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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你譬如說梁曉聲,他顯得道德激情很重,正義感很強。當然我也相信他是真的,可是為什麼很多人很反感他的這種正義姿態?

老俠:就是他把自己摘得特別幹淨,他就是個完人,他就是這麼牛氣,他就有資格橫掃一切害人蟲,包括美國總統克林頓,他全無敵。那個勁,與張承誌的聖潔是一回事。在當時的右派文學、知青文學中,作家筆下的主人公都是接近於完美的人,即便麵對強權有些力不從心力所不及,但那也是環境太險惡的原因,跟他本身的完美無關。正是因為這種接近於自吹自擂自愛自憐的完美人格,麵對“文革”的大災難時他們才能飛起來,翱翔、俯視,他們的文字才能變得那麼浪漫輕飄。史鐵生以《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成名,我倒是更喜歡他的《午間半小時》,那篇小東西是真東西。而他的清平灣就跟其他的自我完美攪到一塊了。中國知識分子,中國作家所麵對的是同一個問題:就是當持續了半個世紀的民族大災難已經發生而且餘震不斷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樣的姿態和方式去麵對災難?我覺得最大的虛偽是他們首先搞清自己,把自己放在控訴者和審判者的位置上,從來沒有人或者是極少有人問過自己,出於自願也好,被逼無奈也好,我是否參與了製造這災難?我是不是同謀者?我應不應該負一份哪怕僅僅是道義上的責任?沒有這些自我靈魂的拷問,就不會有真東西。摘淨自己就等於摘淨了所有的劊子手。

所以中國的文字都帶有虛飾性,美化自己也美化苦難,美化苦難就等於為苦難開脫。

王朔:我覺得他們並不以為是在虛飾什麼,他們把這個東西弄得境界特別高,也不怕累著。你說他會不會就覺得這才是本來麵目?這才是苦難或災難的全部?

老俠:他們的文字給你的一種感覺是: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我就是在黑暗中堅持到光明的一刻。這種東西具有奇效,當苦難不能被公開時,人們沉默、認同這苦難,無動於衷到麻木、植物人的程度。而當苦難能夠公開時,苦難就變成了一種撈取社會地位、權力、光榮的資本,甚至就是科舉的那種敲門磚。我是右派,我受過苦;我是知青,我插過隊;我是牛鬼蛇神,我挨過批鬥。蹲過牛棚……那麼社會就應該尊敬我、補償我,我有權向社會索取一切。憑什麼?就憑我受過苦受過迫害。

走過雪山草地的人,有長征勳章,挖過地道炸過鬼子碉堡的人有抗戰勳章,打過南京的人有解放勳章,打過美國鬼子的人有抗美援朝勳章,那麼我們抗過“四人幫”,給黨提過意見成了右派,我們就應該得到右派勳章。牛鬼蛇神勳章,把我的苦難掛在胸`前,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受過苦,我有權要求一切,更有權控訴別人和美化自己。

蘇聯的七十年鐵幕,不論怎樣還有一本《古拉格群島》,還有人捫心自問,我應該為這鐵幕的存在負什麼責任。我為什麼在有機會反抗時沒有做什麼,甚至連簡單的質疑,抱著電線杆高聲大喊的動作都沒做。我們是受害者,這確定無疑。我們難道不是同謀嗎?起碼該問問自己。

“文革”時,我是小學生,沒有紅衛兵的那種壯舉,但回想起來,整個社會的殘忍也是從娃娃就做起,就抓起。記得最清楚的事,我曾經在十一二歲時對一個和我奶奶同齡的老頭兒殘忍了一把。那老頭叫尹海,當過幾天國民黨兵,後來開小差兒跑了。他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