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提出這一要求而言，說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熱情所激發，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為他的官僚機構收羅人材，因為他剛剛征服中國，不敢冒險在上層機構中起用太多的中國人。實際上他確雇用了大批外國人任職。為了維護他的權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間的勢力平衡。不論忽必烈請求派教士的動機如何，羅馬教室隻派遣了兩名多明我會修道大但因路上動亂不定，他們隻到達小亞細亞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約翰孟德高維諾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東部沿岸諸穆斯林國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經驗的傳教士。約翰修士走海路從波斯灣到印度，穿過馬六甲海峽，前往坎富（廣州），再從廣州走陸路到達大都（北京）。他被允許留在首都說教，結果，在1292年到達大都後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帶鍾樓的教堂，擁有一支150個男孩的唱詩隊，他們唱的格列高利聖歌皇帝非常愛聽。羅馬教皇得知這一成功後，又派出了一些傳教士，使約翰修土能前在坎富，從事另一傳教活動。到1328年修士去世時，已在中國大地爭取到幾千名皈依者。
這一進展的取得，主要由於蒙古統治者的積極態度。他們深思熟慮，鼓勵所有外國宗教，無論是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基督教，與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傳教士從皇帝的金庫裏獲得大筆津貼，從而建立了一座帶有“高級教土房間”的修道院。然而，外國教徒意外的彙集中國隻是短暫的，因為它完全依賴於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馬可波羅所說的那樣：“所有中國人都憎恨大汗的統治，因為…他將所有權力交給韃靼人，薩拉森人或基督教徒。這些人依附於他的王室，為他服務，是中國的外國人。”因此，1368年，當蒙古人被趕出中國時，受他們保護的所有外國人，也一起彼趕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傳教團。16世紀，達伽馬的航行，開辟了一條直接連接歐亞大陸兩端的海上航線，為耶穌會的到達鋪平了道路，直到這時，天主教才又在中國獲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擴展中的視界
盡管歐洲人未能爭取蒙古人為盟友，未能使他們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極大地開闊了他們的眼界，使他們對歐亞大陸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這種認識與中世紀早期的認識完全不同；當時，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崩潰，隔斷了古典時期歐亞大陸間的聯係。教區製度開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條又著重強調了這一製度。《聖經》成為地理知識的主要來源，於是，耶路撒冷被認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和恒河則被認為是發源於同一源頭伊甸園。
七、八世紀，伊斯蘭教的擴張，築起了一道橫穿北非和中東的有害屏障，進一步縮小了歐洲人的視野。直到12世紀，十字軍帶著種種傳說，從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返回西方時，才使歐洲人重新得到有關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資料。盡管地中海那時仍是世界的中樞，但他們對東麵和南麵地區的了解卻非常貧乏。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帶來了偉大的突破，它使人們的視野從地中海轉向歐亞大陸，正如後來的哥倫布和達伽馬使人們的視野相應地從歐亞大陸轉向全球一樣。商人、傳教士和戰俘的旅行告訴人們，在遠東有一個大帝國，它的人口、財富和文明程度，不僅等於，而且超過了歐洲。另一方麵，東方這時也開始了解西方。馬可波羅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國，又讓中國和中東了解了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