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稱這封信是“東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代表列寧回信:“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我們的失敗就是你們的失敗，為了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在這偉大的鬥爭中團結起來”。可惜這封信被耽誤了。孫中山沒有看到這些必然令他激動不已的話語。但1920年11月，他見到了列寧的第一個使者維經斯基。維經斯基1920年3月來華，後來有人認為他是來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但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報告說，他的首要任務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首要考慮的是蘇俄在遠東的安全，在這個基礎上才考慮如何聯合中國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國革命。孫中山提出了進一步的建議。據維經斯基記述，孫中山直截了當地說，廣州的地理位置無法與俄國建立直接聯係，應該在海參崴或滿洲裏建立一個可以互相聯係的大功率電台。列寧的第二個使者是馬林。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馬林頗得列寧賞識，為推動中國共產黨建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親自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在第一次會議上一口氣作了將近四個小時的發言。“一大”代表們對他印象不錯。毛澤東說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說他“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但是對初生的中國共產黨，馬林卻頗不以為然。他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評價說，中國共產黨人是一 些“不懂馬克思主義，缺乏社會主義實踐”、“傾向社會主義的學生”，他們“從來不曾同工人階級有過密切的聯係”。對國民黨馬林倒充滿樂觀和希望，認為它是由“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南方士兵和工人組成的各階級聯盟”。這位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結論是“在上海我對中國的運動及其發展的可能性獲得一種十 分悲觀的觀點；我在南方才發現工作大有可為，而且能夠成功”。所以馬林很快從舉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馬林在廣西桂林對孫中山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改組國民黨，廣泛聯合工農大眾；第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裝；第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孫中山認為，這是列寧給他傳遞過來的聲音。這三條建議，成為後來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起源。孫中山注意到列寧是通過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注意到孫中山，是通過中國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在一篇臨別演說詞中說，西方國家雖然富足，“但這些國家國內貧富間的懸殊仍極明顯，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動著這些國家的國民。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現在所謂幸福隻是少數幾個資本家才能享受的。”列寧對這篇演說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這是“偉大的中國民主派的綱領”，“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人民的真正偉大思想”；“迫使我們再一次根據新的世界事變來研究亞洲現代資產階級革命中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相互關係問題”。列寧把對中國革命的希望，主要地放在了孫中山身上。 1918年，當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被帝國主義幹涉者壓得喘不過氣，而通向中國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軍團、社會革命黨人、高爾察克匪幫切斷的時候，列寧就詢問過，在被十月革命喚醒的旅俄中國工人中間，是否可以找到能與孫中山建立聯係的勇士。列寧與孫中山兩人，雖未謀麵，但息息相通。孫中山決心“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了，但並非不存在一點問題。三大政策中最無問題的就是聯俄。孫中山聯俄決心異常堅定，來源於他一生經曆的無數次失敗。先敗於他認準的敵人清朝政府、袁世凱及北洋軍閥；後敗於他以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國內官僚政客；到1922年 6月陳炯明叛變，竟開始敗於跟隨他十餘年的部屬了。尤其令他萬分痛惜的是，陳炯明把他聯德、聯俄的三 封密函作為繳獲物在香港公布，挑起海內外輿論大嘩。他心如刀絞般說:“文率同誌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乘火打劫的不僅陳炯明。國民黨內李石曾、吳稚暉等 49人借機聯名通電，勸孫中山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