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話，像李澤厚等人的中國文化將拯救人類的那種大話，不過是用舶來的詞彙與說法重新包裝了一下。
王朔：現在我看到的一些文字在逐漸擺脫這類大話，但痕跡還是能看出來的。
後來的劉震雲、池莉等新人出現後，大家都說他們的文字“白”，雞毛蒜皮的事不可能太大話。當然我認為劉震雲的文字並不白，還是有一些韻味的。我想可以將後來的文字分為兩種：一種是感情外露的，很激情的，比如流行的報告文學。一種是平靜的很內向的，比如我覺得現在呢，王安憶的小說文字就不激情也不張揚，她的文字有分析的味道，也挺好看，並不是簡單地說事兒。五十年代那批作家，王蒙、張潔等還有一種戰鬥性和鋒芒所在。但其它如叢維熙、劉心武等，我有種感覺，作者有勁使不上。他們的姿態很前傾，可是文字又幫不上忙。但誰知道呢？硬撐著寫下去，沒準兒就撞上了，老樹抽新枝什麼的。
老俠：還得講講口語。你的北京口語不是地道的老北京，你們軍隊大院的孩子是屬於新北京。你們的腔調是京味的，“兒”化語音，但語言中的詞彙都是政治化的，這些年又加上了文化熱的，大量的時髦詞彙進入了。包括外國的時髦作家、詩人、理論家什麼的。你的口語是把政治的莊嚴和這些文化時尚一勺燴了，挨著個兒地褻瀆，從“文革”的理想崇高到尼采、薩特、弗洛伊德……你在各種對話中製造那種笑話情境，無論多嚴肅的東西，一進去肯定讓人發笑。那些小痞子四六不認，把知識界當時所尊奉的。從中汲取資源的嚴肅的東西以玩笑的方式表達出來，你的這種文字盡管姿態很低，貼近具體生活和邊緣人物，但有種愛誰誰的目中無人。那些不斷變換麵孔，追逐時尚的文化人們，拋棄了革命那一套。又擁抱舶來的各種主義各種腕兒，而你從“文革”開涮，一路涮到知識界的最新偶像。
王朔：我不是成心要拿誰開涮，就是怎麼感覺怎麼寫。口語的腔調是我在文字上走頭無路時的最後退路，再不用口語，我就沒了語言，我就寫不了小說，我童年的夢不就白做了。為了寫小說的夢想，我隻能蒙著硬拿口語說事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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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篇 年輕一代的“身體政治學”
老俠：從“文革”結束到現在，中國的文人還背靠著一種虛幻的光環，開始時，這種虛幻的光環照耀的是先鋒的導演。
小說家、歌手、理論家的叛逆和反抗，從《今天》文學到《黃土地》到崔健的歌。你的小說，都沾了這種反叛之光。是“文革”意識形態的大背景突出了或誇大了這些人的反叛的尖銳性和深刻性，但是隨著這種政治光環的黯淡及至消失，先鋒失去了反襯，叛逆失去了背景，大家一看，我們原來隻是在說別人說過的話，我們無非就是蘇聯的“解凍文學”，無非說著“五四”前輩們早已說過的話。於是大家都再也找不到立足點了，有人就去尋根，有人就投入大眾文化，有人就追逐西方的最新時尚。先鋒導演們開始歸正，理論精英們也開始歸正，小說家們基本無事可幹了，就寫些舊的感歎，比如蘇童的火與餘秋雨的火是同樣的。蘇童是張愛玲極為拙劣的翻版，餘秋雨是尋根文學，是李澤厚的中國文化拯救人類說的通俗化，還有甚囂塵上的本土化思潮，拿東方主義和西方的殖民主義批判說事兒。
“文革”剛結束是中國文人的發倩期，因發倩太突然而不覺變態。如果有一天真的自由了，可以不受限製地寫作了，我們還能寫些什麼？那時才是真正的失語，連虛假的大話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