出高額壟斷利潤的一部分來收買工人貴族和工會領袖，通過他們把工人階級引上國家政策的軌道，依附於資產階級。因此，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沾過英國工業壟斷地位所帶來的物質和精神利益的，早期工人運動也曾追隨過資產階級的民族沙文主義，美化政府的殖民政策。當然，19世紀80年代產生於英國的費邊主義作為民主社會主義最早的比較完備的理論體現，則不但反映了英國工業社會的繁榮和發展，而且反映了英國政治社會的妥協和改良。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經濟開始走向衰落，十分緩慢的經濟增長速度在美、德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麵前相形見絀，其工業壟斷地位在19世紀末葉便永遠地失去了。後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20年代經濟蕭條、30年代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連續打擊，到1945年戰爭結束時，英國盡管是戰勝國，但從經濟實力看實際上隻剩下一個勉強支撐的空架子，使其戰後經濟的恢複不得不乞憐於美國的貸款。不過，艱難的處境卻迫使英國加快了技術改造工作。到50年代中期，英國基本上擺脫了戰爭廢墟的陰影，新的技術被采用，新的設備開始轉動，一度患“衰老症”的英國重新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工業生產率和實際工資水平穩步提高。在這樣一個衰落和複蘇的過程中，英國傳統的經濟結構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有化經濟因工黨的努力曾有所發展，但在整個國家經濟中的作用卻由於保守黨的反對和工黨的妥協而打了折扣。私人壟斷資本仍然是英國經濟的主要成分，勞工運動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妥協的環境中發展。久而久之，工黨作為工會運動的政治代表所謀求的主要目標同資產階級保守黨已沒有什麼實質性區別，都是成為執政黨和振興英國經濟。社會福利政策的廣泛推行和對壟斷資本權力所作的某些職能限製，與其說是工黨政府努力的結果，不如說是英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當然，在維護工人經濟權利和保障公民社會福利方麵，工黨比保守黨要更積極一些，這一方麵是由於傳統的作用，另一方麵是工黨作為工會集合體的內在要求。
地處斯堪的納維亞和芬蘭灣的北歐國家盡管是資本主義工業化最早的英國和荷蘭的近鄰，但從農業社會步入工業社會的時間卻比它們晚得多，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進入工業化的關鍵時期，社會經濟的商品化、壟斷化和國際化全麵鋪開。恰逢此時，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又正處於向橫廣方麵大發展的時期，社會民主黨（工人黨）在歐洲各國紛紛成立，並逐漸發展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北歐國家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就這樣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相偕而行，彼此促進。丹麥、瑞典和挪威30年代的經濟政策都是本國工黨（社會民主黨）領導製定的。盡管工業化已成為既定事實，但政府對農業實行了保護政策，使之免受世界市場起伏波動的影響。工黨（社會民主黨）同農民黨達成妥協，以農業補貼來換取農民黨對工業化以及積極的工業就業政策的支持。芬蘭社會民主黨也於1937同農民黨聯合，組成一個多數派聯合內閣，在政黨合作的基礎上，逐步推行同其他北歐國家相類似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芬蘭、挪威和丹麥的經濟發展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唯有瑞典幸免於難。戰爭結束的時候，瑞典在工業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方麵均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而且，它還可以在原有的經濟規模上穩定持續地發展，不必像鄰國那樣需要新的投資，重新確定生產方向。但是，這又導致了瑞典經濟的增長落後於鄰國，且為後來瑞典工業陷入危機埋下了伏筆。60年代，瑞典為了緩和工業部門的勞力不足，曾鼓勵從國外移民，而未對生產結構實行合理化和現代化。與此同時，丹麥發生了所謂的“第二次產業革命”，迅速建立了新型的出口導向的大工業。在挪威，1945年上台的工黨政府在工業方麵采取了許多強有力的措施，大規模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而芬蘭由於戰爭的破壞和戰後向蘇聯支付的巨額賠償，迫使它除了繼續發揮林業優勢外還建立了大量與林業無關的其他產品工業。這樣，經過近40年的發展，北歐四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已十分相近，都進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列，發展模式也大體相似。從所有製構成來看，北歐國家的經濟主要由三種成分組成：（1）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部分；（2）與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某些經濟活動相聯係的公共經濟部分；（3）合作經濟部分。從產業結構來看，北歐國家（除芬蘭外）早在70年代初就已進入後工業化階段，工業就業率下降，服務部門的勞動力投入超過工業和農業勞動力的總和，而且農村地區的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職業結構迅速更新。
