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的廣昌戰鬥。
4月10日，國民黨北路軍陳誠指揮十一個師進攻廣昌。麵對敵軍的嚴重攻勢，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調集紅軍主力一、三、九軍團共九個師堅守廣昌。博古、李德赴前線組織野戰司令部直接指揮。司令員在名義上是朱德，實際上是李德，博古擔任政治委員。周恩來被放在遠離前線的瑞金留守。 4月中旬，保衛廣昌的政治命令下達。命令簽署者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博古、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代總政治部主任顧作霖:“我們的戰鬥任務，是在以全力保衛廣昌。為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一切戰鬥員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應有最大限度的緊張與努力，我們的堅定的堅決的頑強的英勇的戰鬥，非但能夠保衛赤色廣昌且可能消滅大量的敵人及最後的粉碎五次‘圍剿’。”“我支點之守備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他們應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敵人的有生兵力。”“我突擊力量應該努力隱蔽的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在敵火下之不必要的傷亡而進行出於敵人意外的突然的攻擊，在攻擊時應不顧一切火力奮勇前進堅決無情的消滅敵人。”從這些令很多指揮員費解的西化語言中，人們活脫脫看見的是李德。陳誠以10個師構成5公裏寬的攻擊正麵。5個師為河西縱隊，5個師為河東縱隊，一個師為預備隊。以河東受阻則河西推進、河西受阻則河東推進戰法，夾撫河兩岸交替築碉，向廣昌推進。紅軍9個師，敵軍11個師。這是一場以主力拚主力、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的搏鬥。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被壓縮到了廣昌一隅。陳誠的主力在河西。其起家部隊十一師、十四師都在那裏；河東部隊相對較弱。李德抓住這點，計劃以九軍團和紅二十三師在西岸牽製敵主力；以主力一、三軍團和五軍團十三師集中在撫河以東大羅山、延福嶂地區，對河東之敵實施短促突擊，給其以殲滅性打擊。
結果弱敵不弱。我主力一、三軍團還未突擊，敵河東縱隊就向大羅山、延福嶂發起猛攻。河西縱隊也乘紅軍主力集中東岸作戰之機，4月14日突破九軍團陣地，占領甘竹。河東紅軍主力也未頂住敵河東縱隊，於19日丟掉了大羅山、延福嶂陣地。計劃好以我弱旅吸敵主力，以我主力殲敵弱旅，反被敵以弱旅膠著我主力，以主力突破我防線。敵人似換了一個人。我們也似換了一個人。 4月27日，陳誠指揮河西河東兩岸敵軍同時向廣昌發起總攻。當晚，紅軍被迫撤出廣昌。廣昌保衛戰是李德戰略戰術發展的頂點，紅軍損失巨大。戰鬥持續18天，紅軍傷亡5500餘人，占參戰總兵力的1/5。中央蘇區不得不被放棄、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這個第五次反“圍剿”的結局，在廣昌已經奠定。
紅軍在廣昌的確戰敗了。因為失敗，出現了一些不準確的說法。例如說在戰前就提出了口號:“為著保衛廣昌而戰，這就是為著保衛中國革命而戰”，“勝利或者死亡”；其實這些口號是4月28日《戰鬥報》發布的。發布之日，紅軍已經退出了廣昌。又有文章說“博古和李德害怕敵人突破所謂根據地的門戶廣昌，荒謬地提出要‘把廣昌變成馬德裏!’‘像保衛馬德裏那樣保衛廣昌!’”；這就偏離當時的事實更遠了。西班牙內戰發生在兩年之後。沒有人能夠用1936年底發生的保衛馬德裏戰鬥，來形容1934年4月的廣昌。李德的作戰指揮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巨大，事實已經鐵一般地擺在了那裏。脫離了事實的感情升華和添油加醋，隻能使想真正總結出經驗教訓的人們，陷入另外一種迷霧。李德的翻譯之一王智濤說:“他是由上海那個真正軍事顧問派來打前站的”。如果來蘇區的不是假顧問李德，而是真顧問弗雷德，中國革命的運氣是否能夠稍微好一些呢？正式顧問弗雷德1933年春天來華。他在中國時間雖短，卻於6月13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給中央蘇區一封著名的“長電”，指示紅軍今後作戰方針。他反對集中使用兵力，主張兩個拳頭打人，要求紅軍以主力組成東方軍，打通福建出海口，獲取蘇聯可能的武器支援。連國際代表尤爾特和還未出發去蘇區的李德都認為他的想法不切實際。即使如此，弗雷德對提出異議的蘇區中央局還去電嚴厲申斥:“必須時時記著:我們不能允許以討論或含糊的步驟來浪費我們的任何時間”。有個正式頭銜，說話口氣便不知比李德強硬出多少倍。為了弗雷德不切實際的空想，紅一方麵軍隻有按照其意由一、五軍團組成中央軍，留守原地，以三軍團為基幹組成東方軍東出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