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命令王安石調查此事。照說，手握大權，也深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得到了一個鏟除異己的機會。雖然蘇軾兩兄弟販賣私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官字兩個口，想要弄點對蘇軾不利的證據，簡直就是小兒科。就算沒有證據，先把他們雙規起來，隨便在生活作風上找點茬子讓他下崗，也不是什麼難事。
王安石沒有這樣做。
在經過慎密的調查取證後，王安石還了蘇軾兩兄弟一個清白：查無此事。
經曆了這一事件的蘇軾卻再無心事留在首都了。或許是政治鬥爭的無情，讓他產生厭惡的感覺；或許是他想學習司馬光，明哲保身要緊。畢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因此，蘇軾自己請求外調。宋神宗跟王安石商量後，派他做了杭州太守。
這次調動無疑是蘇軾人生旅途的又一個低潮，不過，杭州民眾倒是因此而得益了。
第十二幕
潤之曾經說過一句話：“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
惜乎王安石同誌聽不到這話。
王安石變法，最讓人詬病的倒不是他強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惡劣——鑒於對王安石個人品質的信任，這種新法再惡也惡不到哪裏去，而是他獨斷專行的處事風格，任人唯親的用人原則。
在我們現在看來，王安石也太缺乏民主包容精神了。他不能容忍任何異見者，導致眾多德高望重的高級幹部與他決裂。這當中有人曾經大力提拔他，比如文彥博、歐陽修等人，有人原來是他的朋友，如範縝、司馬光等人。雖然他們都是精英中的戰鬥機，卻因為對王安石某些做法表示質疑而被先後趕出朝廷。
王安石肯定誓死不會同意這句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在王安石看來，凡是不支持變法的人，都沒有說話的權利。
沒有一項改革可以十全十美，王安石的改革順應時代潮流，值得表揚，但其具體操作中仍然有許多紕漏，有待完善。如果王安石能夠虛心吸納司馬光、蘇軾等意見領袖的觀點，把他們當成建言獻策的智庫，在實施過程時多收集民間反映，善莫大焉，也能減少大部分阻力。
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打報告說，有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然“截指斷腕”。宋神宗就此事問到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說：“這事多半是謠言。就算不是謠言，也沒什麼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
宋神宗頗為不悅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
王安石仍是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司馬光等人的話自己都可以不理不睬，更何況是什麼民言。
王安石不明白，士大夫階層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為什麼連普通老百姓也站到反對變法之列？自己是不是該反思一下呢？
王安石趕走司馬光等一班重臣後，給朝廷裏補充了一批新鮮血液。他考核幹部的標準隻有一條：絕對支持變法。除了這一條，什麼人品啊、能力啊等標準都可以適當放寬。這樣做的後果是：吸收了大量阿諛奉承之人進入領導班子。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比如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絕大部分都被列進了《宋史》奸臣榜。雖然不排除撰寫《宋史》的舊黨以黨性代替人性，可他們這些人在當時確實做得比較過分——前麵說到的“烏台詩案”，就是他們一手炮製出來的。
這事兒可以多說兩句。
“烏台詩案”爆發後，蘇軾被逮捕，與他關係密切的朋友，如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甚至已經去世的歐陽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牽連。當時賦閑在家的王安石聽說此事後，也連夜派人進京上書勸說宋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蘇軾的小命這才保住了。
王安石曾經非常信任的一位得力助手呂惠卿，也是一位很有才幹的官員。但他後來為求自身升遷，竟設計陷害王安石，令神宗皇帝對王安石的信任大打折扣。王安石也算是自食其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