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受胯下之辱，用這種方式求將來的飛黃騰達，就等於告訴你想為人上人就要不拿自己當人，人下人就不是人。中國曆史上的太監擅權就是一種製度化的韓信謀略。最後弄成不是宮廷非要閹了誰，而是許多人自我閹割，爭著進宮。我們的史書一提到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之爭，大都把罪惡推到宦官身上，常說中國文化毀於宦官之手。這不公平。第一，宦官是皇權製度的產物；第二，文官集團在道義上也決不比宦官集團高到哪兒去，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宮廷黨爭的殘酷和血腥，不是因為養了一群小人，而是因為這個製度隻能靠陰謀和血腥的政治來支撐。宦官整文官狠，文官得勢整起宦官來也決不會有一絲憐憫，甚至比宦官還要狠。這不是某個皇帝或某一集團決定的，而是製度本身決定的。
王朔：那我就覺得中國有的文人也從老祖宗那學來了很多生存的技巧，玩得社會不是個社會，人不是個人。你覺得呢？
老俠：他們確實從陰謀政治學中和人生策略學中，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厚黑學，他們從厚黑學中學到了一套東西，其核心就是看人下菜碟，看風向說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且通常把自己的目的弄得很高尚似的。
比如王蒙身上這種東西就特別明顯。前些年因他的《堅硬的稀粥》，知識界起了不小的波瀾。有人發文章說王蒙的小說《堅硬的稀粥》是影射總設計師等等，王蒙奮起以法律為武器保衛自己的名譽。權利。政治前途。這很好，我知道後也挺振奮，終於有一個著名作家，不是用打筆仗的方式，而是用法律的方式保護自己，伸張社會正義，為其他知識分子以後受到莫須有的甚至是用心險惡的攻擊時，怎樣既自我保護又維持社會公正做了一個示範。但是突然有一天，王蒙發表了一大批信，其中就有當時新上來的文藝界頭頭瑪拉沁夫給王蒙的信，那時王蒙正如日中天在文化部長位置上。瑪拉沁夫當時已無事可幹，信的內容好像是說他還能幹，請求王蒙給他找個位置，一紂口氣謙卑加決心書式的信，有人把這信叫作“效忠信”。我覺得與效忠無關，也就是中國人慣用的韜晦而已。王蒙發這個信顯然是為了臭瑪拉沁夫，但這是私人信件，在沒有經過寫信者本人的同意或授權下不能公開發表，接信人可以燒掉或保存起來，但不得公開。這是法律常識。但王蒙不管這套，他以為小人隻能以小人的方法來對付，流氓隻能還以流氓，他似乎不明白，以流氓對流氓隻能是大家一起流氓。這樣可以發泄個人恩怨，但於社會正義、秩序無補。正如以暴易暴的結果還是暴力。我們似乎永遠逃不出這種惡性循環。王蒙他就可以這樣，前一會兒他會名正言順地運用法律捍衛自己的權利和社會正義，後一會兒他又會以正義的化身出現，置起碼的法律常識於不顧，用陰招兒、用流氓對流氓的手法對某個有損於他的人進行報複。而且，我以為這不公正是王蒙的做法，也是一大批文人的共同心理。
王蒙的信發表後，許多文人拍手稱快，感到這下讓瑪拉沁夫這個專門整人的老左臉麵喪盡，當時受壓抑的一群人借王蒙的小伎倆出了一口惡氣。我就覺得他們對王蒙的做法拍手叫好，特過痛的痛快，這僅僅是個人恩怨的發泄，文壇青紅幫之間的火並，與法治建設、反對極左、民主改革等等社會公益全無關係。有的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把公正全拋開了，他們要的隻是個人的、幫派的利益。他們連談起碼的社會正義的資格都沒有。如果說王蒙在九十年代初的下台，走背字帶有點良知的東西，起碼他的命運值得同情，但他這麼一弄，我就看不出他的良知在哪兒，我就會把這種小陰謀的純熟操作和他的背運看成是同一種生存策略的不同表現，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聰明絕頂卻全無心肝的生存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