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期冀有所作為的領導人，宋神宗打算改變這種現狀。順理成章，他想起了曾經給宋仁宗上萬言書的王安石同誌。他迅速把王安石調回首都，認命為翰林學士；比較有趣的是，他幾乎同時也把司馬光認命為翰林學士。
心懷壯誌的王安石欣然接受了這份認命。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20幾年啊，他大部分時間都一直埋頭在地方，做小打小鬧的改革試驗。他甚至因此主動拒絕了好幾次回首都做官的機會——有一次，皇帝派人來宣召他進京做官，他居然躲進了廁所。太監不得不把聖旨放到他家桌子上離去，他見此，抓起聖旨，飛快的跑出去趕上那位太監，把聖旨還給他……
王安石等待的是一位能夠支持他進行改革的最高領導人。過於仁慈的宋仁宗不是，英年早逝的宋英宗也不是。王安石心裏清楚，隻有意誌堅強的宋神宗才是。
王安石回到首都後，與宋神宗有過一番長談。君臣二人開誠布公的交流了彼此的觀點，然後達成了共識：改革。
從那天以後，48歲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在宋朝的版圖上畫了很多個圈。
這時，蘇軾和蘇轍在遙遠的四川老家守孝。蘇洵在頭一年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到死也沒看到老對頭王安石畫的這些圈。否則的話，他極有可能從棺材裏爬起來，再寫一篇《續辨奸論》。
第八幕
很快王安石就與司馬光短兵相接了。
每一年的春季，朝廷都會舉行祭天大典。按照慣例，每一次祭天大典完成後，都要給文武百官發個紅包，有點像今天公司裏老板在歲末年初的時候給員工發放雙薪或者年終獎。意思就是：諸位一年來兢兢業業工作，辛苦了；來年期望各位更兢兢業業一點。
兩者的不同點在於：公司遇到經營困難，或者碰到了金融危機，是可能會減少甚至取消這筆雙薪或者年終獎，員工們沒有什麼商榷的餘地；而宋朝老板因為國庫空虛，想免掉這個紅包，就遭遇了巨大的壓力。這壓力來自以司馬光為首的一幫高級幹部。由此，也引發了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論。
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爭論始自於祭天大典紅包，但隨著話題的深入，已經轉變成對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了。
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國家缺乏善於理財的人。司馬光表示反對，他認為王安石所言之理財，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
王安石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不是這樣。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
司馬光對此大不以為然，他說：“天下哪裏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間，就在政府。設法從老百姓那裏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你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其實，但從經濟學角度來探討，王安石的話也是正確的。現代社會已經證明了，不增加捐稅也能增加財政收入的辦法很多，比如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比如提高資金周轉速度；比如完善社會生產製度……
司馬光把桑弘羊拿來做例子以反駁王安石，是沒有看到他們兩者之間本質的區別。
王安石出台了青苗法，規定在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提供給農民低息貸款，讓他們購買棉糧種子，等秋後豐收再行償還。在貸款過程裏，貧窮的農民要拿青苗作為抵押，是以此法稱為“青苗法”。這部法律打擊了在農村裏猖獗的高利貸活動，維護了農民的利益。現在看來，王安石的青苗法已經有了用市場手段來調劑經濟政策的影子。
而桑弘羊他們是怎麼做的呢？他們將鑄錢、冶鐵、製鹽、賣酒等最賺錢的行業全部收歸國有，實行專賣；甚至一度準備將河湖塘灣與海洋中捕魚撈蝦也實行國家專賣。一句話，就是實行國家壟斷。壟斷當然是最來錢的勾當了，這事兒我們現在的中國電信、中國石油等企業正幹得不亦悅乎呢。國家當然是富了，可惜老百姓的口袋因此而被掏空了。
在經過短暫的猶豫之後，宋神宗還是選擇站在了王安石這一邊。國家財政確實太差錢了，王安石的那套理論更適合宋神宗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