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樓下，以個體剃頭為業，就是拿著個鐵鈸子，一櫓就發出金屬碰撞的響聲，顫音要好久才能消失。他和我奶奶關係不錯。“文革”來了，他是曆史反革命，兒子與他劃清界限，他不能再給別人剃頭了，被迫從家中搬出來，住在我們院鍋爐房中一間幾平米的小屋裏，又陰又潮，除了床屋裏就沒地兒了，他以撿破爛為生。我們院還有一個叫“東方”的日本女人，她與老尹海一起挨整，每天我們早請示晚彙報表忠心跳忠字舞時，尹海與東方就在前麵低頭請罪。老尹海剃了大禿頭，刮得鋥亮。有一天我和幾個夥伴邊走邊找樂子，忽然看見在垃圾堆中翻來翻去的老尹海的禿頭，在陽光下愈發閃亮。
我一下兩眼放光，有了玩意了。我們走過去，高聲喊：“老尹海，把頭抬起來。
把鑄兒頭伸過來，讓我彈幾個腦瓜嘣！”老尹海望著我，一臉無奈的乞求相，他說：“三兒（我在家排行老三），我和你奶歲數差不多，又是老鄰居，以前總給你們哥兒幾個剃頭，就饒過我這一回。”我說：“不行！一定要彈！”
他又乞求了幾句，看通不過，就退一步商量道：“那你實在要彈，三兒，我轉過去，你彈我的後腦勺，行不？”我說：“你這個老家夥夠滑頭的，怪不得定你是曆史反革命。不行，我今天非彈你的锛兒頭。”其他幾個小孩也跟著哄，把老尹海的裝破爛的筐打翻了，七嘴八舌地說，“不讓彈，你以後就別想再撿破爛了。”老尹海無奈，隻好硬撐著伸過頭。陽光很酷，他的額頭布滿滲出的細小汗珠，我全不知道這是一種多麼大的人格侮辱，他的歲數可以做我的爺爺，他人和善又幽默，以前常在剃頭時給我講笑話，可那時我並不覺得有什麼，隻覺得好玩，我狠狠地彈了他閃亮的布滿汗珠的額頭，其他幾個孩子也跟著彈了。老尹海最後低下頭，轉過身去，背對著我們收檢散了一地的破爛。現在想想，他一定流淚了，不光是眼淚，而且是往心裏流的恥辱，人的心如果會出血，一定是在我的手指甲彈在他鑄兒頭上的時刻。後來，老尹海一見到我們，大老遠就振臂高呼：“向紅小兵學習！向紅小兵致敬！”逗得我們大笑。類似的殘忍以及對殘忍的自得其樂，我在小時候沒少幹。
這種行為與專門打砸搶、揪鬥別人的紅衛兵沒有什麼實質的區別。我們這些人，有一種娘胎中帶出來的不拿人當人的殘暴凶狠。在視人如草芥的時代，我們誰也脫不掉責任，洗不清自己！
王朔：你講的這種自我摘除或自我美化，似乎裏麵也有一種真相。後來我就發現，他等於說個人在一種苦難中防衛，保持著自己的尊嚴，使自己在逆境中成長，確實這種邏輯能張揚出某種東西來，也真能蒙住他自己和跟他有共同命運共同感歎的人。寫這種個人感悟的時候，他當然不會有你說的那種追問自己的東西，當然不會認為自己該負什麼責任。他在這種心態中追問別人。追問曆史就是理所當然的，而且也可以說在這方麵他們學有專長，有一種隻有我才可以這麼追求的優越感。
我倒覺得可以通過個人的精神境界的升華來追問曆史，這一點還是可以肯定的。
還有一點就是，苦難對個人不見得就是壞事，青春在哪兒都是閃光的，他們都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寫的。文學作品有這種傳遞功能，我作為一個讀者來說，潛移默化地，我就覺得我能接受這個，怎麼說呢，這個苦難辯證法。苦難不見得是壞事，每個人都可以經過苦難得到升華，甚至變得更純粹。我現在是肯定這一點的，也就是你說的：最基本的是非感沒被挫傷，人肯定可以在苦難中錘煉自己，但不能在一部作品中從頭至尾都是這個乃至全部作品都是這個，那就會給我一種印象：受苦是應該的，是好事兒，這種事還是少了，上山下鄉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對中國人來說都是活該了，或者說是用苦難成全你們了，是讓你們到西天路上取經必要的考驗，是“廣闊天地煉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