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反人類罪的組織者稱為“惡魔”。顯然，這是人類為了自身的清潔拿魔鬼作替罪羊。誰也不能否認，反人類罪的所有實施者，都是活生生的、具體 的人。如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中揭示，反人類罪雖然窮凶極惡，卻也無一不是通過日常的“平庸之惡”才得以實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極端之惡” 是結果，“平庸之惡”是過程；“極端之惡”是觀念，“平庸之惡”卻是行動。正因為反人類罪行始於日常之惡，人類有機會通過自主的思考與抉擇遠離或抵製這種 罪行。從這方麵說，人類因為放棄自主的思想與行動而使反人類罪行出場，同樣因為這種放棄受到反人類罪的懲罰。
顯然，反人類罪行並 非隻是獨裁者的功勞。在以國家的名義出現的反人類犯罪中，理論上每個人都有罪。曆史上那些駭人聽聞的屠殺，更是“零星的殺戮”的積累。它既來自大人物有組 織的預謀，同樣來自於小人物們按部就班的“恪守職責”，來自他們禸體上的獻身與思想上的投降。如希特勒所言，給小人物的靈魂烙上自豪的信念，他便會自以為 是巨龍的一部分。當他們“被光榮洗腦”，成為反人類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盲目聽從上級的調度與鼓勵，這種無條件的服從足以毀掉整個世界。事實上，這種服從 同樣是薩達姆政權當年得以維持的一個重要原因。
回到這場世紀審判，有人認為薩達姆罪不在“反人類”，而在於“反美國”。這種觀點 在邏輯上顯然有問題。盡管美國出兵伊拉克受到許多國家的反對，但薩達姆有罪與否並不取決於美國的這場戰爭是否合法，而是取決於他本人此前是否犯下反人類的 罪行。這是兩個並行的因果鏈條，正如一些歐洲國家、國際組織及媒體出於人道主義考慮要求免除薩達姆的死刑，也並不意味著這些人主張薩達姆是清白的。
活著，還是死去？或許這位曾經靠著槍杆子“全票當選”的伊拉克總統留給世人的仍是法國大革命以來的一個老問題——當改天換地的風暴拔掉了帝王的利爪與牙 齒，在打掉了王冠時，是否能夠留住腦袋？當獨裁者被剝奪了一切政治的衣裳，他是否可以不充當符號接受審判，重新回到曾經被他反對過的人類中來？
“二奶作家”掛牌乞討，以示弱表達示威 2006-
沈陽作家洪峰上街乞討，成為一個熱鬧的公共話題。據稱這位昔日在圈內頗有些名氣的作家，近日因為工作單位沈陽市文化局劇目創作室暫停了他的每月2000元工資，而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治病又急需錢，所以一氣之下“掛牌上街”，公開乞討。
對於這位在體製內（乞）討生活的作家，跑到大街上去乞討，而且堂而皇之地以作家之名去乞討，著實匪夷所思。這種虛妄的優越感就像電影《第七封印》裏的那 個男演員喬納斯?斯凱特的辯詞：當死神來到斯凱特的麵前時，斯凱特拒絕死神的理由是，“我的演出合同還沒有完成呢”，“我是演員，難道就不能豁免嗎？”如 果我們將死神當作一個新時代到來時的大浪淘沙，顯然，每個人都應該是平等的。當一個新時代來臨時，“失業的死神”並不會因為你曾經是在體製內養尊處優的作 家而網開一麵。
談到某些體製內作家“被圈養”現象，著實讓人心生悲哀。有人因此批評作協是“二奶協會”，而作家洪峰是“二奶”，在這些人看來，做“二奶”已經夠丟人了，因為“失寵”跑到大街上去上要求自己做“二奶”的權利，無疑是自取其辱，沒有什麼“尊嚴”可講了。
這些批評似乎也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盡管我們同樣反感作家協會及其倡導的“按需寫作”的文化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對此過於苛責，以軟弱個人承擔時代之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