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家在體製內討生活，與在街上乞討有著某種相似。不同的是，一個靠著製度性的施舍（發工資和獎金），另一個靠大街上的施舍（在開放的蹲 點生涯中討零花錢）。從政治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前者實際上暗合了一個“控製——獎勵——控製”的過程。在中國相對封閉的過去，作協、文化局等文化單位在一 定程度上控製了許多作家甚至“疑似作家”的寫作生活，壟斷了諸如發表、評獎等文化資源。正是這個緣故，許多人被納入到體製內搞專業創作，成為溫室裏的花 朵。他們尊崇體製內的評價體係及其獎賞，並漸漸喪失了自主的社會生活與獨立創作的能力；他們按需寫作，必須寫作，隨時綻放。顯然，他們的價值在於觀賞，而 不在於大自然。其結果是，原本可以鷹擊長空的作家，在被充分“體製化”後隻能像母雞下蛋般完成寫作任務。
然而，我們並不能因此否 認那些落魄作家的權利。今天的年輕人，拜開放社會之所賜，可以自己養活自己，甚至過上體麵自由的生活。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可以高高在上地嘲笑那些生活於舊 體製下的人“活得沒有尊嚴”，並以“自由”的道德名義來否定後者在法律上的看似猥瑣、卻是應得之權利。換言之，即使過著一種所謂“不道德的生活”，作為公 民的“二奶”，其個體權利仍是完整的。事實上，這也是近來有人出來為“二奶”建網站的原因所在。娜拉出走了，可以回家取回屬於自己的東西；“二奶”被趕走 或被欺騙了，同樣可以找“包二奶的”維權。在一個許多人仍不知權利為何物的時代，我們更應該體悟，“一走了之”並不是追求自由的全部。※本※作※品※由※思※兔※在※線※閱※讀※網※友※整※理※上※傳※
進一步說，如果沈陽市文化局劇目創作室沒有根據《勞動法》的相關程序解除合約並履行相關支付，洪峰完全有理由為自己維權，甚至討要自己的“青春損失費”，盡管這種維權被其理解為一種平靜的、有別於“搞爆炸”和“脫衣服”的憤怒表達。
有人問，作家上街乞討是否合適？這是不是一次拙劣的行為藝術？在我看來，既然洪峰屢次聲明這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與尊嚴，那麼他的“站街”就不僅是即興 乞討，更是一次即興的遊行示威。顯然，洪峰的“示威”是通過“示弱”完成的。他將自己打扮成一個乞丐，一個不會抱著行人大腿，但仍然在心裏抱著製度大腿的 乞丐，在人們爭論“博客實名製”是否意味著“請諸君入甕”之時，率先在世界搞起了“乞討實名製”。
全球化的今天，開世界搞笑風氣 之先的“乞討實名製”與“博客實名製”一樣，隻能等著世界來接軌。可以肯定的是，洪峰以“示弱”表達“示威”，可算是與世界局部接軌。我在巴黎，時常會看 到三兩個人舉著牌子，在雇主的樓前申明自己的點滴權利。他們的行為舉止可能很可笑，但是，這種可笑會給一個社會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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