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的反叛，剩下的東西寥寥。港台的文化已經就是我們的明天了。
王朔：我印象中是有一種腔調，就經常說一個作者沒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來寫，把自己等同於作品中的人物，我覺得他這種腔調這個意思並不是要你對自己的作品有一個自我批判的態度，實際上他是要求你要高於你所描寫的人物。我寫東西從來沒有過俯視我的人物的態度。人物也有他自己的宿命，並不是我擺弄玩的玩具，想拆就拆，想俯視就俯視，有時，我反而覺得自己才應該是被俯視的。
老俠：當時，徐星他們的那路子與你的人物有共同的腔調，隻不過他們是學來的，是美國的《在路上》的腔調，你是自己硬寫出來的，因為像你自己所說，要寫東西你在語言上沒有別的選擇了。
王朔：說實在的，徐星們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有非常接近的地方，現在很多的年輕人都是在這個路子上開始寫作，他們那幾篇東西，不能輕視，影響到現在。看得出來，很多人都這樣寫，包括綿綿他們的小說，大城市中的，寫當代年輕人的生活狀態。
老俠：我們這代人年輕時的那種混不吝的生活狀態，有一種抗爭在。他們的這種混不論的東西也有一種抗爭在，二者有什麼不同嗎？比如你及徐星的那些小痞子，薑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那些“文革”中的孩子，與綿綿他們的那種感覺是同一個東西嗎？是兩個東西？還是一種延續？
王朔：是一種延續，隻不過他們的環境有點偽小康偽中產階級的氛圍，他們的那種狀態包括吸毒就更像西方的痞子文學，而不像我們那時的打仗鬥毆偷東西弄女孩。但我覺得雖然具體的環境有了些表麵變化，但裏麵的東西沒有變，是同屬於年輕人的東西，是一種本能的身體性的反抗或沉淪。頹唐，用你的話說就是“身體政治學”。
老俠：我們雖然沒到法蘭克富學派所批判的那種“富裕的疾病”、“喜氣洋洋的災難”的份上，但表麵上的燈紅酒綠、私宅私車已經很像了，真能蒙住許多人，特別是老外。
王朔：就算它是一張皮，也總算有了這張皮。問一句，你說賈平凹的語言是陝西口語呢還是純粹的白話？
老俠：賈平凹的文字是一種特別混沌的東西，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是黃土地的浪漫情懷。後來他想寫城市，原來的美文用不上了，又沒那種駕馭西北口語的能力。
如果一個作家無法擺平自己，提起筆來就隻能是四不像。他的《廢都》，在語言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用慣的土塊子美文使不上，他把自己擺在哪兒？最後就有些《金瓶梅》加《紅樓夢》了。
王朔：你要這麼說，我倒覺得尤其是賈平凹他們那種陝西的作家中，有一些跟古漢語通著的東西。他的東西你看的時候，就覺得他背著很大一個文化包袱，他自己也不覺得累？他是很得意那種所謂的文化意味。文化內涵。就像餘秋雨很得意他的那些觸景生情的文明碎片。尋根小說他們都強調這種文化背景對文字的影響，設置情節人物時，都要求一些意味深長的東西。〓思〓兔〓網〓
老俠：其實是什麼也沒有，連碎片都沒有，他們自己都不信的東西就拿出來給別人看的，用祖上的東西向這些紙醉金迷的中產階級們擺擺闊、示示威。這些尋根者與知青、右派作家們用所受的苦難擺闊、示威、展示是一樣的。魯迅說他翻遍曆史，才從字縫中讀出歪歪斜斜的“吃人”二字。那我翻遍新時期的文學，才從字縫中讀出“聖潔”二字。他們一個賽一個的聖潔，人人都是受難者，而且是不計個人恩怨的，把人民、國家、人類命運放在心窩裏的受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