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動”。胡漢民的觀點對孫中山影響很大。後來孫中山采納有條件聯共的主張，不同意實行黨外合作，堅持讓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實施“黨內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漢民。孫中山認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產黨人的力量改造國民黨，再用國民黨人的紀律約束共產黨。他既聯俄，又不相信中國可以走俄國人的道路。既聯共，又不相信紅色政權可以在中國建立、生存和發展。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這裏陷入了兩難。 1923年11月在國民黨“一大”前，鄧澤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國民黨廣東支部名義呈孫中山一份《檢舉共產黨文》，指責共產黨人“此次加入本黨，乃有係統的有組織的加入”；“實欲借俄人之力，聳動我總理，於有意無意之間，使我黨隱為彼共產所指揮，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
黨內合作本是孫中山自己的主張。所以他在批語中維護共產黨人、批評了鄧澤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話。但孫中山還有另外一些批語，在我們自己編纂的史料中卻不多見了。在今天一段我們基本不引用批語中孫中山說，先前共產黨人“所以竭力排擠而疵毀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愚，且窺破彼等伎倆，於是大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看來馬林與孫中山的談話和所提的建議，都被孫中山認為是“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愚”、“故為我糾正之”的表現。所以他對鄧澤如等人表示，共產黨人“既參加吾黨，自應與吾黨一致動作；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第一次國共合作，就在這種複雜的心理因素和組織因素之下開始。 1924年1月，由孫中山主持，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 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幾乎占委員總數的1/4。譚平山出任組織部長，林祖涵出任農民部長；在國民黨最強大的一個執行部──上海執行部，毛澤東當了組織部長胡漢民的秘書；惲代英則當了宣傳部長汪精衛的秘書；文書主任邵元衝未到任前，毛澤東還代理了執行部的文書主任。在共產黨人表麵獲得成功之中，國民黨“一大”新設立的一個組織卻被共產黨人忽略了。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把共產黨人忽略了。這就是國民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國民黨組織鬆散，曆史上從來沒有專設監察機構。同盟會的司法部，中華革命黨的司法院、監察院，都未真正行使過職權。其實際職能僅是“讚助總理及所在地支部長進行黨事之責”。1912年組建國民黨時，連司法、監察的條文也未羅列。國民黨“一大”通過的黨章，卻專門設了第十一章《紀律》。孫中山、胡漢民在會上特別強調了紀律的重要。胡漢民專門作說明說:“嗣後黨中遇有黨員破壞紀律，或違背主義，當加以最嚴厲之製裁。”這一章專對準共產黨人而來。
執行紀律的操刀者，既中央監察委員會。國民黨“一大”選出中央監察委員5人:鄧澤如、吳稚暉、李石曾、張繼、謝持；候補中央監察委員5人:蔡元培、許崇智、劉震寰、樊鍾秀、楊庶堪。 10名中央監察委員，無一名共產黨人。孫中山允許共產黨人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部長，卻不允許他們成為國民黨的監察委員。他想通過中央監委執行紀律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有所防範，所以才有了十名監察委員全部由國民黨員擔任的精心安排。從實質上看，國民黨的聯共政策是聯俄政策不得已的產物。孫中山希望隨著時間流逝，把為數不多的共產黨員逐漸消化在國民黨內。如果不能消化呢？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寫給蔣介石關於組織革命委員會的信中，孫中山說:“而漢民、精衛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徹底解決。所以現在局麵，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為籌備以此種手段，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孫中山對與共產黨人的破裂，並非毫無準備。他認為隻有置共產黨人於國民黨領導之下，才可防製其製造階級鬥爭。而北伐軍事一旦勝利，縱使共產黨人想破壞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隻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於國民黨以外而已”；不注上言者姓名，你敢相信是孫中山說的麼？國民黨的這些底數，當時連共產黨人的領袖陳獨秀都一無所知。陳獨秀加入國民黨後，便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在《向導》報上批評孫中山與奉係、皖係軍閥建立反直係軍閥的“三 角聯盟”，認為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農革命的道路上來。孫中山對陳獨秀的批評十分惱火，他隻要求新加入者對他絕對的服從，不能容納他們的所謂意見。他幾次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事情甚至發展到了孫中山想把陳獨秀開除出國民黨的地步。後來雖然沒有采取這種極端措施，但還是通過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對共產黨的彈劾案這種方式，壓迫和警告了陳獨秀。陳獨秀深感意外。沉思之後，1924年7月14日他給維經斯基寫信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製地支持國民黨，隻應當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製造)反對派。”陳獨秀的這些話當時看偏激、後來看尖銳、今天看深刻。偉大的民主先行者並不等於共產主義者。孫中山最終的目標是三民主義的中國，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中國。今天我們很多作品把這位國民黨總理描寫成幾乎是共產黨的一員，實在是對曆史的曲解。孫中山對紅色政權後來怎樣在中國產生、發展和遍及整個大地，無從知道了。他1925年3月病逝於北京。共同簽署了《孫文越飛宣言》的越飛也無從知道了。他與孫中山達成聯合宣言後便赴日本，回國後受托洛茨基問題牽連，1927年11月16日自殺身亡。孫中山臨終前共留下三份遺囑：《政治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聯政府遺書》。自殺前的越飛，卻來不及留下片言隻語。《孫文越飛宣言》作為重要的曆史文件，今天還放在那裏，但實踐做出了不同的結論。中國的紅色政權1949年10月 1日在北京成立。當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紀過去，社會生活進入一 泓平滑寬闊的緩流時，歡愉地漫步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們，該怎樣理解那些激流跌蕩的年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