要進一步了解北歐四國的經濟結構，有必要專門對四國的公共部門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進行一番考察。在西方經濟學界有一種看法，用公共部門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作為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的標準，比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衡量標準更有啟發性。因為它不但可以看出該國經濟發展水平，而且可以明了該國的經濟結構特別是分配結構。1969年，這一比率在瑞典是48%，挪威43%，丹麥37%，芬蘭36%。到了70年代，除了比率繼續提高外，彼此間的差距也已基本拉平，前三個國家都在50%左右，芬蘭略低。這表明，北歐國家的繁榮很大部分體現在公共消費以及為消除社會差別而實行的轉移性支出等方麵。現在各政黨原則上都接受了這一事實，保守黨已不像以前那樣，繼續反對公共部門給“個人自由構成的威脅”。但如何分擔沉重的稅收負擔，尤其是全國統一征收的累進所得稅中的邊際稅率，仍然是工黨（社會民主黨）同保守黨在政治上激烈較量的緣由之一。
此外，北歐諸國的經濟結構中還有兩個引人注目的特點：第一，國有經濟的比率偏低，同工黨（社會民主黨）的實力很不適應，如果不包括國營鐵路的話，國營企業在工業總銷售額中所占的比例，丹麥幾乎為0，挪威10%，瑞典7%，芬蘭15%學校、衛生保健、郵電通訊等社會部門在不少西方國家都不言而喻地為國家或地方政府所有，但丹麥的私營企業在這些部門仍有著廣泛的行動自由，瑞典的私營企業也遠比國營企業活躍。芬蘭和挪威的國營部門看來比重較大，但與意大利的40%，奧地利的25%，法國的20%相比，也就算不了什麼了。第二，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對外貿易，時常麵臨包括英國在內的北海-波羅的海國家所共有的支付平衡和外彙兌換的問題。尤其是在丹麥和芬蘭，兩國的經濟政策必須集中全力解決與外國的支付平衡問題，難以顧及國內的就業問題。能享受失業保障的工會會員，其失業率在丹麥有時高達10%-12%，在芬蘭達6%-7%。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的爆發，致使兩國出現難以應付的滯脹局麵，失業率和通貨膨漲率居高不下，國際收支出現巨大逆差。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也陷入了老工業化國家疲於應付的“英國式困境”。瑞典和挪威雖然能在較長時間裏保持低水平的失業率，但卻是以社會民主黨人利用自己的實力推行積極的勞工市場政策掩蓋龐大的隱性失業作為代價的。大量的勞動力在人為的救濟工程、福利工廠中就業，或參加種種形式的培訓班和學習班，其費用全部由國家負擔，以此完成所謂“充分就業、經濟持續增長、平均享受經濟成果”的斯堪的維納亞社會發展模式。
總之，不管是英國還是北歐國家，由於壟斷資本平穩而不間斷的發展，由於工業經濟的優勢地位和經濟發展的較高水平，由於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可以從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得到緩解，有組織的勞工運動沿著經濟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軌道獲得了特別充分的發展。這一地區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不但不能領導工會運動，反而成了工會運動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大多以“工黨”命名，其組織和活動方式也與工會大同小異，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在經濟和社會方麵的主要內容無非是降低失業率，擴大社會福利，實現普遍教育，分化限製壟斷資本職能等等，這一切都是工會的基本活動內容，也是工會運動所欲達到的主要社會福利目標。因此，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也被稱為“工會型社會主義”或“福利型社會主義”。
綜上所述，盡管歐洲三大地理區域不同的經濟環境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興起的早遲、經濟發展道路的曲直和經濟結構與規模的差異共同作用的結果，但隻有最後一個因素，即經濟結構與規模的差異才從根上決定了民主社會主義諸模式在經濟內容方麵所側重的活動領域，並形成了各種模式基本的內容特征。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著重於生產關係的變革，致力於經濟結構的改善；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著重於管理方式的合理化，謀求共同決定和參與決策；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則著重於分配政策的改良，極力擴大社會福利的職能和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