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李立三。另一個就是毛澤東。李立三單刀直入，大段大段闡發自己的觀點，其中不乏率直批評國民黨的言論；毛澤東則主要以孫先生的說法為依據，論證自己的觀點。許多國民黨人驚異地注視著這兩人，連汪精衛也發出由衷感歎:“究竟是五?四運動的青年!”孫中山以讚賞的眼光，注視著中共的這兩個新銳。他親自批準毛澤東為章程審查委員。但孫中山所知道的熱血青年毛澤東，畢竟不是後來那個集建黨、建軍、建國之譽為一身的毛澤東。客觀講，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孫中山、毛澤東這兩個背景和性格都差異巨大的人，他們的生命軌跡也許永遠不會交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改變了一切。但最先聽見這聲炮響的中國人，既不是孫中山也不是毛澤東，而是北洋政府的駐俄公使劉鏡人。1917年11月7日，劉鏡人給國內發回一封電報：“近俄內爭益烈，廣義派勢力益張，要求操政權，主和議，並以暴動相挾製。政府力弱，鎮壓為難，恐變在旦夕”。這是最早向國內傳遞的十月革命即將發生的信息。劉鏡人例行公事對北洋政府外交部進行情況報告，並不知道震撼整個20世紀的重大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發生。次日，劉鏡人再發一報：“廣義派聯合兵、工反抗政府，經新組之革命軍事會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經該會核準，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奪國庫，占車站,,現城內各機關盡歸革黨掌握，民間尚無騷擾情事”。這是最早向國內傳遞的十月革命已經發生的消息。劉鏡人的俄譯漢有些問題，布爾什維克本應譯為“多數派”，卻被他翻譯為“廣義派”，讓人看了有些摸不著頭腦。翻譯有些問題、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的這些電報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電訊不暢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員草草閱過，便被撂在一邊。北洋政府的外交當然是以各協約國的立場為立場，所做的決定也如出一 轍：拒絕承認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召回公使劉鏡人。無人想到劉鏡人發回來的很快被歸入檔案的電報，喻示著世界東方將要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中國共產黨麼？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會有毛澤東麼？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麼？如果不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孫中山、毛澤東的生命軌跡能夠相遇麼？曆史的奧妙，在於它可以包含無窮無盡的假設。曆史的冷峻，又在於它總把假設永遠置於假設。結論是明顯的：十月革命使中國奔騰運行的地火終於找到了突破口。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被那場俄國革命所促發的曆史合力推向一起。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國國民黨人和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未來走向，判斷卻截然不同。包括孫中山本人。
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估計判斷，集中體現於1923年初的《孫文越飛宣言》。這是一份國民黨人經常引用、共產黨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後來出現的國共分裂及共產國際以蘇聯利益為中心幹涉中國革命的傾向，都能從這份宣言的字裏行間發現陰影。越飛是老資格革命黨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亞伯拉罕維奇，克裏米亞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維也納編輯《真理報》，1917年十月革命時是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員的身份來華擔任全權大使，肩負