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虧弗雷德來華時間不長。否則“長電”之上再加幾封“長電”，李德之上再多個弗雷德，中國工農紅軍的命運便真要雪上加霜了。弗雷德來去匆匆，1934年春天便離開中國。他後來成名於西班牙戰常真正的“保衛馬德裏”去了。看來他在那裏更有成績，人們稱他克勒貝爾將軍。歐洲更適合於他。李德也是如此。李德的身影中，人們總看見博古。博古的錯誤裏，最大的又是李德。李德的另一個翻譯伍修權回憶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而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同誌本身。”國際隻允許他有建議權。但他最後有了指示權、決定權。那不是共產國際決定、而是中共中央的決定。
有人說，博古當時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話說得刻薄了一些。不懂軍事向別人請教，無可非議，哪怕被請教者是個外國人。如果僅僅如此，也許中國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個人曆史，會有另外一種寫法。起初的確局限於請教。但後來則想把自己的某些東西塞到裏麵。借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招牌、借共產國際的身份幫助自己壓台，壓人。於是李德變成了鍾馗，用他來“打鬼”───威嚇那些在革命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堅持紅軍獨特戰法的人。首當其衝者自然是毛澤東。當時的左傾中央，無一人想起要向蘇區中自己的同誌請教。 1929年，李德剛剛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名學員，彭德懷、林彪等人已經完成了他們那段最艱難困苦的戰爭實踐； 1932年春天，李德從軍事學院畢業，江西革命根據地已經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軍事路線已經完全形成。為什麼不信任自己的將領、自己的理論，偏要請來一個李德呢？從地理氣候上說，中國經常是東南暖濕氣流與西北幹寒氣流的交彙地點。1931年這兩股氣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新加坡生成的熱帶台風卷走了牛蘭夫婦，西伯利亞南下的強勁氣流卻把奧托?布勞恩送到了中國。曆史鏈條的某些環節，總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組成。沒有那個倒黴的共產國際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艱難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要說命運的話，這是李德的命運，也是中共的命運。二、彭德懷·蔡廷鍇·宋美齡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三遇其險。一遇於彭德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