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那些信中，好像有一批文壇豪傑，謝昆好像也有一封。
老俠：王蒙是講謀略的，他要臭瑪拉沁夫又不落話把，把他的信混在一大堆信中發出來。說瑪拉沁夫是給文化部長寫“效忠信”，其他人的信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冰心等德高望重的老前輩的信中沒有諂媚之詞，剩下的信幾乎封封都有。比較惡心的是上海的許子東和北大教授謝冕的信。許子東是以中國當代文學三人談知名的，他信中談到王蒙的小說《活動變人形》，說許多人對這小說的解讀都沒有評到點上，他許子東要重評，挖掘其深刻的內涵，反正話說得肉麻極了。謝冕就更過分了。
當時王蒙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詩，挺長的。謝冕是搞詩歌評論起家，是八三年清汙時批判的“三個崛起”的第一崛起。
他好歹不濟是北大教授、博導、中國詩歌理論界的當紅權威呀，搞了那麼多年詩歌，看過的詩一定不少，居然能在信中說：王部長您不但小說寫得好，詩也寫得那麼好之類……這不是胡說八道嗎？任何懂點詩的人看了王蒙的那些詩也不會覺出好來，你一個教授、博導、理論權威怎麼就能恬著臉硬說那是好詩呢？如果那也是好詩，你作為專業的詩歌研究者置中國的詩歌手何地？再從學術榮譽的角度講，你置北大這名牌大學的教授、博導的榮譽於何地？從做人的角度看，你這把歲數了，風風雨雨也經了不少，你又置自己的尊嚴於何地呢？看了這信，你就知道了他作為詩歌理論權威的審美標準是什麼了。不是什麼美學標準、知識標準。學術標準，而是人的地位標準。
權力標準。知名度標準。像許子東。謝冕都是學院派，他們的這種對權力的諂媚是中國知識界一些人的常態。學術變成了權術，權術的背後是做人的技巧、混世的策略，這樣的學院派做的學問，怎麼可能是學術，怎麼可能取信於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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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篇 文學史上誰站得住
王朔：你粗一想中國文化燦爛呀、豐富呀、淵遠流長呀，細一想都有誰呀，沒誰呀。就說現代文學吧。現代文學我想了想，那些在大學課堂中有定評的作家，也就是魯迅說得過去。
剩下的人也就是一篇東西、二篇東西而已，後來的沈從文還可以。你說那個排序，魯郭茅、巴老曹，前三個人中隻有魯迅，後三個人中曹禺還可以，《雷雨》差點，《北京人》和《原野》還確實是好。《原野》真讓我受了一次階級教育。我原來以為地主和農民是對立的，可能那時候沒有咱後來接受的階級鬥爭的觀念。那時地主與農民們都是幹爹幹媽的關係，這才是舊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三四十年代老舍有一點不錯的東西，五十年代就是瞎寫了。他們的水準也沒有超過一個普通的好作家。
一個作家要立個“腕兒”，總該有一二篇東西還行吧，其實寫出那麼一二篇好東西，也不是特別難。就靠一二篇好東西就那麼進入現代文學史了。其實現代文學史也不是個東西，拉了不少閑人廢人，卻排擠了很多正經的作家，包括像張愛玲這樣的人都沒擱進去。
老俠：現代文學史可以沒有茅盾，不能沒有張愛玲。
王朔：現在大家都在修史，要推翻重來。可我對這些史家誰也不信。我覺得他們都是帶著很大的偏見在修史。那個給作家排座次的教授，把金庸排成第四，怎麼讓人信服？經常能聽人說他最近寫了一本文學史，雖然我沒看過，但以往的讀史經驗。現在的環境和氣氛就讓你不相信他能那麼老老實實地寫一回。他個人的成見肯定會擱在裏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