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以後，別說性描寫，就是情描寫都沒有了，像《苦菜花》是色情了，《青春之歌》是小資情調。“文革”後，文學突破了這方麵的禁忌，先是情的突破，比如《第二次握手》、《愛情的位置》，性的突破是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右派作家的特點就是要把一切都戴個高帽子或升華到某種道德的政治的生命解放的高度，特別虛假。他寫性就是苦難以及解脫苦難，天崩地裂、天昏地暗、乾坤顛倒的性關係。主人公的原始生命力、道德情操和崇高理想全由於和一個女人的一次決定性的姓交。他不像鬱達夫那麼單純，隻寫性是個人解放。他還硬強加上政治方麵的崇高，苦難中的再生等等。這些作品實際上與《天雲山傳奇》、《牧馬人》、《芙蓉鎮》是一樣的，隻是多了點性描寫。後來到了張藝謀的《紅高粱》，他把性張揚為一種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原始衝動，和張賢亮的那種強加或升華沒什麼區別。讓性承擔全民族的政治災難和中華民族的生命力，豈不是太殘酷太做作了嗎？《菊豆》是亂倫，《大紅燈籠高高掛》是妻妾成群，張藝謀是中國導演中的性專家，卻沒拍過一個真實的性鏡頭。還有王安憶的“三戀”，完全受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影響，我總覺得她是左手捧著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書，右手寫著性小說，要不然，她的作品中男女性關係的發展不會那麼符合本我、自我、超我的模式。這幾年的作品看得比較少，不知道現在的作家是如何寫性的。林白的東西隻讀過一篇。西方國家也有誇張的寫法，比如勞倫斯的《查太萊夫人的情人》，把姓交的感受比喻為大海中的溺水者，太誇張，賦予性的使命太沉重太大了。中國文學從來就沒有過比較好的性描寫，似乎我們從根上就弄不清性與情之間是什麼關係。
王朔：也沒有太複雜太深奧的道理，誠實是最重要的，老老實實地寫就夠了。\思\兔\在\線\閱\讀\
我覺得這東西隻能從自己的真實生活出發，不能虛構、想象，故事可以編一個，但細節的東西必須真實。
在性描寫上虛構或想象，結果肯定要誇大。當然，人在生活中的性的想象除外。
老俠：但是中國文學中的這種性描寫，特別是當代文學中，很難看到你說的那種健康的東西，一種真實的不誇張不猥瑣的性描寫。在你過去的小說中，在所謂的 “痞子文學”中，性描寫成了你寫作的一個禁區。你一碰上它，就肯定要回避，不去正麵描寫它。根據你小說中的這個特點，也有一些人說，如果王朔是個痞子作家，他寫的這些痞子的性卻挺幹淨，他聲稱自己要原汁原味地寫，就算我們相信他寫的那些烏七八糟的人，極為無恥的人是真實的，但在這些人物的性關係的描寫上，他就是虛偽的不真實的，由此我們也可以懷疑，既然他在性上有所隱瞞，在其他方麵也不會真實。你剛才給了我一種解釋，說你找不到好的方法描寫性。你覺得咱傳統的文學中或當代的作品中有沒有符合你的理想的那種健康而幹淨的性描寫。
你說一直沒有好方法，又說你從林白的作品中得到某種啟發，還有一個作家的，是誰來著？
王朔：顧城的《英兒》。
老俠：你說你將來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