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往今來的官員裏，他的知名度最高。山野小民，不知道宋朝有幾個皇帝的大有人在，沒聽說過他名號的人，寥寥無幾。
他的故事被編成小說、戲劇、評書，電視劇，電影，廣為流傳。1993年，台灣拍攝的電視劇《包青天》在中港台都掀起收視狂潮。電視劇的開頭，胡瓜用他那破鑼一樣的嗓子吼道：
“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麵無私辨忠奸。俠義展昭來相助，王朝和馬漢在身邊。”
他就是北宋名臣包拯。
包拯是一個孝子。29歲那年他參加高考，金榜題名。朝廷派他到江西建昌縣做一把手。這個差事蠻不錯的，但包拯認為家中父母年歲已高，自己應該跟在身邊盡孝道，便奏請朝廷把自己的工作調動一下。這朝廷也挺人性化，滿足了他的心願，把他調到離家更近的安徽和州上班。可父母親仍然希望兒子在身邊照應。包拯想來想去，最後把工作辭了，在家裏安心的侍候父母。
父母雙雙辭世後，又過了5年，包拯才離開家鄉，到安徽天長縣做縣長，宣布自己在曆史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場，這時候，他已經是一位39歲的中年人了。
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潛規則無處不在的國家。娛樂圈有，體育界有，學術界有，官場自也不當例外。在宋朝時候的端州(今廣東肇慶)，這種官場潛規則是通過一種叫端硯的東西折射出來的。端硯是端州的特產，非常名貴。皇帝和國家高級幹部都愛收藏幾塊——就算不會寫字兒的人，放在書房裏也顯得特有文化——跟現在一些企業家喜歡在書房裏擺放精裝本《夢回宋朝》是一個道理。因此，每年端州都會進貢一些給朝廷。這樣也沒問題。關鍵是，地方官們往往都在“貢硯”規定的數量外，加征幾十倍的數額。這些多收的端硯去了哪裏？十之八九被地方官拿去打點朝廷權貴，以換取政治籌碼。這樣就加重了當地百姓的負擔。
這一切，在包拯來到端州後有了徹底改觀。
包拯在安徽天長縣做了3年縣長後被調到端州做一把手。他甫一上任就下令，嚴格限製端硯的生產數量，絕不允許手下幹部私自加碼，違者重罰。他也高調表態：自己作為“一把手”，決不要一塊端硯。
3年後，包拯被調到京城任職，果然“悄悄的離開，不帶走一塊端硯”（歲滿不持一硯歸）。
公元1043年，包拯來到首都開封。上一次來到首都，還是15年前參加高考的事情。一般風景，兩種心情。彼時他還是一個忐忑不安的考生；如今已儼然一位初露頭角的政壇新秀。44歲的包拯，騎馬走在京城的青石板路上時，心中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京城是一個大舞台。事實上，包拯人生中最精彩最華麗的篇章都是在這兒上演的。
不管是民間故事還是電視劇，都把重點放在渲染包拯斷案、破案的傳奇故事上麵。包拯確實在法院製度改革裏做了不俗的貢獻。在宋朝，老百姓到衙門打官司，先得托人寫狀子，還得通過衙門小吏傳遞給知府。如此就給衙門小吏們預留了尋租空間，一些訟師惡棍趁機敲榨勒索，導致老百姓打不起官司，嚴重妨礙了社會公平。包拯在開封做一把手就打破了這個規矩。他在知府衙門前設置了一隻鼓，老百姓要打官司，隻要把鼓一敲，知府衙門就大開正門，讓百姓直接上堂告狀。
看起來是一件小事情。其實非也。法律維護著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老百姓遇到困惑的時候願意通過訴訟尋求救濟，其實體現了對社會製度糾錯能力懷抱信心。假如人為的在訴訟渠道裏製造堵塞，會迫使老百姓尋求其他解決辦法，比如私刑，或者暴力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動蕩的源泉。
與包拯刑警隊長、法院院長的身份相比，他對國家更大的貢獻當是政治家身份；準確的說，是“彈劾”家。
1058年，包拯任職右諫議大夫，兼任禦史中丞。諫議大夫的職責是專門向皇帝提意見。這是個很奇特的官，其既無足輕重，又重要無比；其既無尺寸之柄，但又權力很大，而這一切都取決於諫議大夫的意見皇帝是聽，還是不聽。而禦史中丞的職責是監察天下官吏，對三公、九卿有彈劾之權。在這兩個職位上包拯如魚得水，做得有聲有色。成績也相當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